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袁世凯获得小站练兵权的原因

2020-04-12黄丹

文教资料 2020年28期

黄丹

摘要：小站练兵是袁世凯集团崛起的起点，能够训练新军的原因有二：第一，从甲午战争的追责中安然脱身，被免追究责任，为争取练兵权解除隐患。第二，朝廷欲训练新式军队，袁世凯苦心经营，凭借其在朝鲜的表现，在朝廷大臣中获得懂兵声誉。

关键词：袁世凯甲午战争小站练兵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甲午战争爆发后，从朝鲜回国的袁世凯迅速获得小站练兵权，这是其迈向个人政治生涯顶峰的关键一步，此后一路飞黄腾达。学界对袁世凯获得小站练兵权的原因已有较多的论述，如张华腾认为袁世凯获得练兵权最直接的原因便是甲午条陈[1]（41-42）;韩兵、杨路轩认为袁世凯获得小站练兵权是因为刘坤一、李鸿藻、荣禄等大臣的推荐[2]（29-32）;孟召圆认为袁世凯通过展示优秀的军事专家形象获得小站练兵的权力[3]。笔者认为除以上原因之外，袁世凯获得小站练兵权还与其出使朝鲜有关，本文就相关问题进行论述，以作补充。

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袁世凯被免追究责任

1894年，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东学党起义”。随着起义愈演愈烈，朝鲜政府不得不向清政府请求支援。6月4日，直隶提督率领淮军赴朝支援，日本此时趁机向朝鲜派兵，意图挑起战争。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爆发，最终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结束。然而，清军大败，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的袁世凯却未被追究责任，安然脱身，为谋取小站练兵权解除了后患，袁世凯未被追究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由“军务帮办”转“通商大臣”的袁世凯职权从军事转向外交，这一职能的转变使得其在战争爆发前获得准许提前离开朝鲜的命令，未直接参与到中日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局势越发严峻，“当公之未离韩也，日本增兵不已”，袁世凯自认为无力改变当前局面，且当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东学党人必欲害公，藉日兵势力，伺察周密，至不能出使馆一步。使馆薪米缺乏，幕僚皆托故潜遁。文牍电报，乃以一身兼之”[4]（31），打算提前离开朝鲜。袁世凯曾多次向李鸿章请示回国，遭到拒绝，“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驻韩使臣商议事件，亦較熟悉，著毋庸调回”[5]（114），后以生病为由，“在韩抱病日久，心神恍惚，头目眩晕，坐立不稳，正爱延医调治，欲即赴召，万难撑持，可否代乞赏假，稍愈即力疾晋京”[6]（413），才得以同意回国，“袁世凯著准其调回”[5]（143）。

第二，回国后，袁世凯专办军需饷械转运，更无须承担甲午战败的主要责任。袁世凯回国后，李鸿章以“粮台系空名，现军情不定亦难定，安设处所，仍以分设转运局较有实济”[7]（20）为由令袁世凯担任前敌营务处周馥的副手，负责粮食、武器补给等后勤工作。旅顺与威海卫失守后，中日议和被提上议事日程，袁世凯“闻李相旋津，电告转运事已将结束，请销差回籍”[4]（34）。

第三，在战争问责中，李鸿章及淮军将领承担了大部分攻击，无军权的袁世凯受此牵连不深。开战初期，主战派开始攻击淮系官吏，其中包括袁世凯，“臣闻袁世凯系奏派驻扎朝鲜大员，乃于倭兵未到之先，潜踪逃回天津，实为庸劣畏葸之尤，李鸿章竟亦讳而匿之，此逃官也。……闻俄、英、德国诸外人颇欲窃出为中国调处倭事，皆盛宣怀与袁世凯居间请托，故常入李鸿章私室，屏人密语，往往夜分乃出，无非欲诡求调处，苟且息兵，是以天津偏传李鸿章愿以三百万赔偿兵费，虽曰谣言，恐非无因而起。盛宣怀、袁世凯狎暱至深，联络一气，为李鸿章怂恿主和，以冀支吾掩饰其不能破倭之劣迹，全不顾蹉跌事机，岂复可以不问”[8]（40）？然弹劾内容基本不实。一方面，袁世凯是获得上级准许离开的，逃官乃无稽之谈。另一方面，袁世凯离开朝鲜前，朝鲜形势严峻，袁世凯向李鸿章汇报朝鲜状况时，是建议李鸿章派兵，“日再加兵，显露无忌。应迅派兵，商船全载往鸭绿江或平壤下，以待大举”[6]（390），不存在怂恿李鸿章主和。更重要的是，当时主战派的攻击对象主要集中在李鸿章及淮军将领身上，“主战派之攻击李鸿章，几于无所不至，不曰贻误大局，即曰别有用心，或则言其性情乖异，年老昏聩。甚者欲遣大臣赴津查其病状，以作撤换之准备。对于北洋所亲信之文武大员，如丁汝昌、叶志超、卫汝贵、李经方、盛宣怀、张士衍等，皆大加攻击。而丁汝昌尤为众矢之的，其次则卫汝归”[9]（98），尤其在平壤战败后，对李鸿章及其亲信的弹劾力度更是逐渐加重，“淮军将领以军事失利，经查办认为咎有应得者，其所获罪谴，亦往往特重”[9]（154），对袁世凯的关注反而不多。

第四，李鸿章的维护。条约签订后，朝野上下对袁世凯议论纷纷，甚至引起了督办军务处恭亲王奕讠斤的注意，并就此事向李鸿章求证，李鸿章对袁世凯十分维护，“中日战争，和约既定，朝野皆谓此役割地赔款，朝鲜独立，皆由袁世凯一人任性妄为，闯此大祸。是时袁在京，虽有温处道之实缺，万无赴任之望。恭亲王一日问李鸿章曰：‘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信否？李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嘿然而罢”[10]（115）。

正是由于袁世凯“通商大臣”的身份，能够提前离开朝鲜。回国后，袁世凯专办军需饷械转运，并未参与主要的军事行动。此外，主战派的攻击火力主要集中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及淮军将领身上，很少涉及袁世凯，再加上李鸿章的有意维护，袁世凯最终得以免究责任，未受到甲午战争的影响，为后面争取练兵权扫除隐患。

二、朝廷欲训练新式军队，袁世凯获得懂兵声誉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国朝野上下大受刺激，仿西法、改兵制、练新军成为甲午战后人们的共同呼声，朝中大臣一时争献练兵之策。在这一背景下，袁世凯试图抓住练兵机会，以掌握军权。此时，由恭亲王奕讠斤、庆亲王奕劻、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步军统领容禄、右翼总兵兼礼部左侍郎长麟组成的督办军务处在战后负责整顿旧军、训练新军。因此，袁世凯想要获得练兵权，需得到督办军务实权派大臣的认同，尤其是受光绪信任和倚重的翁同龢、清流派领袖李鸿藻与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这三位大臣。袁世凯将其在朝鲜练兵的经验与西法练兵理论相结合，得到了实权派大臣的欣赏与认可，获得了懂练兵的声誉。

早在赴前线筹备军需之时，袁世凯便已向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表达过西法练兵的见解：“洋人用兵，概分四排，队前一排散打，败则退至第三排后整队，以二排按步散进接应，输流不断，后排亦可防包抄傍击。又队后十数里驻兵设砲，遏退兵，整残卒，虽败不溃。各军平时操练亦有此法，虽临阵多用非所学，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飞奔直前，宛同孤注;喘息未定，簇后不敢放枪，恐自击，只恃簇前数十人乱打。且簇拥易中弹，因难制胜。队后不驻兵收束，故多溃。请禀帅饬各军均照西人用法，认真领略，庶免溃乱。挑奋勇只可出奇旁击，未可对敌。现枪砲甚利，必须分排散打，否则战无不溃。”[6]（453-454）还建议盛宣怀请教习研究西法，训练新军，“宜速延名教习募学徒千人，教兵官认真讲究西法，另改军制，为将来计”[6]（485）。盛宣怀也看到了袁世凯的才华，向李鸿章推荐，称其“有智略，肯讲西法，如能病痊，似可任用”[11]（468）。

袁世凯至北京后，首先拜见帝师翁同龢，然而，给翁同龢的第一印象是“此人开展而欠诚实”[12]（2819）。袁世凯并未气馁，继续找机会拜见翁同龢，并与之畅谈西法练兵之事。翁同龢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归后袁慰亭来辞，谈洋队事，点心去，此人不滑，可任也”[12]（2836）。

至于李鸿藻，袁世凯在中日战事结束后曾向李鸿藻上书，论述其关于整顿旧军、编练新军的想法：“至此次军务，非思兵少，而思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池。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即如前敌各军，共计不下十万人，而敢与寇角者亦只祝帅、依尧帅旧部二三千人及聂提督千百人耳，此外非望风而逃，即闻风先溃;间或有一二敢战者，又每一蹶不可复振。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沉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升阶。数年成业，即检派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6]（533）上京后，袁世凯更是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向李鸿藻示好。李鸿藻逐渐看重袁世凯的练兵才能，不仅保荐袁世凯训练新军，还将袁世凯举荐给荣禄，“时军机大臣为翁相同龢、李相鸿藻、荣相禄。而李相尤激赏公，以公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亟言于朝，荣相亦右其议，嘱公于暇时拟练洋操各种办法上之”[4]（34-35）。即使张佩纶致信李鸿藻，对袁世凯大加责难：“合肥托大酿成此祸，诸将已伏其辜。而祸端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独袁以罪魁祸首，而公论以为奇才，直不可解！……第此公与之深谈数次，大言不慚，全无实际;而究其所为，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公以通家子弟畜之则可，以天下奇才目之则万万不可。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既已误合肥矣，更恐误国，更恐误公。与之实有恩而无怨也。斯人不用，吾言不效，此信作梦呓观。”[13]（576）依旧没有撼动李鸿藻对袁世凯的爱才之心。

除翁同龢、李鸿藻、荣禄外，积极举荐袁世凯的实权大臣还有两江总督刘坤一：“查北洋前敌营务处、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名家之子，于军务及时务均肯留心讲求，前在朝鲜多年，声绩懋著，早在朝廷洞鉴之中。臣抵关、津后，与该道时常接晤，见其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条理，为方面中出色之员。宋庆及各将弁多系袁世凯先人旧部，莫不愿同袍泽，乐听指挥。……臣与宋庆得资臂助，该道亦借盘错以抵于成。际此时局艰难，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伏愿皇上擢以不次，俾展所长，及其年力正强，得以功名自奋，庶立尺寸之效，仰酬高厚之恩。”[14]（874）军机大臣张之洞：“本任浙江温处道袁世凯该员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虽其任气稍近于伉，办事稍偏欲猛，然较之世俗因循怯懦之流，固远胜之。今日武备方亟，储才为先，文员知兵者尤少，若使该员专意练习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时局。”[15]（1014）

在一众实权派大臣的举荐下，1895年8月2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8月20日，袁世凯将其变革思想汇集为《遵奉面谕条陈事件请代奏折》[6]（536），呈交给光绪帝，这一条陈受到光绪帝的称许，差委他到督办军务处。至此，袁世凯获取练兵权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三、袁世凯获取小站练兵权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由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讠斤、奕助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奏请变通兵制，并保荐袁世凯编练新军。奏疏中说：“窃查欧洲各国，专以兵事为重，逐年整顿，精益求精，水师固其所长，陆军亦称骁勇。中国自粤、捻削平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伤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16]（37-38）该奏折很快得到了光绪帝的批准：“据督办军务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唯该道是问。慎之、慎之。钦此。”[16]（5）袁世凯获得了训练新兵的权力。

从甲午战败的问责中安然脱身的袁世凯抓住朝廷训练新军的机会，凭借将朝鲜练兵经验与西方练兵理论相结合的新式练兵方法，在翁同龢、李鸿藻、容禄、刘坤一、张之洞等一众实权派大臣中获得了懂得练兵的声誉，并得到了他们的举荐，最终获得了小站练兵的权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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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兵，杨路轩.论袁世凯小站练兵背后的保荐者[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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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成禺.世载堂杂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