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盈艳 黄晓星

内容提要 制度和资源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公益法制化建设与网络捐赠平台的兴起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塑造了一个新的制度情境，同时改变了传统资源动员方式。不同社会基础的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众筹策略有所不同，资源动员的成效及其产生的后果也不同。筹资并非社会组织参与众筹的唯一目的，合法性的社会表达、社群维系或平台搭建构成不同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组织与社群的互动是其进行筹资行动的重要动力机制。网络捐赠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以市场信任为基础的捐赠模式，给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但也存在着较多局限。

问题的提出

制度和资源是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制度环境及政社关系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而较少关注社会组织的资源动员方式，尤其是社会组织的筹款策略等。如何动员社会资源进入公益慈善领域，是关涉社会组织生存及提供服务的重要问题。在当前中国制度环境下，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下文简称《慈善法》)的出台及社会慈善捐赠氛围的营造，企业、社会等也逐渐成为社会组织资源的重要来源。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蚂蚁金服公益、新浪微博公益等网络平台的兴起，“移动客户端+小额捐赠”的模式使得企业资源、个人慈善不断进入公益领域，从而形成了多元主体的参与模式，众筹成为社会组织获取资源的另一种可能途径。

腾讯公益是我国首批互联网募捐平台之一，通过发起“99公益日”的活动，动员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参与公益捐款，从而打造了一个公众动员参与的网络捐赠平台。根据《腾讯公益十周年报告》及腾讯公益网中相关记录显示，自2015年到2019年，腾讯公益“99公益日”的捐款额度、参与人次、企业数逐年增加，2019年的公益众筹参与人次达4800万，用户捐款17.83亿元，腾讯配捐3.9999亿元，企业配捐3.07亿元，筹款总额共24.9亿元(以上数据来源于腾讯公益网)，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公益捐赠氛围。

表1 2015～2019年“99公益日”基本情况

本文将参与“99公益日”的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众筹策略与筹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在2017年8～10月，2018年9月～2019年3月对九个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及员工进行了多次访谈，于2018年9月对某社会组织的众筹过程进行参与观察获得研究资料，最终抽取三个社会组织作为本文的研究案例，重点关注社会组织的能动性、社群基础及其与社群之间的互动，深入剖析社会组织的众筹策略、众筹过程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为社会组织筹款策略的实施及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一个动力学的解释框架。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组织处在社会环境之中，受到各种社会制度、权力关系及组织内部动力的影响。通过考察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历史可见，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型促成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制度、资源、社会关系是社会组织生存的关键要素和重要资源①。既有研究多关注外部控制对社会组织的影响或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②，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困境③，提出了不同类型的政社关系及其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④。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慈善捐赠机制在捐赠主体格局、募捐筹资机制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捐赠与个人捐赠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传统的社会组织筹款主要依赖于官办活动，以“动员式的募捐”⑤为主，形式较为固定且传播的范围有限，企业与个人的参与度有限。网络捐赠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捐赠模式，使社会组织有机会通过市场来开拓资源，从而拓展了社会组织能动性的空间。相较于传统复杂的捐赠流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日常的捐赠成为可能，为企业和个体的捐赠提供了便利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捐赠人与求助者之间的信息透明度问题⑥。但现有关于社会组织筹款的研究多关注社会组织筹款的影响因素⑦、捐赠者的捐赠行为⑧及社会组织筹款的策略、影响因素与制度⑨。而对于网络捐赠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互联网技术⑩、组织策略与组织能力对于筹款水平的影响、网络慈善的发展现状与困境、众筹的仪式性与技术性以及个体发起众筹的合法性问题，较少关注社会组织的能动性、筹资策略对筹资结果的影响以及社会组织的网络筹资过程所引发的组织与社群之间的互动。

社会起源理论认为，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不同距离是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变量，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社会组织发展的信任结构，与三者的关系也构成了社会组织的重要属性特征，不同属性的社会组织通过嵌入在不同的社会信任结构中获得发展，同时在与社群的互动中通过与服务对象之间达成共识来获得组织发展的资源。国家、市场、社会三个维度分别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提供了社会组织起源的基础。本文依据社会组织起源的三种社会基础，选择了三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即社工机构、草根社会组织和基金会作为研究案例。三类社会组织分别反映了三种类型社会组织的典型特征，社工机构是近十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承担政府转移职能和传递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草根社会组织则是以服务群体的需求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强调对社群、社会一极的把握；私募基金会代表的是面向市场募集资源的社会组织。虽然身处相同的制度情境，但不同属性的社会组织基于不同的社会基础在与社群的互动中可能发展出不同的筹款策略并产生不同的结果。

制度情境：公益法制化与信任结构市场化

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体现了政府的主导作用。而网络捐赠平台的兴起使企业、个体有机会直接参与社会组织项目的筹资，也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筹资提供了可能性与便利性，三者共同构建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情境。

(一)社会组织的制度规范与财政投入

近十年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极大地地改变了社会组织的外部环境及合法性获得机制。2004年，深圳率先推动以行业协会为突破口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2006年开始实行经济类社团直接登记试点，2008年直接登记的适用范围从行业协会扩大到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2012年更是扩大到8类社会组织(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组织网)。广东省陆续出台《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织的意见》(2008年)、《关于加强社会组织管理的实施意见》(2011年)，管理体制改革从行业协会逐步扩大到工商经济类、公益服务类、非公募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对发展经济类、科技类、公益服务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这些地区试点性改革推动了全国性的改革及立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相关改革及立法使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从原本的严格束缚中解放出来，能够登记注册获得合法身份。

除了放宽社会组织登记之外，政府部门还大力推动购买服务的发展，通过制度建设、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方式鼓励相对应的社会组织发展。2003年，政府购买服务从上海开始试点；2007年，广州、深圳开始大规模实施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试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2018年度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法规政策规划落实情况的通报》(民办函〔2019〕10号)显示，2018年底全国社会工作的投入达61.12亿元，其中广东投入超过17亿元，上海投入超过14亿元，多用于政府购买、资助服务项目的开展。在社会捐赠方面，2004年正式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企业或个人成立非公募基金会，个人或企业能够以组织的方式参与第三部门等事务，这也为社会组织募集资源拓宽了渠道。民政部门在全国不断增设社会捐赠接受站、点和慈善超市，民政部门和各类组织接受社会捐款的总额逐年增加，2017年共计接受捐款754.2亿元。

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但除了政府购买服务经费之外，社会组织仍需自筹经费，动员社会资源进入公益领域。政府赋予社会组织的合法性成为公民信任该社会组织的基础。但近年来，随着“郭美美”事件以及各种拒捐、诈捐事件频发，使得社会组织尤其是准官方社会组织出现极大的信任危机。据《2015年度民间公益组织透明指数报告》显示，2015年民间公益组织透明指数平均得分仅为32.44分(总分为100分)，公益行业公开透明度不足。部分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将经费截留，而未真正贯彻落实到服务供给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些都与制度的完善、政府的公信力、社会信任等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慈善法》的出台与公益主体限定

2016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进一步规范了社会组织的筹款资格和筹款方式，使中国慈善领域开始有法可依。《慈善法》第22条规定：“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慈善组织符合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条件的，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不符合条件的，不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并书面说明理由。”该规定明确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募捐资格。

但《慈善法》第26条同时也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201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活动的监督，对境外资金支持国内社会组织进行了限制。这两项制度的出台改变了社会组织的筹资环境。

(三)互联网捐赠：信任结构市场化

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出台为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而网络捐赠的兴起则为社会组织通过市场平台筹集资金提供了可能性。以腾讯、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企业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促进公益平台的建设。通过互联网的公益平台，捐款方式、捐款额度、参与主体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小额捐款逐渐增加，来自企业和个人的捐款也在逐渐增加。2015年国内捐赠中企业捐赠达到783.85亿元，同比增加8.6%，占捐赠总额的70.7%(数据来源于《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互联网捐赠中捐款方式的简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慈善捐赠之中。各大互联网第三方捐赠平台是民政部门指定的慈善信息发布平台，其对个人或非公募机构的要求也与慈善法一致，需要通过公募机构审核才能公开募捐。捐赠平台通过制定捐赠规则要求项目资料公开透明。以腾讯乐捐为例，其操作方法是注册(发起项目—实名认证)、发起、审核、募款、执行、结项。其中募款包括公募机构和非公募机构，如果是公募机构，确认图文无错后，直接进入募款阶段，募款完成后还需填写由所支持的公募机构提供的项目协议；如果是非公募机构或个人发布的项目，需要通过公募机构审核，方可募款。项目完成募款后，项目执行方必须及时更新项目进展，并公开执行过程，接受监督。以腾讯“99公益日”为例，通过不断地修订完善筹款的规则，加强公众、社会对于众筹项目的监督，使众筹过程及后续项目的开展建立在透明规范的基础之上，倒逼参与的公益组织信息公开，使公益项目成为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项目。《腾讯公益十周年报告》通过对比研究指出，项目反馈次数越多其筹款能力越强，社会组织需要在公益平台中呈现出各自的公益产品和社会基础，运用组织筹款策略获取资源、展示自己或巩固社群。

国家制度建设与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兴起表明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新的制度情境：第一，公益成为政府默许或支持的领域，民政部门对整个公益过程进行全程监督，互联网平台也对上线项目进行筛选。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转化成政府、网络平台、社会组织、社会(服务对象与公民)四者的关系，公益平台成为中间地带，《慈善法》等出台之后政府对市场平台赋予合法性，市场平台通过制定规则从而获得外部信任。网络捐赠平台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以市场信任为基础的信任结构。第二，社会组织与企业成为利益相关者，它们达成了部分共识。社会组织获取服务的资源，企业获取品牌效应，增加知名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履行社会责任。第三，公益众筹推动了公益资源的集聚，带动了部分公民积极参与公益，公益众筹的捐赠人次逐年增加。

组织与社群互动下的社会组织众筹策略选择

公益法制化、信任结构市场化构成了现阶段社会组织发展的新情境。但不同社会基础的社会组织与社群互动的关系状态不同，筹资目的不同，促使其采用不同行动策略来获取社会资源，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后果。

(一)社工机构：社会表达与组织合法性获取

社工类社会组织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为主，由政府财政和福彩资金支持其为特定的社区群体提供服务。筹资和资源动员能力是政府考察社会组织能力和承接服务主体资格的一个关键要素。为了更好地获得政府的资源，社工机构将公益众筹视为社会表达及合法性获得的重要支撑而非组织发展的重要资源要素。

H社会工作服务社(下文简称H机构)于2009年在G市民政部门注册成立，运行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现阶段承接的项目包括家庭综合服务、居家养老、社区矫正、戒毒服务等17项服务，每年承接的购买经费达2000万，稳定的资金来源使得该服务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并不依赖于众筹资金，机构负责人L认为该类型的社会组织首先要考虑的是完成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而非社会筹资，其核心目标是完成政府的指标。

H机构参与“99公益日”的项目为“温暖广州·一人一月饼”，该项目发起于2013年，原先主要依靠狮子会、超市等在过节时募集月饼，为J街道居民送温暖。自2016年始，H机构将该项目上线到腾讯乐捐上，派送对象由原来的J街道贫困居民变成私立养老院护理员，用月饼捐赠的方式给护理员送上节日问候。H机构依托其原有的社会基础和资金来源，在筹款策略的使用上主要是寻求组织网络的搭建与社会表达，具体措施有：

(1)与政府部门联结。以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载体，通过与街道、城管部门、环卫部门等合作开展该项目，得到合作方的充分肯定和支持。由于该品牌项目的成功，H机构的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在近三年(2015～2018年)获得了很多政府购买项目。

(2)企业资源拓展。不同企业，如胜佳超市、喜市多、B国际会议中心等成为该项目的“持份者”，依靠企业的门店网络扩展捐赠渠道，由合作企业兜底，从而保障了资源动员目标的达成。

(3)社会组织及基金会关系网络的建立。H机构依托该项目与G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G市狮子会蓝天服务队、G市福利协会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项目运作中，通过寻找一家媒体和一个公益组织组成项目核心团队，共同制订方案，再邀请其他合作伙伴进入该项目，组成一个良好的合作网络共同动员社会资源。

(4)捐赠者和服务对象需求的满足。该项目筹集的资金由机构统筹，各个下辖的服务中心向机构提出申请，注重资金去向的透明度，并对项目的整体效果进行评估，使捐赠人和捐赠企业了解资金的去向，不断扩大受益者群体，提升机构在社区居民中的影响力。

(5)社会关注。通过机构公众号、员工社交媒体等内部网络开展宣传，扩大行业内部的影响力，再通过传统媒体及慈善晚会的形式进一步传播、扩大组织影响力。

2016年该项目筹款目标金额为182979元，项目结束时共收到爱心企业、市民捐来的月饼合计1870盒，腾讯“99公益日”募捐平台募捐费用44332.73元，购买月饼1320盒。2017年腾讯公益日时，该项目的筹款目标为54250元，共筹集5088.07元，筹集额度不足10%。

虽然筹款目标远未达成，但H机构在该过程中，不断地与政府、企业、基金会、社会组织、居民等不同主体在合作中寻求空间与共识。筹款并非H机构的直接目的，面对不同社群采取不同的社会表达策略，以此与不同社群进行互动，扩大机构的社会影响力，获得组织的社会合法性，营造组织的社群网络，构建其后续扩大资源和服务的基础，这才是其核心目标。

(二)草根社会组织：目的性资源动员与社群维系

对于相当一部分草根社会组织而言，众筹是组织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其维系社群的重要机制。筹款是其参与公益众筹的重要目标，但并非唯一目标。在众筹过程中，动员服务对象参与，宣传机构服务也是其重要目标。

N机构的服务对象为工人群体，服务内容聚焦于工伤探访和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在组织运行过程中受到政策、资源来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生存面临一定的困难，现主要通过网络募捐，尤其是“99公益日”的募捐来获得组织维持运作的资金，募集以小额捐款为主，款项主要用于印刷资料、宣传等项目服务。N机构在募捐过程中采取的策略主要有：

(1)募捐对象主要以服务对象为主，尤其是“熟悉我们的人”“我们的圈子”，以熟人为主，并未将募款的对象扩散到企业、高校或其他组织。

(2)利用组织现有的工作人员、志愿者网络搭建筹款平台。通过工作人员的微信好友、核心志愿者转发扩散，工作人员将信息扩散到最紧密联系的20个人，再通过这些“铁杆募捐者”的扩散形成捐赠网络。在项目发起之初共成立三个微信群，将捐款信息通过群成员进行扩散。

(3)以小额捐赠为主。N机构计划按照筹资人员进行计算，若20个人每人捐款10元，就有200元；20个人每人邀请20人，每人再捐款10元，就可以达到4000元。

(4)利用N机构负责人X的声望对原有服务对象的网络资源进行动员。在捐款过程中，机构负责人“会每天在微信朋友圈发倒计时或一篇文章”进行动员，筹资的同时让更多的公众了解机构的服务对象群体。X认为需要将工人动员起来、“靠自己”才是比较重要的，在捐款过程和日常服务中通过工商局探访、工友回访和法律公益讲座等维系的社群网络也发挥了极大作用。他让有经验的工友介绍经验、口口宣传，从而营造了一个服务对象的社群网络。

(5)利用腾讯公益平台的配捐规则获得资源。因机构服务对象的捐款能力有限，参与捐赠的服务对象“都是冲着配捐来的，假如没有配捐的话，起码有2/3的人是不会捐的，那么机构动员的力度可能就会减弱”(20170925-N-X访谈稿)。因此，腾讯公益的平台提高了个体尤其是服务对象参与众筹的动机与可能性。

N机构2016年募款金额为14万元，2017年发起的“一起捐”以工人、学生和同行为主，筹款效果相对较好，目标金额为30万元，最终筹得资金23万元(其中腾讯配捐6万元)。因此，公益众筹对于N机构来说既是一种目的性资源动员，也是维系社群获得社群资助的重要途径。

(三)基金会：资源拓展中介与社群桥联机制

公益众筹平台创造了公益机构传播的渠道，传播效应显著。对于基金会类的社会组织来说，公益众筹是其获取资源、建构组织形象的绝佳舞台。通过公益众筹中的“表演”，基金会能够更好地搭建与合作伙伴及公众之间的桥梁，从而扩大自身的社群影响力，推动社会组织发展。

Q基金会由高校老师Z和社会人士L在2009年共同成立，目的在于链接资源，支持社区社会组织，为草根公益人做培训、搭建支持型平台，兼顾研究和专业资金筹集。负责基金会传播工作的L使用“关节理论”来概括基金会的功能：“Q基金会希望成为‘肩膀’，通过肩膀的力量去带动肘关节，然后影响服务对象。通过资助的方式可以更高效地去做公益慈善，所以后来Q基金会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自己所谓的做NGO背后的NGO，就是通过支持NGO伙伴，并依靠他们来支持社区。”(20170925-Q-L访谈稿)

Q基金会有明确的组织宗旨和组织目标，在参与“99公益日”之前已有较多的筹资经验且已发展成为一个支持型的平台。Q基金会注重资源拓展和桥联机制的建立，其主要筹款策略有：

(1)联合多个项目，吸引资源注入。Q基金会以更为具体的公益产品来筹款，上线了“共生舞”“壹块帮留守儿童(亲子沟通日历)”“线上课程”三个项目，组成亲子沟通的工具包，主打“壹块帮留守儿童”项目，以产品化的概念来筹款。

(2)注重项目的选择。选取“共生舞”和“社区厨房”两个较成功且可复制的项目，借助“99公益日”平台吸引更多的资源，使其更为成熟并走向规模化，再通过这两个项目撬动更多资源，辐射更大区域。

(3)桥联作用明显。“共生舞”和“社区厨房”项目与之前资助的社会组织绑定在一起，通过“榕禾计划”将这些社会组织的服务对象推向公众认知，改变社会对这个群体的看法，希望动员居民参与到活动中来。在与资助方的合作方面，通过公益产品的方式将基金会与被资助方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受资助方嵌入公益众筹的产品之中，使伙伴关系更为密切和丰富。

(4)侧重于组织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在整个项目的设计中，Q基金会与合作的社会组织共同商议确定如何将公益活动设计成为公众可以理解的产品，如何核算费用，如何跟公众交代，产品设计完之后，才进入公益传播，这个商议过程本身就是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培训。

(5)注重项目和基金会的宣传。Q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很多是各个企业的领导，由他们发起“一起捐”，发动自身的核心圈，带动企业家朋友参与，促进了Q基金会的理念及项目传播。

2016年，Q基金会临时决定参与“99公益日”的众筹，将原有的“榕禾计划”上线，以专项基金的方式筹款。该项目筹款目标30万元，用于支持公益行动者去城中村或工业园区开展流动人口的服务，促进流动人口跟社区的融合，最终筹款目标顺利完成。2017年的“壹块帮留守儿童”项目也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公益众筹对于Q基金会来说是重要的资源拓展中介以及服务对象、社会组织与资助方的桥联平台。

结论：借道市场的社群共识营造

公益众筹只是现阶段社会组织拓展资金来源途径的一种渠道，但确实构成了社会组织发展的新的制度情境。在社会信任较弱的情况下，政府推动的公益法制化与网络捐赠平台所形成的信任结构市场化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信任基础。社会组织能够借助网络捐赠平台，凭借自身的社区能动性，与不同的社群互动，寻求社群共识，获得发展资源。公益众筹实践或作为一种社会表达，成为部分社会组织展示自身的舞台，如H社会工作服务社；或作为一种工具性的生存策略及维系社群的重要途径，如N机构；或作为桥联机制，如Q基金会。

在信任结构市场化的前提下，社会组织得以借道市场重塑与社群之间的关系，表达其社区能动性。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社群动力的激发，在原有的外部结构缝隙中寻找可能的交叠共识。不同社会基础的社会组织在中观层次上营造出不同的共识，这种共识由不同的主体制造出来，是一种基于国家、市场、社会等不同主体之间协商的实践，强调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以及社群的整体关怀。社会组织通过公益众筹的实践习得资源动员能力，成为社群组织的力量。这种共识反映了某种共同的善，期望构建良好社群，指向了社会组织有可能突破以往文献中所提及的在外部社会结构控制下的发展困境，获得进一步发展组织自主性的可能性。

具有不同社会基础的社会组织，其营造的社群共识区域边界是不一样的，H社会工作服务社的众筹实践为其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Q基金会的众筹实践推动了公益的市场化、产品化及公众对基金会和服务对象的认知，而N机构则将空间进一步压缩，限制在自身的业务范围中。总体而言，基于市场的信任结构仍相对较弱，停留在更为具体的社群或社区的信任上，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阶段社会组织的发展。

首先，主体上的局部性。筹款主体的严格设定使很多社会组织难以独立参与公益众筹，只能挂靠其他社会组织实现参与；对于公民个体来说，参与比例仍然较低，即使是2019年的4800万人次，也仅仅占到人口比例的很少部分，并且捐款人群大量集中于学校及公益圈。其次，在内容上，公益众筹的资源大量进入医疗救助、教育行业、扶贫、流动人口等领域，而这些领域本身就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的领域，如果再以社会资源加以支持，可能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再次，在规则上，腾讯规则的变化使部分社会组织难以适应，而有些组织则利用规则的缝隙获取资源。如在“99公益日”公益众筹活动中，有部分社会组织通过提前募集资金等，在当天再进行捐款，以获取腾讯或企业的配捐，还有些社会组织甚至自己投入资金以达到获取配捐的目的。这些做法可能使公益众筹运作产生新的信任危机。如何突破现有的社群共识边界，提高社会组织资源动员及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是下一步研究的关键。〔本文受到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2019年度羊城青年学人课题“新时代广州市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项目号：2019GZQN26)资助〕

①邓莉雅、王金红 ：《中国NGO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广东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例》，《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②陈为雷 ：《从关系研究到行动策略研究——近年来我国非营利组织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③黄晓春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④徐盈艳、黎熙元 ：《浮动控制与分层嵌入：服务外包下的政社关系调整机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⑦钟智锦 ：《社交媒体中的公益众筹:微公益的筹款能力和信息透明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8期。

⑧卢汉龙 ：《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的社会公益行为》，《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周怡、胡安宁 ：《有信仰的资本——温州民营企业主慈善捐赠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

⑨崔宝琛 ：《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运作效率与捐赠收入——一项来自中国慈善基金会的实证研究》，《社会福利》(理论版)2017年第8期。

⑩刘志明 ：《中国非营利组织筹款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基金会的实证分析》，《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