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巴金与纪伯伦作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文学大家之一，他们通过“复仇者”形象描述封建社会的丑恶嘴脸，唤起人们挣脱枷锁进行反抗的灵魂。两位作家短篇小说中的“复仇”具有很多相似性和可比性。通过对作家复仇者形象的塑造的比较可以看出，两位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作家对复仇意识的异同。

关键词：巴金 纪伯伦 复仇者

一.引言

巴金作为“五四”的产儿，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就是通过写“复仇”来展现病态社会、封建旧家庭、传统意识给青年人带来的折磨与摧残，以及青年人是如何进行斗争的。巴金在《<激流>总序》里说：“几年前我流了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事实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一个悲剧。它是一个“搏斗”，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我认为他说得不错”。

纪伯伦是阿拉伯杰出文学家，他却在思想领域、文学领域和艺术领域有不凡的建树。他写了许多以复仇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向黑暗社会、腐朽的教会和愚昧的传统发起猛烈的攻击。通过小说主人公（复仇者）揭露了封建社会给下层人民带来的痛苦和苦难，同时赞扬了英雄主义的精神。

二.作家短篇小说中塑造“复仇者形象”不同

（一）巴金短篇小说中塑造“复仇者形象”

巴金笔下的复仇者，都是勇于同厄运抗争的血性男儿。生活的重压强化了他们抗击黑暗社会的信念。在巴金的《复仇》、《哑了的三角琴》等短篇小说可以看出是强烈的复仇欲促成了复仇者的性格和行为。本文会以《复仇》、《哑了的三角琴》、《一个女佣》为例来分析和研究巴金短篇小说中复仇者形象的特征。

《复仇》主要写了一位叫福尔恭席太因的犹太人，在反犹运动中妻子被军官希米特曹强奸，他找鲁登堡将军请愿后，却得到了更悲惨的结局。福尔恭席太因（复仇者）在失望痛苦到极致时，油然而生的复仇信念让他又有了活下去得信心。于是福尔恭席太因就不断努力地生活，找机会复仇，终于将希米特曹和鲁登堡将军杀死。

作者以医生说的“复仇就是幸福”这句话展开描写的，表现了在当时社会人们悲惨的生活和不公平的命运。[1]主人公从一个跟妻子过着幸福生活的杂货店小商人，到在黑暗社会压迫下变成了一个满腹仇恨的复仇者，当他满足了自己的复仇欲，他就覺得很生活无聊了，所以就自杀了。“从前因为有仇人在，有复仇的事待做，所以我能够历千辛万苦而活着。现在呢，生活没有了目标，复仇的幸福已经过去”[2]110。

《哑了的三角琴》主要写了小说主人公去西伯利亚的监狱收集囚歌，他在监狱里碰到了一个叫拉迪焦夫的犯人。这个犯人用斧头砍倒了正在教堂里举行婚礼的一对新人，原来是那富人抢走了那个原本属于他的新娘。拉迪焦夫在杀死仇人后并没有逃走，而是骁勇善战，并“丢了斧头让别人把他捉住”、“不说一句替自己辩护的话”、“也不要求减刑”[3]134。作者深深刻画了一个富有战斗色彩的英雄人物。

《一个女佣》主要写了一个有胆量的女人。她家乡里有一个土豪，时常压迫乡民，她拿了一支枪，对那个土豪连开了三枪。女佣在开枪打死仇敌土豪后，安详地对众人说：“你们亲眼看见我打死他，你们就把我捉起来，送到衙门里去罢，我不跑的”。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塑造的复仇者形象，是一个在封建社会压迫面前并没有贪生怕死，反而勇敢地抗争黑暗社会。复仇者的那种充满着复仇的精神和死亡意识，对劳苦大众的觉醒寄予热切期望。

（二）纪伯伦短篇小说中塑造“复仇者形象”

纪伯伦笔下的复仇者的叛逆体现在对教会虚伪、残酷的制度的批判，他们靠《圣经》和耶稣赋予的精神力量勇敢地反抗虚伪的牧师。虽然他们自己受到迫害，但他仍对未来充满希望。本文会以《痴癫约翰》、《叛教徒哈利勒》、《新婚的床》为例来分析和研究纪伯伦短篇小说中复仇者形象的特征。

《痴癫约翰》主要写了一个青年牧人约翰，他勇于反抗教堂中拥有强大势力的牧师，敢于揭露那些利用宗教对人们实行愚民政策的现实，对教会的揭露是大胆而又辛辣的。约翰偷偷阅读《圣经》，将《圣经》当作武器。他对教会牧师们高声喊道：“伪君子们，你们就这样嘲弄这部圣书中的教导！你们竟然利用生活中最神圣的东西散布生活的邪恶...你们总是屈从于你们贪欲的偶像”[4]168作者让主人公（约翰）的这种反抗最终失败了，他终日像疯人般游荡，自己也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和嘲笑，但他一直为那些受压迫的人民感到极其痛心，并对明天抱有信心。

《叛教徒哈利勒》主人公哈利勒是一位正直的青年修道士。他从小就给修道院放牛干活，经常看到修士们怎么欺诈百姓，巧取豪夺榨干穷苦人的最后一滴血，残酷的现实促使他觉醒，他起来揭露并反抗。他在强暴面前毫不畏惧，别人的嘲笑、院长的酷刑、族长的屠刀，都未能使他放弃反抗。当族长把哈利勒绑来作为凶恶的罪犯审判时，哈利勒也没有放弃反抗，反而勇敢地向人们说：“你们可听说过上帝对第一个人说：‘用你的额头汗水，换取你的面饼吃。阿巴斯谢赫却为什么吃用你们的额头汗水换来的面饼，喝掺着你们泪水的酒呢？”[5]103。作者在结尾营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社群，并给主人公安排了胜利的命运。在哈利勒的启发与号召下，被压迫、被欺骗的农民也行动起来，他们也不再服从族长的命令，以不流血的革命来反对那些篡权者。

《新婚的床》主要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女主人公莱伊拉真诚而热烈地爱着青年萨利姆，但她被迫嫁给一个她根本不喜欢的有钱人。在豪华的婚礼进行时，莱伊拉就用随身带着的匕首刺向爱人的胸膛，并且在她自杀之前高声宣布：“因为这个世界被你们用你们的传统弄得太狭窄，又被你们用你们的愚昧弄得太黑暗。”[6]53

《新婚的床》中女主人公是一个敢于反抗社会、用自己的鲜血大胆地冲破腐朽传统的反抗者。她通过杀死情人以及自杀来表示自己对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强烈反抗“这个世界已被你们的愚昧无知搅和得一团漆黑，被你们的污浊气息搞得臭气熏天。我们宁愿到天上去”[7]54。

作者所写的小说对教会牧师的腐败和蒙昧进行尖锐的批评，这篇小说也不例外。当“新娘的前胸紧紧贴着情郎的胸脯，新娘的血与情郎的血流在了一起，新娘的头靠在情郎的脖子上，情侣的双眼一直相互眷恋凝视着”的时候，用自己的教诲为婚礼编织花环的神父走上前来，粗声粗气地说：“伸向这两具沾染着罪恶和耻辱污血的手是该死的！为这两个魂已被魔鬼带往地狱的死人落泪的眼睛是该被诅咒的。就让萨杜姆的儿子和阿姆莱的女儿的尸体留在这被他俩的血污染的土地上吧！让野狗分食这两具尸体，让风把他俩的骨头扬掉！”[7]56因此，当《新婚的床》出版的时候，一些马龙教的神职人员开始批评纪伯伦，他们认为在《新婚的床》中，纪伯伦夸大和扭曲了牧师的现实情况。[9]

《瓦丽黛·哈尼》主要写女主人公大胆地冲破人们早已习惯、服从并维护的腐朽传统，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合，并认为只有这样的结合，在上帝眼中才是神圣的。她不是盲目性的行动，不是为了追求肉欲或是物质上的享受，而是在理性基础上对幸福、对爱情的追求。正如她所说的：“她的感情挣脱了腐朽的人间教规的桎梏，以便按照崇高的爱情法则来生活。”

在黑暗社会中，被封建传统束缚的人们会说：“人家会说，瓦丽黛·哈尼是一个不忠实的忘恩负义的女子，她水性杨花，……是一个淫荡的女子，她那污浊的手拆毁了宗教编织的神圣的婚姻花冠，却带上了一个用地狱的荆棘盘成的肮脏的草圈。”[10]14、15

《瓦麗黛·哈尼》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充满自信，敢于蔑视传统和法律的东方女子，她始终相信会有一天，岁月唤醒人们那黑暗心中的爱情“那时，过路人会在我的墓旁驻足，向我的坟墓致敬，说：‘沃尔黛·哈妮长眠此处。她的情感从人间的腐朽教规的奴役下解脱出来，以便按照崇高的爱情法律生活。她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太阳，以免看到自己的身影投落在骷髅与荆棘之间。”[11]22

三.结语

巴金与纪伯伦通过“复仇者”形象揭示出了封建社会给下层人民所带来的痛苦，但二者短篇小说中的复仇者形象却有差异之处，如巴金短篇小说中刻画的“复仇者形象”大多是以“憎恨”罪恶现实社会为内核的性格特质终于使他走上了复仇的道路，复仇者不仅把复仇视为天经地义的壮举，而且把它当作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复仇者总是把“抗争邪恶”与“牺牲自己”联系起来。

纪伯伦笔下的“复仇者形象”总是超脱世俗观念，一个人反对整个社会，有着比普通人更为深邃的洞察力。“复仇者形象”的叛逆体现在对教会虚伪、残酷的制度的批判，他们靠《圣经》和耶稣赋予的精神力量勇敢地反抗虚伪的牧师。复仇者在很多情况下，虽然他们自己受到迫害，但他仍对未来充满希望，他的斗争手段大多是言词上的痛斥、批判和揭露，他们是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化身。

参考文献

[1]冯英涛.多层叙述的艺术力量[J].宁夏社会科学报.2011.

[2][3]陈乃祥.巴金专集[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4][5][6][7][8][10][11]纪伯伦.叛逆的灵魂：小说.话剧[M].李唯中译者.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3.

[9]哈利勒·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M].马征译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

（作者介绍：MAHMOUD ASAAD，中文名：义天，埃及人，开罗大学中文系本科，北京大学对外汉语学院进修生，现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