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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亲不同住对儿童成长的消极影响:基于深圳市的调查研究

2020-04-15姚斯恒徐拓倩颜影龙琼

祖国 2020年4期
关键词:双亲学业成绩儿童

姚斯恒 徐拓倩 颜影 龙琼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家庭的居住方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相当数量的未成年子女不与双亲同住,这一居住方式会给未成年人的成长与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1]。双亲不同住是指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中至少一方不能在一起生活的情况。现有的文献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主要针对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实际上,农村留守儿童只是双亲不同住儿童的一个子集。双亲不同住儿童不仅包括农村留守儿童,同时还包括了因为各种原因生活在城市中但不与父母双方一起居住的随迁儿童和本地儿童等,然而现有文献并未对后者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首先综述有关双亲不同住问题的现有研究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将双亲不同住对农村留守儿童产生的消极影响问题拓展到对城市儿童的讨论中来。基于在深圳市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样本数据,本研究将指出,相对于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儿童来说,父母中至少一方不能一起生活的儿童在很多方面都会表现出明显的劣势和问题。

一、文献综述

(一)双亲不同住对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

一般认为,由于不与双亲同住,儿童的日常生活没有得到父母良好的照顾,导致儿童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对其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根据陈在余[2]的研究,父母外出对农村学龄留守儿童健康有显著负影响,特别是母亲不在家对学龄儿童负影响较为显著。在周遵琴、刘海燕的研究中也有着类似的结论,该研究中还指出留守儿童各项身体发育指标与非留守儿童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生长速度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并且留守儿童的患病情况略高于非留守儿童。

而类似问题不只是出现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中,在城市双亲不同住儿童群体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根据梁海祥[4]的研究,居住方式与子代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双亲不同住的孩子的自评健康水平比双亲同住家庭中的孩子的自评健康水平更差。这一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经济地位剥夺、生活方式影响和家庭互动剥夺等三种机制而产生作用的。

(二)双亲不同住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除了身体健康问题,心理健康对儿童的成长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双亲不同住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刘红艳等人[5]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务工时间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

留守儿童的性别也是影响父母外出务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因素。朱斯琴[6]的研究指出,父母外出會造成儿童的内在与外在心理健康状况显著恶化。

廖传景等人[7]的研究从贫困与否的角度考察了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整体堪忧,贫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优于普通留守儿童。廖传景等人[8]的另一篇文章从安全感的角度出发,发现不同安全感水平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差异显著。

(三)双亲不同住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

除了身心健康之外,多项研究从多个方面研究了双亲不同住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

张瑶等人[9]的研究从同辈群体的角度研究了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指出同辈群体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有着正面的促进作用。但现实状况是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监管,他们更加容易与消极学习的同辈群体交往,通过群体间的作用与互动,使得留守儿童在学习积极性以及学业成绩上呈现出与该同辈群体一致性的消极表现。

魏昶等人[10]的研究表明,师生支持与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呈正相关。在引入学校归属感这一影响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中介机制后,研究发现学校归属感在师生支持、同学支持与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关系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段成荣等人[11]的研究发现,在成绩较好的儿童中,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没有明显差异;而在成绩较差的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成绩比非留守儿童要好些。王晖等人2]的研究指出,社会经济地位并不直接与儿童学业成就正相关,而是通过一定的中介机制发生作用。

与已有的大部分研究不同,高玉娟等人[3]的研究揭示了父母外出过程中正负效应的时间顺序不同。该研究验证了“父母外出务工后负效应先来,正效应后到”的假设。

二、基于深圳市的调查研究

现阶段对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非常丰富,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学业成绩三个大的方向上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实证检验了很多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在这三个方向中只有身体健康方面的部分研究结论可以扩展到对城市中双亲不同住儿童的研究中来,其他方面的研究则相对缺失。将对双亲不同住儿童的研究从农村留守儿童扩展到城市儿童是极有意义的。将现有的研究结论与解释机制应用到新的问题情境中来,这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因果机制的应用范围和前提假设,从而帮助人们更清晰和更全面地认识双亲不同住儿童这一群体内部的共通性,也对整体性地改变双亲不同住儿童的成长困境提供启示。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对深圳市的双亲不同住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将其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儿童进行比较。由于调查总体难以确定以及入校调查的实际难度,此次调查采取了配额抽样的非概率抽样原则,即分别按照关内/关外、初中/小学、公立/私立等三个维度对调查目标学校进行人为筛选,再通过电话交流或是直接上门面谈的方式与校方取得联系,以争取校方允许笔者团队入校向学生直接发放问卷,并提供相应的调查时间与场地配合。

入校问卷调查在2019年5月至6月间完成。通过前期联系确定了调查学校后,我们在该校中随机抽取若干个班级,并对全班所有学生统一时间地点发放问卷。最终成功收回有效问卷422份,涉及5所学校的10个班级。调查样本在上述三个维度上的分布以及其它人口学变量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我们在问卷中询问了学生的家庭生活环境、学校生活状况、人际交往、越轨行为、互联网使用和自我评价等多方面的信息。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发现,相对于那些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儿童来说,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不同住的儿童在多个方面均表现出了明显的劣势,或是存在明显的发展问题。

(一)被侵害及主动侵害他人

在问卷中我们使用了包括以下7个问题的量表测量受访学生在校内外生活中的被侵害情况:a. 被同学/同伴取笑;b. 被同学/同伴辱骂;c. 同学/同伴散播有关你的谣言;d. 同学/同伴拒绝与你一起做事、玩耍或分享东西;e. 同学/同伴强行拿走或破坏你的东西;f. 被同学/同伴孤立;g. 同学/同伴故意推撞你或打你。每个问题的回答选项包括“从不”、“只有一两次”、“一个月两三次”、“一星期一次”、“一星期多次”和“每一天都有”,并分别赋值为0到5分。我们对每一位受访学生在这7个问题上的回答进行直接求和,得分越高表明被侵害的情况越严重。如表2所示,双亲不同住儿童的平均得分达到7.125,高于双亲同住儿童的5.683分,且在0.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同时,我们在问卷中也将上述7个问题进行了改写,用于测量受访学生是否存在主动侵害他人的现象。如表2所示,双亲不同住儿童的平均得分为4.128,在0.0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高于双亲同住儿童的2.342分。以上结果表明,双亲不同住的状况会使得儿童在被侵害和主动侵害他人这两方面都面临更高的风险。

(二)线上越轨行为

现今的中小学生已是网络社会的“原住民”,未成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已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之一。我们在问卷中通过一组量表考察了受访学生的互联网使用状况。数据分析发现,家庭居住状况的差异会影响到儿童的线上越轨行为。量表中有关线上越轨行为的问题包括:a. 在网络聊天或评论里使用粗俗语言;b. 使用或传播盗版软件;c. 在网络中编造虚假身份与他人密切沟通;d. 未经允许进入或使用他人的网络账户(比如游戏、阅读网站或视频网站账户等)。每个问题的选项包括“从不”、“很少”、“有时”和“经常”,赋值为1到4分。如表2所示,双亲不同住儿童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双亲同住儿童,说明前者的线上越轨行为更加普遍。

(三)自我评价

我们在问卷中使用了一组包括了31个描述性语句的量表,由受访学生根据这些句子对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价。每一个语句的选项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包括了1.非常不正确;2.比较不正确;3.说不清;4.比较正确;5.非常正确。通过对数据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和因子分析,我们发现该量表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学习状态、社交状态、亲子关系、心理健康和规则意识等5个相互独立的面向。如表2所示,双亲不同住儿童在上述5个方面的平均得分都低于双亲同住儿童,并且这些差异都是在0.0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一现象说明了双亲不同住儿童对自己方方面面的主观评价都相对过低,反映出父母至少缺失一方的居住状况对儿童身心发展确实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四)教育期望

最后,我们询问了受访学生两个和教育期望有关的问题,分别是“如果你有机会一直读书,你希望自己将来达到什么样的教育水平?”和“结合现实情况,你觉得自己最有可能达到什么样的教育水平?”这两题的选项均为 1. 高中;2. 大学;3. 硕士;4. 博士;5. 博士后;6. 说不清。在剔除了选择“说不清”的样本之后,我们发现无论家庭居住状况如何,受访学生普遍都认为自己现实中可能达到的最高教育水平(2.065和2.430,略高于大学本科学历)比自己理想中的最高教育水平(3.189和3.567,略高于硕士研究生学历)要低。然而即便如此,双亲不同住儿童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都表现出明顯低于双亲同住儿童的教育期望值,并且都在0.0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三、结语

本研究作为一次探索性的尝试,将“双亲不同住”这一传统上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视角应用到了对城市儿童的研究中来,并通过对深圳市入校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初步验证了这一视角对城市儿童研究的适用性。研究表明,双亲不同住对于城市儿童同样会产生较为深刻的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被侵害和主动侵害他人的可能性更高,线上越轨行为发生频次更多,对自身学习、社交、亲子关系、心理健康和规则意识的评价更差,以及对未来教育程度的期望更低等。由于其他一些对儿童发展同样重要的问题没有吸收到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中来,因而双亲不同住的消极影响范围可能还要更大。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缺少双亲陪伴问题的同时,同样不能忽视在城市中同样存在着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得到父母日常照料的学龄儿童。这些儿童可能是跟随父母一方进入城市务工的随迁儿童,也可能是家庭结构不完整的城市本地儿童。对于城市双亲不同住儿童群体的进一步细分和更有针对性的实证考察,则有待今后的研究加以跟进。

参考文献:

[1]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13,(03):37-49.

[2]陈在余.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营养与健康状况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9,(05):95-102+112.

[3]周遵琴,李森,刘海燕.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状况及影因素分析——以贵州省为例[J].贵州名族研究,2015,(06):29-33.

[4]梁海祥.居住方式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6):98-107.

[5]刘红艳,常芳,岳爱,等.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02):161-174.

[6]朱斯琴.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四省农户的实证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84-94.

[7]廖传景,吴继霞,张进辅.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研究:安全感的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03):88-97.

[8]张瑶,陈伟.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J].当代青年研究,2018,(02):90-94+121.

[9]魏昶,喻承甫,赵存会,等.学校归属感在学校氛围和留守儿童学业成绩间的中介作用[J].中国学校卫生,2016,(07):1103-1105.

[10]段成荣,吕利丹,王宗平.留守儿童的就学和学业成绩——基于教育机会和教育结果的双重视角[J].青年研究,2013,(03):50-60.

[11]王晖,戚务念.父母教育期望与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就——基于同祖两孙之家的案例比较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4,(12):66-71.

[12]高玉娟,白钰,马跃,等.正负效应的先来后到: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研究[J].劳动经济研究,2018,(03):97-113.

(本研究受到深圳大学“挑战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项目的资助。作者简介:[1]姚斯恒,深圳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本科生;[2]徐拓倩(通讯作者),深圳大学艺术学部助理教授;[3]颜影,深圳大学艺术学部本科生;[4]龙琼,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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