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教书，住在傅斯年楼上。傅斯年被称为“傅大炮”，连见蒋介石都傲慢地翘着二郎腿，不爽时，甚至对蒋介石破口大骂，可见了陈寅恪却毕恭毕敬。

每当日军空袭，傅斯年就拖着肥胖的身体，小心翼翼将眼睛不好的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

对有学问的人尊敬，便是教养。

陈寅恪晚年眼睛双目失明，学生蒋天枢夫妻从上海到广州看望陈先生，由于陈先生看不见，忘记了请他落座。蒋天枢就一直站在陈先生身旁，听陈先生讲话，恭恭敬敬站了几个小时。

蒋天枢在晚年放弃自己全部研究，着手编辑恩师陈寅恪的著作，只为敬重二字。

如此修为，便是教养！

新文化运动后，因政见不同，鲁迅和胡适分道扬镳。

面对鲁迅痛骂，胡适却从不应战。相反，只要鲁迅有好文章，胡适就全力推荐。1936年，鲁迅去世，许广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胡适写信，请他“鼎力设法”帮忙出版《鲁迅全集》。

胡适二话没说，立即出马推荐商务印书馆，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員，为《鲁迅全集》出版拼尽全力。

君子交绝，不出恶声，这就是修为，这就是教养。

教养不是客套的礼貌，而是顾全别人面子的尊重。

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80岁那年讲一堂公开遥感课程。这节课，大约两个小时，李德仁院士为了讲好那一节课，一直站着，水杯就在手边，却不曾喝过一口。

距离下课还有半个小时，李德仁院士实在坚持不住了。他突然说：“对不起各位同学，我头有些晕，实在坚持不住了，可能不能讲了，对不起，对不起。”

连续说了两句对不起后，就半躺在椅子上一直大口喘气。按理说，正常下课就可以了。可他却坚持让学生把课件放完，他就一直坐着，充满期待地看着下面的青年学生们。

他喘气越来越厉害，眼看都快不行了。所有在场的老师都急了，赶紧拨打了120把李德仁院士接走。李德仁教授用生命去讲课，要的不是回报而是心安理得。

我上高三时，语文老师因为感冒，嗓子严重发炎，严重到完全说不出话。

最后一节课，她来到教室，用板书写了“由于今天嗓子不适，重点会写板书，放幻灯片，希望大家谅解。”然后我们大家都唰唰唰认真记着笔记，语文老师就一直站着。

下课铃响了，她做了一个让我此生难忘的动作，她将腰深深地弯下去成九十度，给大家鞠了一躬。（摘自《杂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