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亚莉 石燕

关键词《西游记》 人-物关系 “交缠” 宝物 日用器物

有没有无“物”的文学书写？这一提问宛如“有没有无‘物的人类世界”一样，二者的答案皆不言自明。确实，《西游记》等晚明文学毫无悬念地充斥着“物”的书写;“物”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入到晚明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西游记》中，作者曾两度写到妖怪宛如给人“庆生”般指“物”庆祝。一次是小说第十七回黑风怪熊罴精偷得锦斓袈裟后欲办“庆赏佛衣会”，一次是第八十九回黄狮精窃走悟空师兄弟兵器后张罗举办“庆钉钯嘉会”。中国文学史上，如此以“物”之名行“嘉会”之实的情节叙写恐怕并不多见。一定程度上，《西游记》是一部切切实实的“借物抒怀”之作。作为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学界关于《西游记》研究成果的丰盈自不待言。与此同时，作为《西游记》中最显在之“物”的宝物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但遗憾的是，尚未有人就《西游记》中的宝物所折射出的人一物关系作进一步的探究。至于小说中由日用器物等构成的“物色”世界，更是每每被研究者所忽略。

20世纪末，西方学术界掀起了“物论”（ThingTheory）研究的热潮，并且还出现了“物转向”（Re-turn to Things）的说法。这种对物的思考“确立了物质文化在主体形成和社会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当然也认可了物与人的密切关系。”借此，本文以人与物的关系为观察视角，结合《西游记》中浓墨重彩的宝物和日用器物书写，挖掘并探讨小说呈现出来的人一物关系。英国当代考古学家伊恩·霍德尔（Ian Hodder）认为，人与物之间，存在着一种“交缠”（entanglemems）关系，它表现在人与物（HT）、物与物（TT）、物与人（TH）以及人与人（HH）这四个层面的互相依赖（dependences）中。②在我们看来，《西游记》中人一物关系四个方面的“交缠”，主要体现在人与宝物的双向“交缠”（TH/HT）、人与日用器物等“物色”世界的“交缠”（HT）以及晚明知识界与平民阶层“人一物”关系的融合（HH/TF）这三个方面。

一、《西游记》中人与宝物的“交缠”

显而易见，《西游记》中的宝物，并非纯然的“自然之物”。它们无一例外地经受了人力量的施与，是名副其实的半“人造物”（artifact）。正因为此，人与宝物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密切的“交缠”，这主要表现在宝物对人的依赖和人对宝物的依赖两个方面。

1.宝物对人的依赖

《西游记》中，宝物的独特本质决定了其在时空维度上的神秘性。然而，宝物之所以为“宝物”，最重要的不是其所处时空距离的久远，而是其中注入了“神（魔）力”（人力）。宝物从平凡普通的“自在”之物——物件、器械升格到奇异非凡的“自为”之物——灵宝，其玄奥就在于它往往经历了种种神（魔）事实上是“人力”的“抟造”、命名等符号化行为。神（魔）“化”的过程使得普通之“物”获得了超拔的力量，进而升格为宝物。宝物是其主人灵魂的外化，也是其身体力量、精神气质等能力价值的延伸;甚至宝物经由神（魔）化后确实成为了称人心的“如意”宝物，比如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太上老君的如意紫金葫芦等。《西游记》中，那变化万端的金箍棒本是大禹治水时确定江海深浅的神铁，可是被有眼无珠、不识宝物的龙王“镇于海藏中，也不知几千百年”，甚至几乎完全遗忘了其存在，直至后来遇到了孙悟空。孙悟空“挝他一把，意思嫌大，他就小了许多;再教小些，他又小了许多;再教小些，他又小了许多。”显而易见，金箍棒能大小变化自如直至通天是因为遇到了孙悟空，否则它只能在大海中继续沉睡。金箍棒和孙悟空之間的关系显著地反映了物对人的依赖。同样，猪八戒的钉钯也经由了百般的“锻造”过程：它“是锻炼神水铁，磨琢成工光皎洁。老君自己动钤锤，荧惑亲自添炭屑。五方五帝用心机，六丁六甲费周折。”而沙僧的宝杖也是“吴刚伐下一枝来，鲁班制造功夫盖。”诸仙（佛）的宝物自是无需赘言。太上老君标榜其金刚琢是其“过函关化胡之器，自幼炼成之宝。”甚至，妖魔的宝物也经过了主人的“抟炼”之举：金鱼精的九瓣铜锤“用功抟炼过，坚如刚锐彻通灵”。总之，小说中的宝物无一未经受神魔（人）的抟炼，这一过程明确指向了物对人的深切依赖。

尤为让人深思的是，读者津津乐道并醉心崇拜的头号英雄孙悟空本是一块“疯狂”的石头。这块“疯狂的石头”原是普通的“一物”，但经由天地灵气、日月光华的哺育，便成了一块灵石，之后此灵石怀“仙胎”“生出”石猴，此石猴又经历了种种以人为师的学习历程——先模仿南瞻部落的人“说人话”“穿人衣”，接着在菩提祖师处学道学艺，最终成为掌握七十二般变化和拥有驾筋斗云一纵十万八千里“神力”的“孙悟空”。显然，孙悟空在其“灵石一石猴-美猴王-孙行者-斗战胜佛”的升格轨迹中每一步都离不开对人之力的依赖。

2.人对宝物的依赖

中国古人磨石制玉讲求“随物赋形”，“物”是“形”存在的前提。《考工记》更是强调：“材有美，工有巧”，“材”先于“工”。这些不仅体现了古人造物的智慧，更是体现了其对“物”之物质性（thingness）的体认与尊重。《西游记》中，宝物的身上尤其体现了“物”之主体性的张扬和与人合一的冲动：不仅宝物自身升格过程的完成离不开对人的依赖，而且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实现也同样离不开对宝物的依赖。

人对宝物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宝物所具备的主体能动性上。首先，人是宝物选择或舍弃的对象。《西游记》中，如意金箍棒对孙悟空的等待是沉睡在东海龙宫中的神珍铁对理想属己主人的主体选择。这个被龙王遗忘其存在的宝物连龙婆龙女都称奇：“这几日霞光艳艳，瑞气腾腾，敢莫是该出现遇此圣也？”想以前龙宫中大小都无能为力，“每都抗抬不动”，但这宝贝一遇到悟空便“使之”轻松拿得。谁能否认作为“物”的定海神珍的主体性？与其说龙王忽视其存在、龙宫中大小能力有限拿它不得，倒不如说金箍棒自主选择了对原持有者的“弃绝”，而这事实上就是对其主体性价值的坚守。金箍棒直到孙悟空亲涉龙宫求取后才熠熠发光，难道不是对理想主人的吸引与召唤？《西游记》中宝物的一大魅力，在于其身上所具备的主体选择性。

其次，人对宝物的依赖还体现在宝物具备能动性的力量。质言之，《西游记》的宝物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形态和独特精神。宝物的这种生命活力主要是通过其由静态走向动态来表现的。此处姑且以行者四众的宝物为例进行观察。金箍棒“或长或短随人用，横竖横排任卷舒。”钉钯“随身变化可心怀，任意翻腾依口诀。”宝杖“或长或短任吾心，要细要粗凭意态”。甚至，三藏的锦斓袈裟竟然能够“明心解养人天法，见性能传智慧灯”，九环锡杖更是“不染红尘些子秽，喜伴神僧上玉山”。《西游记》中，宝物的这种能动的生命精神俨然勾勒出一幅“物”在人世间中的生气活泼的动人风貌。宝物不再是任人拿取和使用的对象，而有其自身的能动精神。

再次，《西游记》中，人对宝物的依赖还表现在对“物力”超越“人力”的承认与赞美中。太上老君感叹道：“若偷去我的芭蕉扇儿，连我也不能奈他何矣。”小说中行者也屡屡感慨妖魔法宝的威力。金刚琢一次次套走行者等人的宝物，让其生发出“魔王好治，只是圈子难降”的感叹，阴阳瓶的魔力更让其心生惊恐：“妖魔倒也不怕，只是仔细防他瓶儿。”甚至，宝物对人的重要性竞也到了左右其命运的程度：沙僧因失手打碎玻璃盏而被认定为触犯天条逐出仙界;溺水而亡的乌鸡国国王凭借金厢白玉哇为自己证明了清白;悟空师兄弟对待人参果的态度酿成了师徒取经途中的一难;三藏多亏了随身携带的紫金钵盂，才终于从如来处换得有字真经。类似种种，《西游记》中俯拾皆是。

事实上，不独仙（佛），妖（魔）也深知宝物的力量，因此，后者对宝物充满了觊觎。前述小说第十七回黑风怪熊罴精偷得锦斓袈裟后欲办“庆赏佛衣会”也好，小说第八十九回黄狮精窃走悟空师兄弟兵器张罗举办“庆钉钯嘉会”也罢，此二情节共同折射出人（妖魔）对宝物（力量）的向往。

综上所述，《西游记》中，人与宝物的深度“交缠”体现为宝物对人的依赖（TH）和人对宝物的依赖（HT）这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

二、《西游记》中人与日用器物的“交缠”

如果说，人与宝物的深度“交缠”自有宝物的特殊性（神奇性）使然的话，那么，此一部分将通过《西游记》中的日用器物、衣食建筑等所展现的“物色”世界描绘来探讨文本中人与物之间的深度“交缠”关系。《西游记》中，人对“物”的热情不亚于《金瓶梅》和《红楼梦》，小说中充满了人对物的欢喜与痴迷，也正是这份欢喜促成了作者对物描写的耐心从容。

《西游记》中，人与日用器物等的“交缠”首先是通过人对衣饰的着意讲究来进行视觉呈现的。小说第四十七回，作者对陈家庄八岁女童一秤金穿着行头的描绘不止让人大感意外，而且还叹其描摹的耐心细致：“那女儿头上戴一个八宝垂珠的花翠箍，身上穿一件红闪黄的纻丝袄，上套着一件官绿缎子棋盘领的披风，腰间系一条大红花绢裙，脚下踏一双虾蟆头浅红纻丝鞋，腿上穿两只绡金裤儿”。甚至，小说中对妖邪怪物的披挂也娓娓道来。如妖魔黄毛貂鼠的穿戴简直晃人眼目：“金奎晃日，金甲凝光。盔上缨飘山雉尾，罗袍罩甲淡鹅黄。勒甲绦盘龙耀彩，护心镜绕眼辉煌。鹿皮靴槐花姿色;锦围裙，柳叶绒妆。手持三股钢叉，不亚当年显圣郎。”而那白骨精在诱骗三藏时变化的女子，一手提着青砂罐，一手提着绿瓷瓶，模样像极了日常生活中寻常人家的主妇。尤为有趣的是，豹头山黄狮精手下的二小妖刁钻古怪、古怪刁钻随身佩戴的腰牌色彩也有讲究，是粉漆的牌儿。《西游记》中，让人痴醉目迷的“物色”世界跃然纸上。

其次，人与日用器物等的“交缠”主要通过让人眼花缭乱的食色物产和宫殿建筑的描绘来呈现。玉皇与诸仙所在的天宫瑶池“桌上有龙肝和凤髓，熊掌与醒唇。珍馐百味般般美，异果佳肴色色新”。与之相较，人间食色的丰美和宫殿的壮丽毫不逊色。朱紫国不仅“殿阁峥嵘，楼台壮丽”，而且饮食富足多样。单单行者的简单描述已引得八戒“口内流涎”：“酒店、米鋪、磨坊，并零落杂货不消说，着实有好茶房、面店，大烧饼、大馍馍，饭店又有好汤饭、好椒料、好蔬菜，与那异品的糖糕、蒸酥、点心、卷子、油食，无数好东西”。更为让人称奇的是，十大阎罗居住的森罗殿竟然也是“碧瓦楼台，真个壮丽”，全然没有阴曹地府的阴森可怖。比照一下意大利诗人但丁笔下的地狱世界，《西游记》中的森罗殿分明是人间胜景，没有冰冷阴森，有的是人间烟火的热气腾腾。因此，那代表世俗人问的长安城皇宫圣殿，简直是人匠心运用的凝结，其“物色”之华美绝不亚于天宫仙苑。“孔雀屏、麒麟殿，处处光伏。珍珠帘、翡翠帘，金钩高控”。长安城皇宫圣殿“物色”的丰美富足和建筑的富丽堂皇在小说结尾的第一百回得到了细致描绘。小说通过唐僧师徒的视角呈现了众人在东阁赴宴时的奢华场面：

门悬彩绣，地衬红毯。异香馥郁，奇品新鲜。琥珀杯，琉璃盏，箱金点翠;黄金盘，白玉碗，嵌锦花缠。烂煮蔓菁，糖浇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几次添来姜辣笋，数番办上蜜调葵。面筋椿树叶，木耳豆腐皮。石花仙菜，蕨粉干薇。花椒煮莱菔，芥末拌瓜丝。几盘素品还犹可，数种奇稀果夺魁。核桃柿饼，龙眼荔枝。宣州茧栗山东枣，江南人杏兔头梨。榛松莲肉葡萄大，榧子瓜仁菱米齐。橄榄林檎，苹婆沙果。慈姑嫩藕，脆李杨梅。无般不备，无件不齐。还有些蒸酥蜜食兼嘉馔，更有那美酒香茶与异奇。说不尽百味珍馐真上品，果然是中华大国异西夷。

再次，《西游记》中，人与日用器物等“物色”的“交缠”还突出地表现在小说以率真的笔调表达了人（妖魔）对物强烈的占有欲念。小说中朱紫国金圣娘娘平日“心爱之物”是黄金宝串实乃再寻常不足道之事。小说第五十三回，能够“解下胎气”的解阳山破儿洞落胎泉如意真仙，分明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地痞流氓”。他将“破儿洞”改名为“聚仙庵”，“护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赐与人”，而其霸占落胎泉，最终目的也不过是索要“花红表里，羊酒果盘”。而后来成为观音菩萨“善财童子”的红孩儿，甚至对“旧物”也充满了爱惜：“那包袱也无甚么值钱之物，左右是和尚的破偏衫、旧帽子，背进来拆洗做补衬。”红孩儿明知包袱中“无甚么值钱之物”尚且不忍丢弃，人（妖）对物的贪爱之举自然已无需赘言。最让人忖度的是，小说第四十六回中“物”的重要性得到了尤为显著的呈现。车迟国三妖之一的鹿力大仙擅长“隔板知物之法”。所谓“隔板知物”乃“隔板猜枚”，也即隔板猜物。由“格物致知”到“隔板知物”，这似乎可视作晚明人与物中心位置的互换：“格物致知”是要通过“物”来抵达“义理”和知识，“知”乃中心和最终目标。与此相反，《西游记》此处的“隔板知物”则将“物”置于中心位置，“物”成为穷究的终极目标。

事实上，小说中关于人对物的贪恋不止发生在人（妖）与物之问，其同样体现在行者师徒四众身上。小说中，作为贪欲的象征，八戒对“物”的爱恋和痴迷既直接又“粗暴”。他见到纳锦背心儿便忍不住穿在身上，在三藏斥责其“莫爱非礼之物”时还对其笑道：“师傅啊，我自为人，也穿了几件背心，不曾见这等纳锦的。你不穿，且等老猪穿一穿，试试新，护护脊背，等师兄来，脱了还他走路。”有意思的是，平时举止沉稳的沙僧以实际行动支持八戒对“非礼之物”的鲁莽占有，他与八戒两个一起“齐脱了上盖直，将背心套上。”甚至，不近女色的悟空和三藏却“极近物色”。第十四回，悟空在看到棉布直裰和嵌金花帽的眼馋心痒亦属此类。此外，小雷音寺行者解救完师徒其余人等后便径直找寻行李而被亢金龙责问为“重物轻人”时，行者予以义正言辞的回应：“人固要紧，衣钵尤要紧。”人对“物”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尤为让人深思的是，一心向佛、清心寡欲的三藏在对“物”的爱慕称赏时极为直率。第十六回，观音院老和尚命小幸童“拿出一个羊脂玉的盘儿，有三个法兰厢金的茶盅;又一童，提一把白铜壶儿，斟了三杯香茶，真个是色欺柳蕊艳，味胜桂花香。”“三藏见了，夸爱不尽道：‘好物件，好物件，真是美食美器。”《西游记》中，如此坦率真诚地表达人对物之渴念的情节不胜枚举。

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现象在于，此一部分有关日用器物等“物色”书写所凸显的人一物“交纏”关系，呈现的是人对物的单向深度依赖（HT）。这与前述宝物书写中人一物“交缠”中人与物的双向依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是“人一物”之间的深度“交缠”关系，这一关系的差异其具体指向为何？为何会出现这一关系的不对等？其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这将在接下来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得到解答。

三、晚明知识界与平民阶层“人-物”关系的分裂与融合

总体而言，《西游记》中，人一物关系呈现出突出的“交缠”关系。宝物与人亲如手足、形同盟友;日用器物则主要给人以生活的慰藉和温暖。这当然与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观念的开放、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西游记》中，人与宝物的双向“交缠”关系（TH/HT）主要折射出知识界对理想世界的玄思神游，知识界对理想之“物”的依赖更多的是一种想象，重点立足于后者所代表的精神维度。与此相照，人与日用器物等的单向交缠关系（HT）则主要指向了以晚明平民阶层为主体的整个社会对现实财富的痴爱与迷醉，此一人对“物”的深度依赖更多的是立足于其现实维度。

1.宝物与晚明知识界的玄思神游

《西游记》中，尽管神、人、魔“三界”均表现出了对宝物称羡向往的冲动，但不难发现，宝物作为“灵物”，其合法持有者往往是神（佛）。而神（佛）作为天上世界中流砥柱的理想代表，其与宝物的亲密关联主要折射出晚明知识界的形而上思索。需要指出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尽管认为“物通灵”“凡物有灵”“万物有灵”是贯穿古人认知进程的看法，然而，“万物有灵”观下“物”的“灵”在很长一段时间却被视为邪恶的和令人恐怖的存在。与此相异，行者所谓“是物可以成精”与“大抵世间之物凡有九窍者，皆可以修行成仙”则是对“物”之灵性力量的肯定。一方面，《西游记》中，作为“物”的宝物或是士人理想人才观的投射。中国文化传统中历来有以器物比拟人才的传统。高压政治下的晚明知识界希冀“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避免“大材小用”的诉求在小说中得以隐约可见：悟空在获得金箍棒后“物各有主”的洋洋自得可以视作一个有关伯乐与千里马式的隐喻。观音菩萨在唐太宗面前对于三藏袈裟的赞美更是引人深思：“这袈裟，开时折迭，遇圣才穿。”物与人，人才与君王，二者的关系平行相通。另一方面，《西游记》中，宝物与人的关系或是晚明士人宇宙观念的折射：三藏佛衣“辉光艳艳满乾坤，劫财纷纷凝宇宙”。《西游记》中，人与物共同存在于一个世界，二者互为主体绝地天通。金箍棒之于悟空、钉钯之于八戒、宝杖之于沙僧、锦斓袈裟和九环锡杖之于三藏——彼此之间都是浑然一体的存在。这充分地显示了人与物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交缠”关系。与此同时，失物之人如“失恃”游魂。宝物俨然神（人）的知音和“命根子”，既与他们灵性勾连，又与他们命运息息相关。人与宝物之问有一套只属于他们之间不为人知的密语暗号，它维系着人与物之间的互助关系。说到底，政治高压和士人生存状态的紧张处境使得士人精神世界的寄托由人向物迁移：对通灵宝贝的向往恰恰暴露了士人对政治生活不得已的逃遁之遐思，这是晚明知识界对士人既往的意义世界即政治抱负遇阻后自身意义的努力寻回：由“借物抒怀”到“寄怀于物”，“物”成为士人尘世不可实现的（政治）理想的载体。所谓“穷则变”，这一“变”主要体现在晚明知识界与“物”的关系的变异上：士人被抽空悬置的意义附着在“物世界”，并在“我世界”与“物世界”的沟通交游中，得到了补偿，获得了慰藉。

2.日用器物与晚明平民阶层的现实面向

如前所述，《西游记》通过对日用器物、食色建筑耐心细致的描写，传达出晚明社会特别是平民阶层在现实人生中对“物”的痴爱迷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物质财富在整个晚明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在知识界的参与下，“晚明兴起追新逐奇的社会时尚，新富阶层追逐社会地位，昂贵物品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这其中有很大的政治因素：“明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使越来越多的文人被迫或主动选择了远政治、重个人的生活道路，他们所具有的传统政治和社会角色意识也相应淡化。对政治生活的疏离和对政治责任的看淡，带来的是对自我生命意志与生存价值的重新思考，对个体生命的自我尊重与适意人生的追求。”所谓“上行下效”，晚明平民阶层对形形色色的日常之物的痴醉本是对知识界“好物”风尚的追逐。然而，囿于物质财富的占有能力和知识修养水平的限制，不是所有阶层的人都具备附庸风雅的资格和能力，平民阶层往往在为物欢喜为物醉中获得自我满足。而这种对“物”单向度的痴爱和迷醉的背后是明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这显然与知识界对宝物所寄寓的玄思神游之理想超越精神形成了显著的张力。与后者精神的超脱义相反，前者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占有，也是一种耽于现实人生的主体沉溺行为。

3.晚明知识界与平民阶层“人-物”关系的融合

然而，《西游记》中，在人与宝物和日用器物两方面的所发生的关系中，不止体现了知识界和平民阶层在理想与现实两个面向建构的张力，更重要的是其体现出二者“相向而行”的诉求与“合一”的冲动。这种融合的冲动，主要体现在知识界与平民阶层（HH）、宝物与日用器物（TT）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当中。一方面，偏重于精神陶铸的知识界呈现出对民众逐物风尚的深度参与。小说中，孙悟空在花果山做美猴王时的装扮可谓夸饰：紫金冠、黄金甲、步云鞋。行者等各色人物穿着打扮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晚明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的变异，这一“变异”自然离不开晚明知识界对“好物”风尚的开启和引领。《西游记》中，行者师徒四众对日用之“物”的称赏本就是晚明知识界的面向现实人生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表达。另一方面，在日用之物的醉生耽美中的民众，亦呈现出其对自我提升的需要与追求。“庆赏佛衣会”和“庆钉钯嘉会”不仅从侧面反映出作为芸芸众生主要群体的平民阶层对宝物的占有幻想，还体现出其对宝物所承载的超越义之希求。

然而，对于知识界来讲，人生的超越价值尚且只可希冀、不可乞求。普通民众自然无力获得。因此，晚明知识界选择了在保持对自我主体道德崇高义的追求中，向代表世俗一面的民众生活“下移”，并最终在对宝物和日用器物的双向“交缠”中神游与迷醉。与此同时，平民阶层则只能在对日常琐屑的沉溺中偶作一“向上”的幻想。然而，这一幻想几乎无有实现的可能。《西游记》中，妖魔的盗宝窃宝，完全可以视作是晚明平民阶层追求自我“向上”的委婉表达。可惜的是，偷与窃，不止不合法，而且也无法提升自我。

此外，在宝物与日用器物之問的依赖关系（TT）中，亦体现出知识界和平民阶层人一物关系的内在融合。焉知八戒的钉钯不能锄地种菜？至于行者的金箍棒，明明就有绣花针和棍子的影子。

结语

事实上，需要追问的不是文学作品中有无“物”的书写，而应当是文学作品中的“物”在人类世界中居于何种地位。有没有人注意到了这些书写并发现了其中蕴藏的人一物关系表征？“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明末如此重视‘物，观物、用物、论物到不厌精细的地步。”《西游记》以其对宝物的礼赞和对日用器物、食物建筑等“物色”的精描细化给我们呈现出晚明社会的“物”之景观，以及在这个景观当中“人-物”之间的深度“交缠”关系。

这里的人-物“交缠”关系值得深思。作为社会精神文化建设主体的晚明知识界，其身处政治高压环境之中，为表达政治上的失意和不满，“物”成为其缓释压力和寻得精神游牧的新出口。晚明知识分子，为“合法合理”地占有“物”，其弱化了自古以来“物”作为礼器的道德意蕴，“器物已不再仅仅是礼乐文化的载体或是道德情操的隐喻，更是服务于个体生活的审美依据和物质消费。”这体现出商品经济下作为个体先觉者的知识者的自我体认。同时，晚明知识界在“对器物生产制造的广泛而深度地参与”中又提升了“物”的娱情适意的审美价值。这应当是其秉持社会责任的体现。然而，尽管晚明知识界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保持着文人的清高立场和自觉的社会建构意识，但晚明的社会现实（政治高压和市民文化的崛起）使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主动向市民文化的“沉降”。与此相照，平民阶层即便有“向上”的愿望，但由于其物质财富、文化素养的匮乏和来自知识精英有意识的排斥，其只能在对日用器物简单粗暴的占有中自我迷醉。因此，晚明知识界和平民阶层人-物关系上的分裂与融合最终以整个社会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求而告终。

《西游记》人-物关系书写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其是一面晚明社会政治高压、商品经济大力发展下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此消彼长的透镜。而我们对其“人-物”关系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借助这一透镜得以一窥晚明社会人-物关系的历史景观，并力图看清“物”书写背后作家的关怀。而这，对于解释晚明文学诸如《金瓶梅》等小说中蔚为大观的“物”书写皆有意义。《西游记》人-物关系所透视出来的晚明知识界面向现实世俗人生的“沉降”并非知识精英的道德“堕落”和社会责任感的淡漠使然，其与平民阶层与物的“交缠”关系本是整个晚明社会现实的“一体两面”。这一人-物关系背后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市民文化的强势崛起。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