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松波

摘要：作为体制转型背景下生成的新公共领域和社会空间，城市社区的党建开展天然存在较高难度，且同时属于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围绕社区党建的演化趋向、社区自治与社区党建的关系、基层民主与社区党建的关系三方面开展研究，希望文章内容能够给相关人员带来一定启发。

关键词：政治学   社区党建理论   社区自治   基层民主

现阶段我国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着较高的机遇和挑战，挑战主要源于日益繁重的矛盾化解、利益协调、公共服务提供等任务，以及流动化、市场化、原子化、匿名化个人构成的松散共同体，准行政化的权力支持缺乏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机遇主要源于我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快速发展，社区中党的统筹协调、服务管理等作用发挥由此获得了更多机会和渠道，具体发展自然可获得广阔空间。为保证社区党建工作较好应对挑战，正是本文围绕政治学视角下的社区党建理论问题开展具体研究的原因所在。

一、社区党建的演化趋向研究

社区党建的演化趋向研究需基于现状实际展开。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由单位体系或单位组织构成，国家只需控制单位即可实现对社会的掌控。随着改革开放后单位体制解体，社会领域的国家权力不断收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取代了国家行政命令。部分学者认为，党的基层组织应以政党化的功能定位逐步取代传统的行政化功能定位，行政资源不应用于党促进社区发育和成长，具体的推动应选择党的政治资源。也有学者认为异质化的社会结构正逐步取代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党组织基于行政权力的动员与控制无法较好应对利益多元化社会组织及人群，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应与行政权力分离，因此实现社会化政党发展。结合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社区党组织存在经验上不可行、价值上不可欲的对行政权力依赖，而结合现实的发展逻辑则能够发现，近年来社区中党对行政权力的依赖存在上升趋势，主要体现在人员、办公场所、经费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方面。从表面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现实发展与学者的理论论证及预期存在显著差异，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差异源于问题的看待层面不同，二者并不存在过大的张力[1]。

从党组织的生存问题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办公组织的设置、办公、办公场所、人才、经费的保障上，社区党组织对国家权力存在天然的依赖，这种依赖可证明社区党组织的行政化一面。而从功能定位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社区党组织可向服务型党组织发展，以此提供高水平公共服务，这种行为方式可实现行为的行政命令色彩淡化，自身行为也能够由此注入协商、协调等因素，这能够证明社区党组织的社会化一面[2]。

二、社区自治与社区党建的关系研究

作为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领域，社区同时被执政党视作其城市执政的基础，因此社区在坚持居民自治原则的同时需要强调党的领导地位。有学者认为，在现阶段政治、社会、经济框架下，中国的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发展与社区党建加强不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社区自治可获得党建提供的支持。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城市居民不存在较强烈通过长期行政化运作居委会实现自治的愿望，因此社区自治中城市居民并非主要推动力量，这种情况下推进社区自治必须得到社区党组织的推动。也有部分外国学者认为，社区自治会受到社区党组织建设加强的负面影响，且二者的关系在不同社区治理模式下存在一定差异。基于具体的案例，相关研究认为强化行政干预的沿海富裕城市社区较为强调社区中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社区自治会因此出现的弱化被忽略。而对于强调自治的不富裕地区社区，社区党组织所依靠的资源和权力较弱，因此较为“经济”的社区自治会被更多采用，这类社区存在社区自治和党的控制共生关系。从客观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脱离党的社区自治在我国现有体制条件下不可能出现，否则失去党的领导将导致社区自治失去正确的方向。而考虑到现阶段社区自组织发育水平不高现状，社区自治应利用政党所拥有的人才资源和组织资源优势。基于国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类研究可能并不符合中国现实政治的实际运转逻辑和特有预警，但其中的部分观点仍具备借鉴价值。近年来我国社区自治中社区党组织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弱化、泛化、越位、缺位等现象，社区自治、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发挥均会受到较为负面影响。近年来国家在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中投入了大量精力，基层党组织领导属于其中关键，但为了真正实现良性互动，更多的实践探索必不可缺[3]。

结合近年来我国各地区街道社区党建开展的相关实践可以发现，上述研究涉及的社区自治与政党关系的分析框架早已被超出，这是由于相关研究以社会与政党均属于各自独立的力量为前提，采用社会与党的二分法作为研究用分析方法，但在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的相关实践中，由社区党组织或街道直接创办社会组织的情况极为常见，社会组织与政党的边界因此被模糊，因此实践便超出了社会与党的二分形成的分析框架。以某城市街道的民間组织服务中心为例，中心拥有民办非企业组织的法律身份，志愿者为工作人员的主要组成，业务内容则主要与公益类社会组织相差无几，主要负责提供中介服务，由此可看出这类组织具备的鲜明民间组织色彩，属于典型的社会力量，但结合街道社区党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可以发现，无论是创办、负责经费、支付相关工作人员工资、平行的党组织设置，均能够看出这类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并非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有学者将这类组织视作“党办非政府组织”，当地党组织在这类民间组织成立时提供了资助和扶持，且将党建活动和其业务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组织设立的内部党组织便能够证明这一认知，由此开展的相关活动不应被忽视。值得注意的是，在党与社会的新型关系中，党同时属于社会组织的直接创建者和社会组织发育的推动者，因此社会组织与党之间不属于独立及相互分立的关系，而是嵌入和相互融合的关系，党与社会关系由此基于国情的演变必须得到重视。

三、基层民主与社区党建的关系研究

围绕基层民主和社区自治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在内容上的交集较多，这里的社区民主指的是居委会选举中社区居民的参与，属于选举意义层面。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选举式代表理论和使命式代表理论均长期存在，二者的基础分别为被代表者自下而上的选举、自身的先进性，而在政治实践的不断推动中，中国政治中两种代表理论所带来的张力极为明显，由此开展分析可以发现，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党组织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属于社区层面两种代表理论的投射。党自身的领导地位属于社区党组织的合法性及权力来源，而社区居民的选举则属于社区居委会的合法性及权力来源，由此诞生的问题应得到重视，即社区党组织权力与选举产生的权力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否较为紧张？结合近年来中国的社区建设实践可以发现，为避免社区党组织权力与选举产生的权力可能存在的张力，保证社区选举产生的权力能够较好由党的权力所领导，一般采用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党组织成员交叉任职的方式，居委会主任和社区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情况也较为常见。这种“一肩挑”和交叉任职能够有效提升社区中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但同时很容易导致居委会和社区党组织在功能和工作内容方面出现重叠，这种重叠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如居委会的工作由社区党组织过多承担，党组织自身的建设和完善可能因此受到阻碍，社区中地方党建工作流于形式或被边缘化的现象也很容易出现。

还应引起重视的是，为提高社区中社区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的合法性，社区党组织引入民主因素的换届实践也在各地小规模出现，如深圳、杭州、北京、南京等地的城市社区党组织公推直选试点便属于其中代表。所谓城市社区党组织公推直选试点，指的是社区党组织换届采用正式选举、组织考察、民主评议、公开推荐等程序将党员选举、组织选拔、群众参与相融合，党组织的意图可由此有效落实，民意也能够同时得到较好尊重，党领导的合法性增强和领导地位的巩固可由此实现。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某种意义上公推直选属于上文中两种代表理论的融合产物。

四、结语

综上所述，政治学视角下的社区党建理论问题分析需关注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涉及的社区党建的演化趋向、社区自治与社区党建的关系、基层民主与社区党建的关系，则较为深入探讨了社区党建理论的研究及相关实践。为更深入研究社区党建理论，市场经济机制与传统列宁主义政党机制的兼容也应得到重视，由此开展的研究需跟进经验现实的变化、在社区党建研究中引入政治学的学理资源、结合近年来社区党建经验现实的发展，这样社区党建研究才能够更好服务于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1]廖新文.社区党建共联共建机制的发展与形成策略[J].区域治理，2019，（43）：237-239.

[2]李浩，原珂.新时代社区党建创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复合体系[J].科学社会主义，2019，（03）：76-83.

[3]张蓓蓓.以党建引领社区多元共治的实践与思考[J].新西部，2019，（09）：48-49+63.

（作者单位：中共高密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