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中国乒乓球队参加1953年第20届世锦赛，男女队分别进入世界乒乓球强队第一和第二阵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体坛掀起的一次高潮。以常理推断，自然是乘势而上，再会群雄。实际上，却是在取得好成绩后，缺席了第21届和第22届世锦赛，而后重返世界乒坛，参加了第23届世锦赛，引人注目地再取佳绩。此中缘由和故事耐人寻味。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乒联

1953年中国乒乓球队从罗马尼亚参加第20届世锦赛归来后，好消息接踵而至。4月28日，国际乒联名誉秘书长埃文斯函告中华体总：中国被接收为国际乒联正式会员。这是继1952年4月国际泳联、篮联和足联之后，新中国加入的第四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1953年6月8日，国际乒联通报，荣高棠已当选为国际乒联咨询委员会委员。

当时，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每年举行一次。因此，11月3日，筹办该届赛事的英国乒协致电中方，要求填报参赛选手表格。

此前，由于一桩微妙的事情，中国没有参加1953年9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1952年10月12日，亚洲乒联致函中方，接收中华体总为亚乒联会员。由此，中国派队参赛之路被打开。但外交部认为，新中国与日本尚未签署和平条约，从法理来说还没有结束战争状态，现在派队前往比赛“似甚不便”。中方遂复电拒绝。组织方再三邀请，荣高棠在1953年9月2日最后一次复电表示谢绝。

台湾却派出乒乓球选手，以“会友”身份参加了这届比赛。赛后，中华体总向亚乒联提出抗议。

这件事中露出一个复杂苗头。体总注意到，今后若有国际比赛，是否会出现大陆和台湾选手都参加的情况呢？

当时，国家体育事务由团中央体育部负责。该部于1953年9月3日请示：明年（1954年）第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在香港举行，如与台湾选手相遇，“我们又将采取何种措施，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由于涉及面较广，究竟如何处理？”一时未得答复。

最初方案，只派男队参赛，但出现争议

1953年11月6日，国家体总提出，拟派男女乒乓球队去伦敦参赛。

分管体育事务的政务院文教委答复，同意乒乓球男队前去，但是，“女子乒乓球代表队则不必派出”。后分析此事似有费解之处，由于年深岁久，文件记录不全，几经寻访，对为何不派女队参赛，当时的国家队选手也未能说清，只好付诸阙如，留待后人解题。

男队已获准出征第21届世锦赛，自然认真准备。1954年3月，由黄中任领队的中国男队名单排列就绪：教练员梁焯辉，队员姜永宁、冯国浩、杨开运、王传耀、岑淮光、傅其芳，共6人。

名列最后一名的傅其芳，1954年初刚从香港回到内地，是国家队最新成员。此前，他作为香港队主力选手参加195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香港队战胜日本队获得男团冠军。男单比赛中，傅其芳获得亚军。

1962年8月袁毛泽东会见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和教练遥右起院邱钟惠尧廖文挺尧庄则栋尧容国团曰左一为傅其芳

国际比赛成绩证明，香港男队是一支亚洲强队。此前，姜永宁归来代表中国队出赛，成绩显著。如果再从香港队引入一人，中国乒乓球男队的水平就会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个办法简捷易行，马上获得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批准。

有人提醒，傅其芳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贺龙不为所动，说：“只要他爱国，愿意回来，我贺龙就请他。引进人才必须不拘一格。”

傅其芳，1922年10月出生在浙江宁波，幼年丧父，家境清贫。他具有打乒乓球天赋，自学成才，青年时代就获得浙江省乒乓球公开赛男单冠军。不久他到上海一家钱庄，一边工作，一边在青年会苦练乒乓球。1939年，傅其芳获得上海公开赛男单第三名，与球友王友信、薛绪初组成“沪星队”，获得了上海俱乐部比赛男团冠军，有“沪江三剑客”之称。

新中国成立前，傅其芳到香港谋生，驰骋乒坛。当时他有一个不良之习，就是逛赌场，结果失手甚多。在商议是否引进傅其芳时有人汇报，说傅有些赌债在身。贺龙与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荣高棠商量，表态说：“他欠的钱，我们来还。”

有贺龙表态，加上姜永宁榜样在前，31岁的傅其芳回到内地，披上国家队战袍。他来得晚，排名男队最后一名，但出赛时肯定被列入主力阵容。加上此时的王传耀在乒坛崭露头角，中国男队整体实力明显提升。

代表团打算在3月10日左右出发，世锦赛前先到东德访问半个月，然后抵达伦敦参赛。拥有表决权的领队黄中和尹占春，将参加国际乒联会议。

体委拟提出中国举办乒乓球世锦赛

事实上，受到第20届乒乓球世锦赛的鼓舞，此次中方准备在第21届世锦赛期间举行的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提出，由新中国申办1957年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国家体委拟出了以中华体总名义提交的草案。草案中说，新中国成立以來，“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都获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就，体育运动也毫无例外。几年来，我们在国内举行了许多次各种运动的全国性比赛与地方性比赛，政府还拨出了相当的经费，修建体育运动场地与增添体育设备。到1957年，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沈阳、广州等地都将修建起现代化的可以容纳数千观众的体育馆”。

中华体总表示：中国将负责参加比赛委员会组织的全部代表及运动员在华活动的一切费用。

按照预案，在国际乒联大会上的发言由黄中完成。

情况变化，取消参加第21届世锦赛计划

然而，事情出现了变化。1954年2月，就是否派队参赛有了新的考虑或犹豫，主要顾虑在于，此次是去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香港归来的选手是否能够信任。

国家男队以刚刚归来的香港队员为主力，但此时美国和苏联对抗的冷战已全面拉开战幕。第20届世锦赛在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罗马尼亚举行，有足够的安全系数。第21届世锦赛在英国伦敦举行，当时香港由英国管辖，如果新来主力队员比赛期间离队而去怎么办，会引发什么样的国际影响。尽管姜永宁已经归国一年，且已参加了第20届世锦赛，对他的顾虑仍然没有完全打消，对刚刚归来的傅其芳的顾虑就更大了。

当时，对傅其芳能否参赛进行了协调，但最终没有实现。预定计划由此改变。临近出发的日子，中华体总电告国际乒联，中方决定不派队参加第21届世锦赛。

第21届世锦赛于1954年4月5日至14日在英国伦敦市西北部的温布利举行，在没有中国选手参赛的情况下，日本男女队均首次获得团体冠军，荻村伊智朗获得男单冠军，罗马尼亚选手罗齐亚努获得女单冠军。

互为映照的是，中国乒乓球队去英国参赛感到有所不便，而去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参赛之路仍然畅通。第12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于1954年8月1日至3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中国乒乓球队参赛，基本上是原先打算参加世锦赛的人马，傅其芳也在其中，还加上了王锡添。王是从澳门回到内地的好手。他们通过比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傅其芳获得男单第3名，王锡添获得第4名。

没有想到的是，缺席世乒赛的情况，1955年又重复了一次。

第22届世锦赛于1955年4月16日至24日在荷兰乌德勒支市举行。承办方荷兰乒协在1954年秋和中国乒协联系，要求填写报名表。

1954年11月，中国乒协致电荷兰乒协，告知中国准备参加第22届世锦赛。随后还电告国际乒联，中国乒乓球队拟顺访英国。

1955年1月，中国乒乓球队组成，领队黄中，新任中国乒协主席陈先为副领队，随队干事武岳松;教练员仍是梁焯辉，男选手是姜永宁、傅其芳、王锡添、王传耀、岑淮光5人;女队员孙梅英、邱钟惠、王建3人。

从名单上看，排在男子前3名的都是原先香港、澳门的主力选手。他们回内地代表中国参赛，是一种最为现成和便捷的方式，亦表现出新中国的向心力。

经多方协调，还是前次原因，有关方面仍不放心，国家体委只好再次放弃，遂缺席第22届世锦赛。

结果，在第22届世锦赛中，日本男队再获团体冠军，田中利明获得男单冠军，稳固了在世界乒坛排头的位置。团体亚军是捷克斯洛伐克队，季军是英格兰队、匈牙利队。

罗马尼亚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亚军是日本队，季军是英格兰队。男双冠军由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德里亚迪斯和斯蒂佩克获得，女单冠军还是罗马尼亚的罗齐亚努，她还和同伴泽勒尔获女双冠军，混双冠军是匈牙利的雪伯希（男）和高基安（女）。

时隔60多年后来看，放弃参加1954年、1955年举行的第21届和第22届世锦赛，并非上佳选择，此举延缓了中国乒乓球选手挺进世界乒坛的步伐，还使刚从香港、澳门归来的优秀选手深受伤害，这是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

预设目标：第23届世锦赛男队保六争五，女单进前五

缺席1954年和1955年两届世锦赛后的1956年春天，中国男女乒乓球队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23届世锦赛。

由于前两届缺席，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评级降为一级队最后一名，即第12名，女队则失去排名。

一切从头再来，中方参加第23届世锦赛成绩预期是：男团进前6名，争取第5名甚至第4名;男子单打进入前10名，女子单打争取进入前5名。

国家队于1956年2月4日开始集训，3月15日离开北京，先后到上海、广州打几场比赛，然后经香港前往东京。

1956年3月28日傍晚，以荣高棠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在春雨蒙蒙的东京机场降落，成为第一支到日本参赛的新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方教练梁焯辉，男选手姜永宁、王传耀、岑淮光、胡炳权、郭毅萍、梁玉海、蔡明枢、杨瑞华、庄家富。女选手是孙梅英、邱钟惠、张逸倩。

据男选手庄家富回忆，当时中日两国没有建交，选手们对前去日本心存紧张。然而一走出候机大厅，就看到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和日本乒协负责人在前迎候，身后是包括世锦赛男单冠军获得者田中利明、荻村伊智朗在内的日本乒乓球队全体成员，还有众多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共300多人。热情的日本朋友向每位中国来客献上一大束鲜花，清香扑鼻。这些友好人士外围，则密布警察和便衣，气氛决然不同。

4月2日下午，比赛开始，中国队身着紫红色运动衣入场。

这次比赛有36个国家的365名选手参加。中国男队首场对当时的强队南越队——曾获亚洲锦标赛男团冠军，其选手梅文和是1955年亚锦赛男单冠军，全队防守相当稳健。

中国队采取主动进攻战术，由王传耀、岑淮光、姜永宁出战。岑淮光打头阵，很快战胜梅文和，中国队随即以5∶1取胜。接下来的第二场比赛下午5时开始，对手是美国队。这场马拉松式比赛打了4个多小时，中国队最终以5∶4险胜。

中方非常重视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紧张。前3盘3∶3打平，第7盘双方主力对决，姜永宁面对横拍右攻左削打法的美国选手赫许柯维茨，一分球往往要打上七八个回合才见分晓。姜永宁常常左右奔跑，救起看来似乎没有希望救到的球，最后获胜。他一人独得3分，为球队立下汗馬功劳。他还在男团比赛中，以2∶1战胜第16届世锦赛冠军、英国选手李奇。

回国后，贺龙接见中国乒乓球队，表扬姜永宁的顽强作风。这时正好赶上运动队评定工资级别，姜永宁被评为唯一一名工资一级的运动员。

中国女队以2∶3负于美国队。令人惋惜的是初出茅庐的邱钟惠以1∶2负于年长她20岁的美国老将、前世界冠军纽伯格。然而，正是这位纽伯格女士，在1971年的“乒乓外交”中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乒坛老将，此为后话。

东京赛场，男队以5∶3胜韩国队，随后负于英国队和捷克斯洛伐克队。赛后，中国男队由原来的一级队第12名上升为一级队第6名，保住了预期线。中国女队4胜5负，在参赛女子队中名列第6。世界排名由最早的二级队第2名升为一级队第11名。中国男女队双双进入世界乒坛第一阵营。

女单成绩进入前8名，却有一颗新星从天际划了出来，她就是1955年全國乒赛女单冠军、时年20岁的邱钟惠。集训开始，邱钟惠突感右腹部剧烈疼痛，医生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刻手术。她被送入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今北京友谊医院）手术。手术仅15分钟就结束了，没想到术后伤口久久不愈合，肿胀疼痛不止。教练、领队和医院负责人都为之焦急，由主持医务工作的苏联医生做了第二次手术，以帮助伤口愈合，效果仍不明显。

临近出发，乒乓球队上下更加焦急，最后向体委主任贺龙汇报。贺龙得知后传下话来，要医院竭尽全力，使邱钟惠的伤口尽快愈合，保证按期参赛！

邱钟惠听到贺龙叮嘱后激动不已，暗暗要求自己，即使忍受再大的痛苦，也要配合医生治疗。

医生也拿出新方案，由护士用一枚长针带纱布在伤口上来回扯动，引出并清除脓液。针带纱布牵扯引起刀割似的疼痛，邱钟惠疼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但为了争取伤口早日愈合，她甘愿忍受。

邱钟惠的伤口在开赛前两周基本愈合。她不顾医生劝阻，强忍伤痛投入训练。到赛前一周，伤口完全愈合。

在女单比赛16进8的争夺中，邱钟惠使用没有贴胶皮的光海绵球拍对阵日本一号选手渡边妃生子。开始曾以2∶1领先，第4局又以17∶13领先，此时对手追了上来，反败为胜。然而邱钟惠在伤口方愈的情况下奋力比赛，归国后也和姜永宁一样受到了表扬。

单项上的中国男女选手没有获得预期成绩，但和世界强手厮杀的场面已多次出现。庄家富回忆：这届比赛，中国选手的直拍攻球明显进步，又快又狠，威胁大。外国强手大吃一惊，感到了潜在威胁。中方选手的缺点是命中率低，结果得势不得分。

乒乓球队归国后总结，认为击球准确性低招致失误，是影响此次成绩的一大因素。比赛表明，乒乓球技战术离开了准确即无价值可言，失误常常意味着丢分。己方失误，对方往往直接得分。

讨论中有一种意见是，我们应该打得更快更凶。不同意见则指出，比赛和训练都表明，动作太快了往往打不准。

也有人主张，干脆模仿日本，以大动作或者放慢速度来加强准确性。讨论的最后结论是：这样不行，因为一旦球速偏慢，会给对手造成进攻机会而失分。

通过充分讨论，中国教练组逐渐统一认识，提出“在快速的前提下，加强有一定力量的准确性训练”。这个看法得到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的认可，在最后总结时拍板：光强调快和狠还不够，必须要准确。

此后，中国乒乓球队将提高进攻命中率作为重要训练内容，为直拍打法的“快、准、狠”风格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23届世锦赛的重大收获。

徘徊两年，中国乒乓球队回归世界乒坛大家庭，巩固了原有强势地位，推动了竞技水平的提高和国内乒乓球运动的普及，对中国乒乓球运动有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此后，中国乒乓球队向乒乓球运动的巅峰发起了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