内容摘要：本文结合《一九八四》在中国大陆近70年的翻译出版史，分析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以此深化影响文学翻译的外部因素的认识。

關键词：《一九八四》 中国大陆 翻译出版 文化因素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离不开译入语国家文化因素的影响。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反映了特定社会以特定的方式突出其意识形态和操纵文学的功能。这种改写有利于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学式样，革新文学史和翻译史，造成一种文化的权力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许钧等，2009： 204）。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代表作《一九八四》被誉为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经典之一，其英文原著Nineteen Eighty-Four于1949年出版，随后被译为各大语种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但其中译本却迟至1979年才作为内部读物在中国大陆出版，到1988年该小说的中文译本才得以公开出版，随之逐步广为发行。那这期间有哪些文化因素影响了该作品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出版呢？

以下结合《一九八四》在各个时期的翻译出版情况，简要分析其背后文化因素的影响。

一.翻译出版空白期（1949-1978）

这一时期经历了建国初期和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Nineteen Eighty-Four出版后的30年间在中国大陆无中文译本。

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关系密切，“一边倒”外交政策引发了苏俄作品的翻译高潮，同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也决定了英美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汉译的相对低迷。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以意识形态而非文学性作为评判标准，是一种服从于政治外交需要的政治行为（滕梅，2009：97-112）。

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受极左思想压迫，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外，其他书籍被视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毒草”，多被禁止翻译、出版和销售（滕梅，2009：112-114）。因此，在这种极左的意识形态控制下，外国作品（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作品）被查禁，并被排斥在翻译引进的行列之外。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也不例外。

二.内部限行发行期（1979-1987）

20世纪70年代早期，周总理多次强调恢复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开始翻译一些外国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及联合国文件，翻译出版活动取得一定的进展（滕梅， 2009：112-114）。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以来，国家对文革时期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拨乱反正”，将“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政策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时期，极左意识形态得到了有效遏制，文化市场初步开放，西方国家的作品通过翻译得以大量涌入，有力促进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滕梅， 2014：35-36）。奥威尔这位“反苏反共”作家在国内已有解禁的松动，《一九八四》被视为“仇视人类的病态幻想的产物”，译介这些作品是为了知己知彼。因此，这一时期《一九八四》的中文译本先由内部刊物刊出，然后过渡到内部出版发行。

1979年4月15日，董乐山翻译的《1984年》首先由《国外作品选译》第四期刊载，连载三期刊完。该刊物是外文出版局研究室编印的《〈编译参考〉增刊》，限“内部发行”。1985年12月，董译《1984》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但只印了420册，限“内部发行”。直到此时，董乐山仍十分避讳奥威尔作品的“反共性质”。在译者序中，他仍称，“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他认为，“《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许卉艳，2011：166-168）

三.公开出版发行初期（1988-1998）

经过文革十年“精神饥荒”之后，中国逐步开始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开放国内文化市场。这一时期，我国出版企业开始转企改制，享有自主权。1988年6月，董乐山本译更名为《一九八四》，由花城出版社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公开出版。《一九八四》在 80年代末的公开出版和发行标志着奥威尔在中国大陆已全面解禁。此后，董译《一九八四》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再版，在学术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开放的同时，也对外国文化持警惕态度，出台了一些翻译审查条例，如《关于坚决控制出版外国惊险推理小说的紧急通知》（1982）、《关于对外文学图书翻译选题查看工作的暂行办法》（1986）等。因此，这一时期的译本较少，仍然只有董乐山一位译者、两个译本（含再版译本，不含其在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的译本）。

四.翻译出版小高峰（1999-2010）

这一时期，国家在出版领域内进行了体制改革，行业自律管理的行政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也陆续出台。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苏磊，2013， 37-38）。《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其第8条规定，“出版行业的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在出版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实行自律管理。” （李霄，2010，51-52）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奥威尔被认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反极权主义作家”。因此，《一九八四》不仅可以公开出版，而且越来越多的译者、出版企业参与到《一九八四》的翻译出版工作中来，出现了更多再版和新版《一九八四》的中文译本，共有8位译者、18个译本（含再版译本，不含在台湾出版的译本）。

在此期间，两大事件也间接引发了奥威尔研究及作品出版热潮。一是1999年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去世，二是2010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IQ84》在国内出版，作者自称该作品是向奥威尔《1984》致敬。

五.翻译出版稳定发展期（2011-2018）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外优秀文化“请进来”的战略部署，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中外文化彼此交融互鉴。这一时期，奥威尔被誉为新世纪以来的公共知识分子、世界经典作家、文学大师、文学批评家、文体大家，其作品关乎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国内外对奥威尔及其作品的解读也呈现多元化研究视角，完全摆脱了早期意识形态的桎梏，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繁荣局面（陈勇，2017：113）。

这一时期，《一九八四》的翻译出版在中国大陆迎来了稳定发展期，有41位译者（含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译委员），48个中文译本（含再版译本，不含在台湾出版的译本）。除了译本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有关该小说的分析和导读（如马祖琼，丁雅娟导读/注释）。

综上所述，《一九八四》的翻译出版在中国大陆经历了空白期、禁书期、限行发行期和公开出版期。这一历程离不开国内文化因素的影响，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更是中西文化交融全球化的发展结果。

虽然在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出现了“一边倒”外交政策和文化高压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限制了文艺领域的发展。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开放的、变化的大环境中创新发展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出版领域的文化体制改革使出版企业成为了市场主体，使译者和出版机构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采取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包容互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吸收和借鉴优秀的外国文化，为译介优秀的外国文学提供了更加自由的学术环境。这也就是，奥威尔的作品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大陆是禁书，而后出现“编译参考版”、内部发行，再到爭相翻译出版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陈勇.乔治·奥威尔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中国比较文学2017（3）：101-119.

[2]李霄.出版行业自律管理研究[D].武汉大学，2010.

[3]苏磊.论我国出版业的行政规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4]滕梅.1919年以来的中国翻译政策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97-114.

[5]滕梅.翻译政策研究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借鉴意义[J].中国翻译，2014（1）：35-36.

[6]许卉艳.奥威尔《一九八四》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J].名作欣赏，2011（5）： 166-168.

[7]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0：201-206.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全国高校外语学科科研项目：“奥威尔在中国的译介史”（项目编号：2018BJ0004B）成果之一

（作者介绍：许卉艳，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