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蔚

本栏目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

茶起源于中国内地，逐渐演变为商品，传播至边疆，成为少数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伴随茶的传播，茶马古道亦逐渐扩展，自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抵达西亚、东非，形成一条西南地区民间国际商贸通道。

广义的茶马古道，是指以中国西南为出发点、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狭义的茶马古道，则是指以滇川藏为中心，以茶马贸易为主要行为，向印度、东南亚一带延伸的文明古道。广义相比于狭义，其地域扩展了，行为特征也更强调“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本文仅针对狭义的茶马古道进行探讨。

茶在中国的兴起与传播

茶是茶马古道得以发展的核心因子。作为最早开始利用和栽培茶树的国家，中国自古就有饮茶习惯。据史料记载，茶最初作为蔬菜，逐步熬成菜羹、茶水，在商周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当时人们称茶叶为“荼”“苦荼”。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有“采荼”一说。西汉《僮约》载：“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这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由此可推测：一是在当时的四川武阳地区，至少官宦人家已开始饮茶并购置专门煮茶器具；二是茶叶已经成为一种流通商品；三是武阳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叶市场。

绵延3000多公里、持续1300多年的川藏茶马古道 资料图

据东晋《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按周制，诸侯朝觐必以其最珍贵的物产上贡天子，而这些贡品中就有茶。可见在距今近3000年的巴蜀地区，茶不仅已为人所用，并且还作为当时最珍贵的礼品之一进贡到朝廷。这也是后世古代贡茶制度发展的起源。

到魏晋时期，茶作为一种商品传播到长江中下游，成为宴会、祭祀和待客的常见物品。《三国志·吴书》载，“皓每飨宴……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或密赐茶荈以当酒。”可见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吴国，宴会中茶已是常见物品。另据南齐武帝临终遗诏曰：“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由此可见，此时茶叶也作为祭祀品、待客佳品出现。

到唐代，饮茶之风已普及全国。茶圣陆羽便诞生于这一时期，他的经典著作《茶经》是唐代及之前茶叶科学和文化的系统总结，堪称我国茶文化的开山巨著。《茶经》建立了茶学的基本框架结构，直接促进了茶叶生产和饮用的快速发展。据《茶经》载，“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即家家户户都饮茶，可以一瞥唐代饮茶的普遍程度。另《封氏闻见录·卷六·饮茶》载，“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佛门茶事兴盛，带动善男信女争相饮茶，也促进了饮茶风气在社会上形成。连专门的煎茶铺都已经普及，可见，茶饮已经深入民间，成为生活之必需。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代茶叶生产空前发展，王公贵族经常举行茶宴，皇帝也经常在得到贡茶后宴请群臣，以示恩宠。宋徽宗赵佶甚至还写了茶叶专著《大观茶论》，对茶的产制及品质等都有详细描述，也推动了饮茶之风。宋吴自牧编写的《梦粱录》卷十六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自宋代开始，茶就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到明清时期，饮茶之风更是达到鼎盛，团饼茶逐渐为散茶所替代，饮茶方法由煎煮改为更方便的冲泡，蒸青、炒青等技术也发展起来。除绿茶外，花茶、乌龙茶、红茶也蓬勃发展，“功夫茶艺”得到完善和发扬。一时间，百茶竞出，名茶无数。

进入现代社会后，我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发展，给茶注入了新活力，茶的利用已渗透到多种行业，茶的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也在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

游客在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心镇那柯里村民小组游览古村落民居，那柯里是古普洱府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摄影/新华社记者 胡 超

茶的传播与茶马古道的发展

严格来说，茶马古道的形成是唐代以前的世界屋脊带上一系列重要古道相互连接并发生大转型的结果，转型的根本原因是恃茶行为在世界屋脊带上的逐步形成，转型的重要标志是茶叶成为古道网络上的主要商品。因此，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发展，和茶的传播息息相关。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民国《茶叶产销》一书说，“五世纪后期，土耳其人至蒙古边境，以物易茶，首肇其端”，即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突厥等中亚地区输送茶叶。

唐代内陆地区饮茶之风盛行，茶文化在此时期有了较快发展，加速了我国茶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王敷《茶酒论》描述了唐代茶叶贸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繁荣场景。吐蕃、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与唐代茶叶往来的记载。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饮茶也传入吐蕃，逐渐成为社会风习。据《藏史》记载：“藏王松岗布之孙时，始自中国输入茶叶，为茶叶输入西藏之始。”吐蕃上层人士以饮茶为时尚并以囤积名茶为富贵的象征。

由于藏族地区属高寒地区，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需要摄入热量高、脂肪高的食物。但这些食物较为燥热、难分解，高寒地区又缺少蔬菜。而茶叶能够分解脂肪、防止燥热，故在藏民的生活中，逐渐成为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但是，由于自然生态环境限制，藏区不产茶、出良马；内地产茶，但无良马。所以早在唐初，吐蕃各族部就有以羊、马等向汉族换取茶、绢的活动。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至乾元元年（758年）间，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唐朝贞元九年（793年）开始实行榷茶制，有力推动了茶马古道的繁荣，茶也成为茶马古道上一个主要的销售商品。《封氏闻见录》载：“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

宋代承袭唐朝的茶马互市制度，并设立专门市场，实行引岸制度，使茶马古道得以拓展。这一时期的路线东起关中地区，经青海，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至拉萨。政府还在四川成都、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司”和“茶马司”，专司以茶易马的职能。宋代茶叶产量持续增长，茶叶贸易更加繁荣，茶马互市日益兴盛，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蜀茶》记载，仅绍兴元年（1131年），“川、秦八场额市马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约需上百万斤茶叶进行交换，交易量极其庞大。

元朝时期，西藏进入中国的版图，为管理川藏地区，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使得川藏茶马古道得到极大延伸。

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发挥的作用，把茶马政策作为统治藏族地区的重要手段。《明史·茶课》云：“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明朝统治者制定了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抑制茶商投机倒把；开辟了自天全经泸定至长河西的茶道，并于岚安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进一步推动了川藏茶马贸易。这一时期是茶马古道的鼎盛时期。

清朝则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等，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

至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古道上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茶叶输藏逐渐淡出，茶马古道也就演变成了民间自发的一条商贸通道。到川藏公路、青藏铁路、川藏铁路等现代交通依次通车，线路与原茶马古道网络大抵重合，茶马古道也就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退出。

结 语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始于隋唐、止于清代的茶马交易治边制度经历了近千年的沧桑岁月。在这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用自己的双脚在西北、西南边陲土地上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也把茶传播到了沿线各个民族。各少数民族饮茶的习惯，又反过来促进了茶马古道的繁荣，使得茶马古道作为重要的贸易通道，欣欣向荣地发展了数千年。

在海、陆、空交通发达的今天，茶马古道上的铃铛声渐渐远去，仅在喜马拉雅山和滇藏川横断山深处还行走着马帮，那里崇山峻岭，险壑飞流，现代工具无法施展。茶香已散去，马帮也无踪，但这条路带给我们的多彩文化却亘古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