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义　王燕　赵晓松

摘要：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其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的数据，构建的反映企业真实感受的营商环境与企业信心测度指标，运用最小二乘法、中介效应模型与分组回归等估计策略，实证分析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的路径考察表明，优化营商环境显著提振企业信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在我国，外商控股、无政治关联、非出口、非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企业家特征为更年轻的男性时，其对营商环境更为敏感;企业对七大维度上营商环境的敏感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对投资优惠政策的公平性最敏感，其次是财税补贴的透明性、产权的保护程度以及政府公共服务的及时性，其他方面则相对较弱。本文首次从企业信心这一独特视角，研究了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营商环境;企业信心;企业高质量发展;中介效应;中国企业综合调查

一、 引言

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涉及与企业成立及经营决策有关的所有外在激励约束条件。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优劣程度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招商引资的多寡，对经济发展状况、财税收入、社会就业情况等存在重要影响（Acemoglu et al.，2001;樊纲等，2011;林涛和魏下海，2020）。长期以来，尤其是自2013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优化工作，从各个方面采取了大量的改革措施，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2019年10月22日，国务院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该条例确立了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基本制度规范，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奠定了基础。2019年10月24日，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该报告显示：由于“大力推进改革议程”，我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排名继2018年大幅提升32位后，2019年又跃升15位，升至全球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经济活力、创新力和质量竞争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根本途径。但当前阶段，产业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在原有的技术轨道上，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在新产品的导入期就将价值链低端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赶超-落后-再赶超”的循环怪圈（徐现祥等，2018）。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接近1万美元（9732美元），距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约有2100美元的距离，我国能否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尚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由于各国贸易摩擦升级等原因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当代产业变革与我国经济转型呈现历史性交汇。我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从国际经验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少，甚至已跨过高收入门槛又退回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也不乏先例。其主要原因为：从经济增长来看，一国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增长的新动力;从发展的环境来看，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一国陷入频繁的政权更迭和持续的政治动荡之中（Aiyar， et al.，2018）。這两点是发展质量不高的主要表现，甚至可以说，发展质量不高和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可是，虽然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的论断已成共识，但对于优化营商环境是否会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如何影响的问题，以往研究很少获得过基于一线的企业调查数据的直接实证支持。因为要回答以上问题，现实中长期存在着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虽然服务型政府一直是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后者也在持续地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邓悦等，2019），并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其提升全球治理参与能力和精准化管理水平的重要突破口，但以往对营商环境的测度（如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项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以及国内的市场化指数等）往往要么忽视各国国情的差异及其复杂性，要么忽视营商环境附带的“服务产品”特性。实际上，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营商环境的测度，既要基于各国的特殊国情，又要兼顾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尤其是要把企业的真实感受和主观评价纳入进去。

与此同时，信心作为经济主体对其行为成功及相应事物的发展演化犹如预判的信任程度，表现为对实现其行为任务目标成败的外在感知、情绪反应、外在意识。“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是我国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反复提到的一句话。党和政府之所以十分重视信心的作用，源于信心是影响经济活动变化的重要变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信心对经济增长、金融系统稳定、企业决策等均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对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具着显著的巩固与促进作用（Keynes，2018）。那么，不由得不出现这么一个疑问？企业信心是否会在优化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其中，实证上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直接测度企业信心的微观调查数据很少见。

纵观既有文献，基于一线的企业调查数据（尤其是直接反映企业真实感受的营商环境与企业信心测度指标）的缺乏，使得目前为止关于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尤其是营商环境通过企业信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几乎为空白，这恰恰为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hina Enterprise General Survey，简称CEGS）的数据进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该调查收集了受访企业在基本特征、营商环境、企业信心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大量数据信息，能够实现企业基本特征、营商环境、企业信心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数据的精确匹配，从数据的逻辑一致性上看，符合本文研究营商环境、企业信心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要求。

文章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框架与研究设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中间路径进行理论分析与阐述，并提出文章的研究设想;第三部分是模型构建，构建本文实证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并对文中所用到核心变量的测度方法进行介绍;第四部分是数据说明与描述性分析，基于2018年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的数据对当前阶段我国营商环境的状况以及其与企业信心、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初步的统计考察;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给出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中间路径考察的实证结果，并进行相关经济意义上的解释;第六部分是营商环境影响企业信心的异质性分析，针对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影响的异质性进行着重分析;最后是研究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设想

针对营商环境通过企业信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首先必须明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容以及影响这些内容的要素;其次是信心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然后是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影响;最后在营商环境、企业信心与高质量发展的递层关系中发现企业信心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可能的中间路径作用。不过，鉴于作为路径中后一部分的信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面效应基本上已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作为路径中前一部分的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影响则成为了本文研究的重点，这些影响在不同方面是否呈现不同特征值得关注。

（一）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容及其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4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凸显。在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长期存在、产品长期处在价值链低端等现实困境;在创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核心基础技术创新“空心化”、专利轻质重量以及创新转化率不高等现实困境（余泳泽和胡山，2018）。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向发达国家的过渡，大都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实现基本经济结构和生产方法的有序转变，使国民经济走向迅速发展的坦途（Rostow，1959）。但所谓“迅速发展”，不仅有数量快速增长的内容，也包括对发展质量的持续改进。进入新时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能继续依赖传统要素投入数量和成本优势，必须转变新的发展动能，以提高产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陈锡稳，2020）。

微观主体有活力，高质量发展才有源头活水。部分学者对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过考察，主要体现在企业所处宏观经济环境与企业自身微观特征两个方面。其中，前者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治理。政府治理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企业发展质量，如降低投资水平，导致政治不稳定，降低了人力资本的水平和私人投资的份额等（Asongu and Nwachukwu，2017）。2.财税政策。企业社保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结构和管理水平是社保投入作用于生产率的重要渠道（邓悦等，2018）;构建质量强国财税政策体系的关键是形成对企业质量水平提升的要素激励，对进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本激励和对完善市场机制的效率激励（闫坤和张鹏，2019）。3.市场结构。上游垄断对企业质量升级的作用取决于垄断的成因以及下游的竞争程度，由政府保护所形成的垄断明显不利于企业质量升级，由企业自身的高效率所导致的垄断对下游企业质量升级的作用与下游竞争程度有关（王永进和施炳展，2014）。4.市场需求。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等举措能有效推进国民需求结构的升级，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协同效应，最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李世刚等，2018）。5.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发展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有益于出口企业质量提升（Asteriou and Spanos，2019）。

后者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年龄。新进入企业总是能够将当时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组织制度“物化”在企业的物质和组织资本中，存续企业则能通过“干中学”而提升其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周黎安等，2007）。2.产权性质。当创新和控制成本的动机很强时，私有制一般应优先于公有制，私营和外资性质企业对中国出口质量增长产生重要正向贡献（Shleifer，1998）。3.产业集聚。产业集聚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固定成本投入效率，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促进行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苏丹妮等，2018）。4.对外经济关系。贸易开放不仅通过贸易成本下降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而且给中间产品部门带来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进而激励着发展中国家的模仿活动和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殷德生等，2011）。5.管理实践。管理实践的好坏是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程虹，2018）。

（二）信心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1. 信心对企业经济活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信心既包括理性因素也包括非理性因素，主要是经济主体综合了各种经济信息后的一种综合判断（Barsky，2012）。实际上，信心会对企业经济产生根本性影响，当处于某一特定的宏观经济条件下，乐观的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往往是高收益和低风险，表现为企业信心较高，相应的投资量越大;而悲观的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往往是低收益和高风险，表现为企业信心较低，相应的投资量越小（Heaton，2002）。不过，过度自信也可能是企业投资扭曲的原因，过于自信的经理人会高估投资项目的回报，在拥有充足的内部资金时过度投资;而在需要外部融资时却削减投资（Malmendier and Tate，2005）。信心也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能够降低企业的风险感知和提高企业的风险接受度，减弱资源匮乏和技术能力低下对创新绩效的消极影响（于海云等，2013）。

2. 影響企业信心的关键要素

很多学者对影响企业信心的因素进行过考察，丰富了人们对企业信心的认识。信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现状了解的基础之上（Verhees et al.，2010），企业内部“干中学”的强化作用有助于触发企业对新信息产生有价值的认知，使其对机会有了更深层次的甄别。人的信心会受到年龄、教育、经验等个人特征方面的影响。比如，相对于年龄较小的管理者，年龄较大的管理者在做决策时会收集更多的信息，花费更长时间，减少在决策时所产生的判断偏差，从而对自己的决策更有信心（Forbes，2005）。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可能从正反两方面来收集有关决策信息，以尽可能增强决策的科学性，相应地对自己的决策也更有信心（Lichtenstein and Fischhoff，1977）。随着经验的增多，人们会不断修正决策误差，对自己决策的信心也更强（Heath and Tversky，1991）。除了个人特征之外，在经济遭遇较强外部冲击时，以支出扩张为主的需求管理可以提振市场信心，且市场信心恢复会放大财政政策乘数效应（李永友，2012）。

（三）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影响

营商环境通过协助企业解决其成立及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方面各种困难而增加企业信心，包括但不限于几个方面：

1.金融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增强企业信心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主和其公司在外部融资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对于面临着融资约束的企业而言，获得银行贷款无疑可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助力，提高企业的再投资比例（蔡卫星和高明华，2013;林涛和魏下海，2020）。

2.司法公正有利于增强企业信心

司法公正可以有效地确定规则，降低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转型经济中的制度缺陷（如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制环境的不足）会使企业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面临更大的风险，限制企业的发展（Porta et al.，1998）。

3.政府支持有利于增强企业信心

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不仅直接为企业发展带来实际的收益，同时也表明了政府的一种态度，政府会和企业真正站在一起，可以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蔡卫星和高明华，2013）。政府通过提供的基础设施的公共品性质会使其对私人资本具有溢出效应，对提高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成本等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很多比较中国和印度发展的文献将基础设施差异视为中印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源泉（张军等，2007）。

（四）本文的研究设想

1. 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关系

参考以往研究文献，我们认为，既然营商环境通过协助企业解决其成立及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方面的各种困难而增加企业信心，同时信心对企业经济活动（如投资与创新等）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在“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的国情大背景下，企业信心是否可能是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地，营商环境通过企业信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否可能大致遵循以下逻辑：优化营商环境→企业信心获得提振→企业高质量发展状况获得改善。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前后的两个环节：一是优化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提振作用，也即：企业所面临的营商环境越好时，企业信心的状况越好（越乐观），反之则差（越悲观）;二是企业信心提振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改善作用，也即：企业信心的状况越好（越乐观）时，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状况越好（明显）;反之，则越差（不明显）。当然，除了经由企业信心这条中间路径外，也可能存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其他路径。基于以上研究设想，营商环境通过企业信心及其他路径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关系见图1。

2. 营商环境影响企业信心的异质性

不同的企业（抑或企业家）在所面临的要素资源禀赋、激勵约束机制、形成的历史条件或者受政策环境约束的程度等方面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其在面对相同的营商环境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影响是否会在不同企业（产权性质、是否出口、是否为高新技术等）或者企业家特征（性别、年龄、有无政治关联等）上呈现出不同特征（或者说异质性）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享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获取政府采购以及融资环境上差异显著，男性企业家可能更具有冒险精神和乐观倾向，但在针对政府或社会资源的公关能力上可能稍逊色于女性，年龄越大的企业家经验和社会资本状况可能更好，大部分内资企业（包括国有与私营）或者港澳台商企业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更了解我国国内市场活动的各种隐性规则，出口企业可能具有更大的国外市场选择机会以对冲国内市场风险，高新技术企业可能更多地受到国家的重点保护，等等。另外，营商环境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同的维度体现着不同的内容，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影响是否在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差异？也是另一个重要研究问题。

3. 本文实证研究的问题

根据既有研究文献以及以上诸多分析，本文实证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影响，也即：营商环境越好（差）时，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状况是否越好（差）？第二，营商环境通过企业信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考察。具体而言，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否有助于提振企业信心，也就是说，营商环境越好（差）时，企业信心的状况是否越好（差）;二是企业信心的提振是否有助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状况的改善，也即：企业信心的状况改善（恶化）时，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状况是否更好（差）？第三，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影响是否在企业特征（企业产权性质、是否出口、是否高新技术）以及企业家特征（企业家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是否有政治关联）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如果存在，异质性的情况如何？第四，不同维度上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如果存在，异质性的情况如何？

本文与以往研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突破以往多基于国家或地区等宏观层面测度营商环境的方法，将研究视角直接聚焦到企业这一更能客观反映营商环境真实状况的受体对象，有助于加深对营商环境的认识;第二，基于企业信心这一独特的微观视角，研究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试图开拓出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条新渠道，同时着重分析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影响的异质性，也可以丰富对企业信心的认识;第三，使用的数据为新近的一线企业调查数据，具备充分的研究时效性，具有很好的实践指导价值。

其中，各变量的定义同模型（1）和模型（2）。本部分主要关注的是congfidenceij和BE_scoreij的回归系数β2和β1;如果前者显著为正（负），则意味着提振企业信心促进（阻碍）企业高质量发展;如果后者显著为正（负），则意味着优化营商环境除了通过企业信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外，还存在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其他正向（负向）路径。

4. 中间路径的效果分析。以上三个模型中，如果模型（2）中的回归系数β1与模型（3）中的回归系数β2均显著不为零，则说明企业信心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显著的中间路径作用（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如果模型（3）中的回归系数β1显著不为零，则说明优化营商环境除了通过企业信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外，还存在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其他路径。

（二）营商环境的测度

就目前而言，对营商环境最具影响力的测度是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项目”构建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能够从微观角度反映企业在进行经营活动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较好地研究企业行为与制度质量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该指标体系需具备在各国比较中的普适性，在一定程度上，一些指标并没有能够完全反映出各国营商环境的实际情况。比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企业经营发展的土壤，尤其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和具体情况差异显著（万华林和陈信元，2010）。部分学者对构建我国区域的市场化和区域营商环境评价进行了一些探索（樊纲等，2011）。政府支持、信贷获取、司法公正和基础设施等外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尤受关注（Accemoglu et al.，2001;樊纲等，2011）。在测度上，本文采用来自2018年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数据，参照以往研究构建的营商环境得分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涵盖了企业对其所在地区投资优惠政策的公平性、财税补贴的透明性、司法诉讼的公正性、行政收费的规范性、产权的保护程度、政府公共服务的及时性以及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七大维度真实感受的主观评价，其中，针对整体层面的营商环境综合得分通过对以上七个方面加总后平均而获得，这些指标能够较为全面测度企业所面临的真实营商环境状况。营商环境各变量的定义及说明，见表1。

（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

以往研究表明，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当政府的政策工具是要素投入时，经济增长目标与经济发展质量负相关，经济增长目标侵蚀经济发展质量;当政策工具是技术进步或创新驱动时，两者正相关，可以同时提高（徐现祥等，2018）。与此同时，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有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即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质量发展战略目标（金碚，2018）。可见，创新与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创新行为与质量行为两个方面对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衡量。具体而言，第一，参考陈劲和陈钰芬（2006）的研究，以“2017年企业是否进行产品创新”与“2017年企业是否进行工艺创新”作为对企业创新行为的衡量;第二，雖然近些年来国际贸易研究中已就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进行过多方探讨（Schott，2004;Hallak and Schott，2011;魏伟等，2018），但这些研究均很少从企业质量行为的微观视角就企业质量提升的内在机理进行剖析，很难反映企业供给侧质量能力的实际状况。本文采用2018年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参照以往研究所形成的质量行为调查中“近3年来企业质量投入是否明显增加”“企业相比同行业竞争对手追求卓越愿景的程度”“企业相比同行业竞争对手对质量的整体投入强度”“企业相比同行业竞争对手追踪与满足客户需求的时间投入程度”作为对企业质量行为的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各变量的定义及说明，见表2。

（四）企业信心的测度

对企业信心的测度方面，以往研究往往基于统计调查获取企业预期的定性测度，并运用统计方法转换为定量指标（Carlson and Parkin， 1975）。其中，Verhees et al.（2010）研究小型创新型企业的业绩预期问题，指出此类企业的预期形成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企业现状评价基础之上。但在利用调查数据研究企业预期形成过程的文献中，也观察到了许多企业预期偏误现象（Bachmann and Elstner， 2015）。事实上，现实中经济主体的心理活动复杂且难以刻画，一种处理方法是采用调查方法来询问经济行为主体对种种经济问题的看法，诱导经济行为主体暴露其心理状态（肖争艳和陈彦斌，2006）。本文采用来自2018年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的数据，参考以往方法创造性地通过调查企业对其销售收入接下来几年的预期情况，来了解企业对未来的信心状况。调查中，除了了解企业对未来的定性阐述外，还收集企业对访谈期一年后（2019 年）在最低、较低、中等、较高与最高等五种情形下的销售收入数据及其可能性做出定量回答，不仅可以获得预期销售收入均值水平，还可获得预期的稳定性状况，能够很好地来了解企业的乐观或悲观程度。企业信心各变量的定义及说明，见表3。

（五）其他相关变量的选择

以往研究文献表明，影响企业信心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较多，鉴于详实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在控制行业固定效应以及其他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考察营商环境通过企业信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到的行业是按照行业之间的相似性、同时考虑到不致造成各行业样本量之间悬殊过大，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2017）》中对制造业企业进行行业划分的大类（包括13～43大类）为基准，进一步聚类为食品、纺织与皮革、化工、非金属加工、金属加工、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以及其他类型等八个类别。除了行业的固定效应外，本文所用到的控制变量主要涉及企业特征与企业家特征两个方面，其中，前者主要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产权性质、是否在开发区、是否出口以及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等，后者主要包括企业家性别、年龄、学历背景以及是否有政治关联等。其他各变量的定义及说明，见表4。

四、数据说明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2018年由武汉大学主导采集的第三轮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该调查第一轮于2015年在广东省的20个区县首次正式展开，第二轮于2016 年拓展至中部的湖北省（两省，合计39个区县），2018 年进一步拓展至东部的江苏省、西部的四川省以及东北的吉林省（五省，合计102个县区），有效覆盖了我国“东、南、西、北、中”五个代表性的不同区域，能较为全面地反映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整体状况。在样本的选取上，参与调查的企业均从登记注册的制造业企业名单中，按照以就业人数为权重的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抽样方法，在省内随机地选择区县和在各区县内随机地选择企业而产生。从有效样本量上看，该调查有效覆盖到两千余家企业，较大的样本量可以保证统计结论的稳健性。其中，在地区分布上，江苏、广东、四川、吉林与湖北的企业占比分别为14.60%、23.95%、18.27%、20.13%和23.05%;在行业分布上，食品、纺织与皮革、化工、非金属加工、金属加工、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及其他类型的企业占比分别为10.58%、13.29%、7.57%、13.44%、5.97%、23.32%、13.14%和12.69%;在产权性质上，国有控股、民营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及外商控股的企业占比分别为7.71%、77.45%、8.39%和6.44%。其他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5。

（二）企业营商环境的状况

以上表5的结果显示，在本文所使用的企业样本中，企业营商环境综合得分平均为70.40，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低水平，这与当前我国处于发展中大国的阶段性事实是基本相符的，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图2进一步给出了企业营商环境综合得分的分布情况。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劣质“长尾”的现象（营商环境评价综合得分<40），劣质“长尾”的部分占全部样本企业的比重达到8.44%，这些“糟糕”部分的存在拉低我国企业整体营商环境水平。图3进一步给出了企业在七大维度上营商环境的异质性情况。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在七大维度上的营商环境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由高到低，依次是“行政收费的规范性”“产权的保护程度”“司法诉讼的公正性”“政府公共服务的及时性”“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财税补贴的透明性”“投资优惠政策的公平性”，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企业高质量发展在营商环境上的异质性

图4与图5给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创新行为与质量行为在营商环境上的异质性情况。结果表明，企业创新行为与质量行为在营商环境均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具体而言，在本文所使用的企业样本中，按二分位值划分，在营商环境为较差与较好的不同组别中，相比于营商环境较差，营商环境较好时进行产品创新或进行工业创新的企业占比均更高;同时，近三年来质量投入明显增加的企业占比、企业追求卓越愿景的程度、对质量的整体投入强度和追踪与满足客户需求的程度也更高。这些说明，不管是创新行为，还是质量行为，营商环境越好时，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状况越好，营商环境的优化很可能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

（四）企业信心在营商环境上的异质性

图6与图7给出了企业信心在营商环境上的异质性情况。结果表明，在本文所使用的企业样本中，按二分位值划分，在营商环境较差与较好的不同组别中，相比2017年，预期销售收入上升的企业占比分别为65.56%和68.24%，后者比前者高出2.68%;预期销售收入上升的幅度分别平均为17.51%和18.24%，后者比前者高出0.74%。这些说明，营商环境越好时，企业在销售收入上的预期越乐观，预期规模上升的幅度也越大，营商环境的优化很可能是提振企业信心的重要原因。

（五）小结

如图4与图5、图6与图7的结果显示，企业高质量发展在营商环境上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同时企业信心在营商环境上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营商环境的优化很可能是提振企业信心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那么，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假设，在实证上，企业信心是否是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中间路径，换句话说，优化营商环境是否通过提振企业信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来进行细致检验的问题。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影响

表6给出了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优化营商环境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第1列的结果显示，在至少1%的水平上，营商环境提升1个标准差，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的概率将提高约4.1%;第2列的结果显示，在至少1%的水平上，营商环境提升1个标准差，企业进行工艺创新的概率将提高约2.9%;第3列的结果显示，在至少1%的水平上，营商环境提升1个标准差，企业近三年来质量投入明显增加的概率将提高约4.3%;第4列的结果显示，在至少1%的水平上，营商环境提升1个标准差，企业追求卓越愿景的程度将提高0.185个标准差;第5列的结果显示，在至少1%的水平上，营商环境提升1个标准差，企业对质量的整体投入强度将提高0.109个标准差;第6列的结果显示，在至少1%的水平上，营商环境提升1个标准差，企业追踪与满足客户需求的程度将提高0.102个标准差。可见，不管是创新行为，还是质量行为，营商环境的优化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前文研究设想中的问题1获得证实。

（二）营商环境通过企业信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考察

表7给出了营商环境通过企业信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考察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优化营商环境显著提振企业信心。第1列的结果显示，在至少5%的水平上，营商环境提升1个标准差，预期销售收入会上升的概率将上升约2.6%。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管是创新行为，还是质量行为，提振企业信心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第2列的结果显示，在至少1%的水平上，相比于预期销售收入不会上升，预期销售收入会上升时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的概率将提高约10.4%;第3列的结果显示，在至少1%的水平上，相比于预期销售收入不会上升，预期销售收入会上升时企业进行工艺创新的概率将提高约8.6%;第4列的结果显示，在至少1%的水平上，相比于预期销售收入不会上升，预期销售收入会上升时企业质量投入明显增加的概率将提高约9.9%;第5列的结果显示，在至少1%的水平上，相比于预期销售收入不會上升，预期销售收入会上升时企业追求卓越愿景的程度将提高约0.203个标准差;第6列的结果显示，在至少5%的水平上，相比于预期销售收入不会上升，预期销售收入会上升时企业对质量的整体投入强度将提高约0.129个标准差;第7列的结果显示，在至少5%的水平上，相比于预期销售收入不会上升，预期销售收入会上升时企业对质量的整体投入强度将提高约0.136个标准差。综合以上两方面的结果，依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与Baron and Kenny（1986）提出的逐步检验法，可以得出，不管是创新行为，还是质量行为，优化营商环境显著通过企业信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前文研究设想中的问题2获得证实。与此同时，第2列至第7列的结果还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除去企业信心的作用之后，优化营商环境还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行为与质量行为的改善。可见，除了通过企业信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之外，营商环境还存在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其他途径。

六、营商环境影响企业信心的异质性分析

（一）在企业产权性质与政治关联上的异质性

表8给出了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影响在产权性质与政治关联上异质性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影响在产权性质与政治关联上均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具体而言，在外商控股或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上较为显著，其他则不明显，前文研究设想中的问题3获得部分证实。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相对于国有控股、民营控股或港澳台商控股以及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外商控股或无政治关联的企业由于在收集和利用国内市场信息（包括要素市场或产品产品）上存在信息劣势，或者由于缺乏足够的针对政府资源的公关能力或途径，或者更不了解国内市场活动（或官场）的各种隐性规则，在面对涉及企业成立及经营决策有关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的问题时比较被动，导致其对营商环境更为敏感。

（二）在是否出口、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家不同性别以及不同年龄上的异质性

表9给出了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影响在是否出口、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家不同性别以及不同年龄的企业上异质性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影响在是否出口、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家不同性别以及不同年龄的企业上均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具体而言，在非出口、非高新技术、企业家为男性或年龄偏小的企业上较为显著，其他则不明显。至此，结合表8，前文研究设想中的问题3获得全部证实。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对冲国内市场（或政策）的风险，当前阶段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受国家重点保护的对象，其本身受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较小，女性企业家相比于男性企业家具有更强的公关能力，年龄较大的企业家具有较好的人际关系网冲政策影响，以上这些因素导致这些企业对营商环境较不敏感;相反，其他类型的企业则敏感。

（三）在七大维度营商环境上的异质性

表10给出了七大维度上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七大维度上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具体而言，企业对投资优惠政策的公平性最敏感，其次是财税补贴的透明性、产权的保护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的及时性，其他方面则相对较弱，前文研究设想中的问题4获得证实。可见，当前阶段，我国企业对不同内容营商环境的敏感程度是有所区别的，在投资优惠政策的公平性上最为突出，其次是财税补贴的透明性、产权的保护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的及时性，其他方面则相对较弱，这将为我国营商环境下一步的改革指明方向。

七、结论与建议

经过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其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经济活力、创新力和质量竞争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根本途径。微观层面，信心是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在企业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及时且有效地稳定和提振企业信心，对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经济形势比较困难时，采取各种措施，提振企业信心成为各国政策当局的共同选择。与此同时，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其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优化工作，从各个方面采取了大量的改革措施，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但无论宏观层面规划以及政策如何调整，有一点始终是最关键的，那就是“微观主体有活力，高质量发展才有源头活水”。

本文在以往研究及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营商环境通过企业信心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可能遵循以下逻辑：优化营商环境→企业信心获得提振→企业高质量发展状况获得改善。具体而言，包括前后关联的两个环节：一是优化营商环境对企业信心的提振作用;二是企业信心提振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改善作用。与此同时，利用2018年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的数据，构建的反映企业真实感受的营商環境与企业信心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营商环境通过企业信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中，企业信心在这一过程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与此同时，在我国，外商控股、无政治关联、非出口、非高新技术以及企业家为男性、更年轻的企业对营商环境更敏感;在七大维度的营商环境上，企业对投资优惠政策的公平性最敏感，其次是财税补贴的透明性、产权的保护程度以及政府公共服务的及时性，其他方面则相对较弱，这将为我国营商环境下一步的改革指明方向。本文首次从企业信心这一独特视角，研究了营商环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我国应当加快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深刻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通过切实优化营商环境来提振企业信心，进而实现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相关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充分保障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项权益。比如：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的权利，平等使用国家支持发展的政策的权利，平等招标投标和获取政府采购的权利。第二，进一步规范市场环境。加快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与金融市场体系;强化对公用企事业单位的监管，促使其为企业提供安全、便捷、稳定和价格合理的服务。第三，加快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压缩自由裁量权;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立畅通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及时听取企业的反映和诉求，并帮助其解决困难。第四，规范监管执法。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按照鼓励创新的原则，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信息、及时准确公示、行政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第五，完善法治保障。加快健全企业意见反馈机制，科学评估政策效果并合理把握政策的出台节奏，避免因政策叠加或者相互不协调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得随意减损企业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包括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不得随意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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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flections of the economic soft power of a certain country or region as well a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aspects of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8 China Enterprise General Survey （CEGS）， especially those indicators which the survey has constructed for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confidence reflecting the true feelings of the enterprises， this study， by employing the strategies of least square method， mediation effect model and group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n enterprise. It is found that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an enterprise exert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it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result of rout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 optimization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boosts the enterprise confidence， which assist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esired development. And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a higher sensitivity to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observed， in China， among enterprises with foreign share holding， no-political connection， no-export-orientation and no-high-tech， or with male or younger entrepreneurs. The sensitivity of an enterprise to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heterogeneous in seven dimensions， with the highest in the fairness of investment preferential policies， followed by the transparency of fiscal and tax subsidies， the extent of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timeliness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s， while the other aspects are relatively weak.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confidence.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for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ir work for optimizing their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 Words： Business Environment， Enterprise Confidenc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Mediating Effect， CEGS.

責任编辑 郝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