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

现在想起来，我对于“新写实”的思考很可能是源自《伏羲伏羲》的触动。1988年初春时节，我在农展馆南里10号6楼上第一次读到刘恒的《伏羲伏羲》的时候，我的文学神经被深深触动了一下，写实小说还有如此的感染力和穿透力，让我对写实小说刮目相看了。

这之前，我对写实小说是有些偏见的，认为它过时了，是机械的反映论，缺少更多的文学审美内涵。作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我是深受那个时代的审美主潮影响的人，我周围的朋友也是重审美轻写实、重形式轻故事的一帮人，苏童、叶兆言等一拨文学发小谈论小说也是以先锋探索为主要趣味。而这一次读到刘恒的《伏羲伏羲》，却得到了先锋探索小说般给予的冲击，甚至超过。我四处向人推荐这篇小说，《文艺报》的同事问：刘恒也写先锋派？我说：不是先锋派，比先锋派更有味道。

《北京文学》很重视这篇小说，5月初，在北京文联召开了《伏羲伏羲》的研讨会，研讨会由林斤澜和陈世崇主持，李陀当时也是副主编，看得出来，老林、李陀和老陈对这篇小说很欣赏。刘恒当時是《北京文学》的编辑，《北京文学》发自己的编辑的作品，并且为之开研讨会，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气度，当然更是一种眼光。也没有人去指责他们“肥水不流外人田”，那时的文学风气，正！

我是与会的最年轻的，属于初生牛犊，大胆说了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好像提出了“零度写作”的话题。零度写作其实是罗兰·巴特对新小说派的一种概括，被我“挪用”到刘恒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