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湖北孩子嘉杰今年八年级。收到公益组织赠送的平板电脑之前，他一直用爸爸的手机上课，手机性能不好，家里也没有WiFi，为了上课，经常蹭邻居家的网络。有了新设备，嘉杰搬了一张小桌子，在院子里找了一个信号好的角落，专心上网课。　受访者供图。

★网课在疫情期间成为中小学生学习的新形式。但在乡村，网络和智能设备并不是家庭必备品。面对网课，贫困的乡村家庭产生了新的压力。

除了缺乏相关上课设备，乡村学校普遍缺乏系统组织网课的能力和基本的信息素养。两个月的网课教育，进一步放大了乡村教育的薄弱环节。

“终于上课了。”3月下旬，云南澜沧县富东乡中学正式开学，在家上网课的李云松了口气。

自2月5日学校要求上网课以来，读初三的李云一直用父亲的手机上课。有时，父亲上山采茶、下地干活需要带手机出门，她的课程只能晚上补，即将毕业的李云感到学习压力，而像她这样的学生并不是少数。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1月27日，教育部发布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随后各地中小学校开展了“停课不停学”的在线教育，据统计，中国约2.76亿在校学生用网课形式进行在线学习。

网课在疫情期间成为中小学生学习的新形式，但在乡村，网络和智能设备并不是家庭必备品。面对网课，贫困的乡村家庭产生了新的压力，曾有媒体报道一些偏远地区的学生为了上课，甚至爬到山坡上找网络信号。

为了帮助乡村贫困学生上网课，陆续有公益组织开展了赠送智能设备的活动，但他们在持续调研中发现，除了缺乏相关上课设备，乡村学校普遍缺乏系统组织网课的能力和基本的信息素养，疫情期间的网课凸显并进一步放大了乡村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

缺设备、网络信号和家长陪伴

李云的网课从早上8点半开始。她通常7点起床，先给父母做早饭，干完家务，再用父亲的手机登录微信，开始上课。

和常见的网络直播课不同，李云的网络课不能视频，都是语音和文字。老师按照科目组建了微信群组，如“毕业班网络教学群”“毕业班网络辅导群”。上课方式是老师在群里发60秒语音或每个知识点的文字介绍。

全天一共10节课，上到晚上9：50。李云喜欢上语文和历史，语文老师总是随机点名回答问题，如果错了，要给老师打电话背古诗；上历史课时，老师会要求学生在群里接龙某个历史事件的年份、人物，互动多，很有趣。有些课互动少了，李云会觉得无聊。

她一直想回学校，因为学校的环境好，在家上课，家里人走来走去，说话谈笑，房间隔音不好，她就会走神，听不进老师讲课。

在云南省会泽县读高三的肖宇也没有自己的设备，高三网课统一使用“升学一网通”，看视频，每天都有进度要求。肖宇的姐姐去村委会主任家借台式电脑，这台电脑版本老旧，上起课来经常卡断，“要等几分钟才能看下一个视频”。肖宇的班主任戴德全比她更着急——在线教育没法“严管”，不知道学生的学习效果究竟如何。

戴德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班上部分学生没有设备或没有网络，迄今上不了网课，“每个班都有四五个（上不了网）。”戴德全说，全年级一共26个班，按照每班60个人算，全年级有100多人无法参与在线学习，“只能靠他们自己看书本自学”。

乡村学生上网课另一个问题是“网络信号差”。此外，一些网课需要家长辅助，但不少乡村家长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参与网课教育。

在广东云浮都城镇，叶家四姐弟分别读八年级、七年级、五年级、三年级。在村里，他们和爷爷奶奶住，妈妈出走了，爸爸也不管孩子。上网课后，四姐弟陷入窘境：家里没有网络、没有电视，只有爷爷的一台旧手机。

启鸿作为广东“双百镇（街）社会工作服务五年计划”（简称双百计划）云浮都城镇社工站副站长，在兜底排查社区内的民政对象和边缘弱势等家庭时，发现四姐弟的情况。

她曾设想四姐弟与村里其他学生一起上网课，遭到四姐弟家人的反对；想办法帮助四姐弟接宽带，又因当地架设网线困难、故障维护麻烦等问题，运营商不愿服务。通过反复做运营商的工作，启鸿最终说服运营商上门为其架设宽带，还享受了使用电话费抵扣流量费用的待遇。

3月底，启鸿在村里走访，正值上课时间，发现一群孩子蹲在水龙头下，围着一个红色水桶玩耍，“他们刚捉了一条鱼上来”。启鸿问为什么不上课，孩子们嘻嘻哈哈地答“准备去上”。启鸿有些哭笑不得。启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不少学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网课难”，贫困家庭的父母往往“顾得上生计，就顾不上孩子学习”。

据启鸿介绍，广东社工“双百计划”在全省19个地市建设了407个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截至3月31日，407个社工站已帮助近一万五千人次的困境儿童、青少年实现了线上复课。

老师面临新挑战

对老师而言，网课也是仓促上阵，没有时间做准备。

“过去没有组织过这些工作。”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第四中学校长陈雪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2020年2月17日，陈雪接到通知，学校在线上开课。四中在信息化教育方面基础扎实，硬件设施完备，拥有多角度多平台的录播室。老师们经常录制“小微课”，提交至教育部搭建的“一师一优课平台”。但是疫情期间，人员不能走动，资源都“锁”在了学校。老师们如何在自己家里上课，陈雪很发愁。

首要问题是挑选纷繁复杂的线上课堂软件。陈雪和其他校领导组建了一个“线上研发领导小组”，把所有市面上能用的网络课堂软件都搜罗过来——钉钉、微信、腾讯会议等，逐一比较。钉钉课堂功能强大，但“字很多，难度也大”；腾讯会议可以接入五十多个学生视频，但结束后不能回看。

综合比较后，他们选择熟悉的QQ，“视频、电话都可以，录播、直播相结合，还能PPT分享，屏幕分享，全程录屏”，陈雪现在能一口气说完QQ群课堂的优势。

但对于李云的老师刀合英来说，她并没有太多选择。

1月30日，教育部表示考虑到部分农村和贫困地区无网络或网速慢的情况，提供网络教学资源，安排中国教育电视台播放课程，但富东乡中学还是选择由自己的老师上课，刀合英的解释是由其他老师授课，学生不易适应。

学生家多在乡村，班上只有几个学生家里有宽带，上课基本不能看视频。学生家长最熟悉微信，他们只能用微信开课，往群里逐条逐条发60秒语音，不耗流量，也能重复回听。

湖南怀化市沅陵镇太常九年一贯制学校网课更加简单，网课不是全校统一安排，而由班主任制定。“我们城郊学校，硬件设施不行”，陈立新在这所学校教九年级，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校师资不足，教师年龄普遍偏大,“老师用多媒体也不顺手”。2019年9月，学校接收了首批社会捐赠的班班通设备，只装在七年级的三个班。

因此，学校没有系统组织网课，处于“放养”状态，学生自己看录制的视频，把握学习进度。少数尖子生能一天看三小时视频，自己做作业，但“也是断断续续地交”。陈立新通过微信群给家长们发作业通知时，发现10%的孩子不在群里，他们多为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没有设备，或者网络信号不好。

被拉大的城乡差距

3月初，面对乡村网课难的困境，一些公益组织分别发起了捐赠智能设备的活动。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真爱梦想”）、支付宝公益基金会联合多家机构发起了“智学计划”，而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弘慧”）联合乔治城大学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能力提升研修项目校友会、凤凰网发起了“为网课困难学子送平板电脑”。

两个项目基本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贫困学生进行发放，李云和肖宇都在3月中旬收到了申请的平板电脑。

资助后，“弘慧”向1800名受助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电话访谈，试图了解网课困难学生的基本情况，该调研最终形成了《2020年网课困难学生情况统计及在线教育困境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

据调研报告显示，在受助学生中，161人明确表示因条件限制完全没有参加网课学习，725人表示曾通过看书本或借阅他人笔记的形式自学；864人曾借亲友或邻居的网络上课。

此外，“弘慧”还发现，两个月的网课教育，因为资源和网络等问题，相比城市教育，乡村教育的薄弱环节被放大、凸显出来。弘慧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张帆认为，“这两个月，城乡间孩子的学习差距在拉大”。

张帆的孩子在北京上高中，也在上网课。在调研中，他与部分县城里的中学校长沟通，发现城乡孩子上网课的质量差距很大，课件的编写、授课水平都不一样。

在云南乡村，李云的课表很单调，除了中考六科科目，都由“自习”填满。“体育课、兴趣课就自己玩玩篮球、跑跑步”。为了让学生们提高学习效率，刀合英和同事们在微信里花更多心思，用“发红包打卡”等小游戏吸引学生。

但在广州，网课融入了更多教育理念。

朱静的儿子在广州一所知名小学读三年级。她发现，网课的实际课程并不多，早上两节主课，下午一节副课，时长均为半小时。据朱静观察，开始课程比较松散，后续依据教学大纲有序推进。

但该学校将“家校联合”的自主教育视为网课的关键。网课开展前，校长给家长写信，认为疫情影响下的网课是难得的契机——家长能够更多地介入孩子的教育。朱静认为自己在网课期间，的确花了更多时间和心力参与了儿子教育，比如配合辅助课程，引导他提前看视频预习，在综合课程中，朱静和儿子围绕“蚕宝宝”主题，在家养蚕宝宝，做科学笔记。

此外，有一定信息化资源的学校，也能进行较快调整。

陈雪所在的学校是“真爱梦想”的合作学校。在教育局和基金会的支持下，学校开展了儿童素养教育计划，老师加入“真爱梦想”的学习网络，获得面向校长、教师的现代化教育系列培训和“梦想课程”资源。

网课开始前，53岁的陈雪担心自己和一批老教师跟不上，很快意识到过去信息化教育的基础起了作用。

“第三周已经基本适应（网络课程），和线下一样”。学校每天的早操、眼保健操线上直播进行；初三年级的“百日誓师大会”如期举办，学生倡议、誓词提前录制视频，班主任再在各自班级小群视频动员；最近，他们还实践线上考试，通过两台智能设备，让家长直播“考场”，监督考试完成。

陈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新的线上教学诊断测试结果显示，线上教育的效果还算可以，“没有落下”。

倒逼乡村教育加强网络教育

面对教育差异，更紧张的是毕业班学生。

4月5日，“弘慧”面向高三学生举办线上心理疏导活动，半天的时间里有一千余名考生参与，他们表达了内心的焦虑与无助，“有学生说，高考延期一个月，心里反而更惶恐”。张帆分析，一方面他们感觉城市学生跑得更快，认为“时间拉得越长，差距越大”；另外，高考对相信“高考决定终身”的乡村学生形成了更大压力。

3月底，张帆走访多所乡村学校，和校长老师交谈。他发现，校长们在观念上对互联网表示恐惧，他们担心孩子上网课期间无法自控，沉迷游戏。校长们表示在学校，会要求学生“不准带手机，不准用电子设备”。“这个阶段没办法，要为他们负责。”校长们说。

但张帆认为，课程信息化、数字化的需求迫在眉睫。两个月的网课教学从某种程度，正在倒逼乡村学校进一步加强网络教育，迫使更多校长和老师思考这些问题。

早在2003年，国务院就发文在全国农村中小学推行远程教育工程。2016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多项政策，鼓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学校尝试教育信息化，从单一的“多媒体教室”拓展为“双师课堂”“同屏互动”等多种模式。2017年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

《中国教育报》曾发表评论称，“基础教育领域，利用远程直播、同步课堂等方式，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开齐课、开足课、开好课，缓解了贫困地区学校师资不足、师资力量弱等问题。”对乡村学校而言，“互联网+教育”意味着教育均衡的可能。

在“互联网+教育”的顶层设计下，各省份都有相关项目落地。据“弘慧”项目部主任李琦观察，湖南的乡村学校基本完成了“班班通”多媒体教室的配置，“硬件设施很好”。问题在于设施是否得到足够的利用，教师的信息化教育水平是否得到提升。

对于学校如何提高信息化水平，陈雪的经验是“紧紧抓住各类资源”。宝清县政府于2017年协助数所重点中学购买“万校云平台”，四中于2018年开始熟练使用。学校自身也通过购买教学资源，如优秀课件、习题编写等，充实教师的学习参考库。2019年，宝清县教育主管部门率县内中小学校长，到上海实地参观考察，陈雪在上海对接了“真爱梦想”的公益资源，在校内建了梦想中心多媒体教室。

但对于更多的乡村学校，关键在于进一步引起对互联网+教育思维的重视。

“教育信息化是时代的浪潮，如果害怕互联网，未来的代价会更高。”“弘慧”在调研报告中认为，“需要有更多机构、企业或社会组织，面向乡村学生与学校，提供更多元的社会服务”。同时需要“锻炼学生的多媒体互动思维，建立使用网络的自控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云、肖宇、戴德全、朱静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