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流派演变，摇滚乐逐渐从边缘走向公众欣赏的主流音乐形式。人们开始摆脱以往对摇滚乐所代表的亚文化——反抗、叛逆、激进的桎梏与偏见，慢慢注意到强有力的节拍、低沉金属感的贝斯以及夸张热烈表演风格背后的深层次内涵。歌词成为摇滚音乐人表达现实诉求的文化载体。不同的歌词意境与表现手法往往与不同的时代背景、摇滚种类的演绎有关。摇滚乐的精神也在多元化中走向清晰与明朗，反叛是手段，反思是目的。

关键词：摇滚乐;歌词;反叛;反思

中图分类号：J6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04-00-06

1 摇滚乐概述

1.1 摇滚乐的发展历史

20世纪50年代，摇滚乐带着极强的节奏感从广播中传到人们的耳中，《整日摇滚》（Rround Around The Clock）作为初代摇滚的代表作俘获了大众的心。接着60年代摇滚乐喷薄发扬，战后的一代青春激情、追求和平，前期兴摇滚，嘟喔普，冲浪摇滚，民谣摇滚涌起，八九十年代更具反叛性质的重金属与朋克兴起，同时摇滚在其他国家逐渐传播，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进入新时代，摇滚仍然不断演绎，并与多种文化结合，创造出生生不息又多元化的反叛反思价值。

1.2 探究摇滚乐歌词的意义

音乐是表达人类情感、反映人类现实的艺术。[1]没有一种音乐形式像摇滚这样受到大众如此狂热的追捧，又饱受诟病与争议。人们追捧它是因为它的反思——针砭这个世界，人们诟病它是因为它的反叛——违背所谓的正统价值观。而歌词正是摇滚乐的灵魂，是对专业的音乐语言和抽象的音乐主题的具象化阐释。音乐充满语义性的歌词是摇滚乐的重要特征。乐评人李皖在翻译诗集《摇滚1955—1999》的序言中说：“如果没有对摇滚乐的另一部分——和音乐相辅相生的歌词——的相应深入的了解，我们对摇滚乐的认识就不可能是全面的，顶多是一种一知半解，甚至不排除误解的可能。”了解歌词，才能了解摇滚反叛反思的意义所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摇滚，只要还有人不断在唱，不断尝试在作品里融入更多的摇滚精神或者人文精神，就依然会有人在舞台下送上掌声。[2]本文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探究摇滚歌词的主题与表现手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与人物，窥探摇滚反叛反思中的“正能量”与现世价值。

2 摇滚歌词中的反叛与反思

2.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2.1.1 时代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摇滚乐的诞生初期，这一时期摇滚乐的主题是围绕欧美无产阶级运动以及底层人民追求平等展开的。美国国内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歧视加深;对外冷战格局逐渐成形，打压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人民不断失落。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的抗议声逐渐增强。以嬉皮士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不仅怒斥主流文化价值观，还提出了一套与之截然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并积极身体力行，掀起了一场规模可观的反主流文化运动。[3]原来占统治地位、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的主流文化观念以及在该文化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方式——传统清教主义、现代理性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物质消费主义和冷战思维模式受到极大的冲击。摇滚乐成了这场运动的“武器”，除了具有音乐必备的旋律、节奏、调式、曲式织体外，其歌词中的隐喻、意向、题材将音乐语言变得更加有冲击力与感染力，歌词传达的反正统文化的精神，成为这场运动的“子弹”。除了强有力的节奏、刺激旋律的“感官摇滚”，还有深层次含义的“心灵摇滚”。这不是简单的叛逆，而是自由的觉醒、思想文化浪潮的一次革新。

2.1.2 以鲍勃迪伦为代表的诗歌化语言

鲍勃·迪伦是民谣摇滚的代表人物，也是反正统文化运动中的先锋。著名诗人肯尼斯·雷克思洛斯说“是迪伦首先将诗歌从常春藤名校的垄断中解放出来”。[4]鲍勃·迪伦的价值在于将诗歌化的语言与音乐语言完美融合，并让人们开始关注到歌词的价值，在激昂亢奋的音乐中，人们一眼就被诗意化却又铿锵有力、富有大爱的歌词吸引。鲍勃·迪伦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反战歌曲《答案在风中飘》创作于越战时期，其中的表现手法极具“迪伦色彩”。歌词主要以诗歌的体裁，擅于选用意象营造氛围，第一节首先选用自然意象“白鸽”“大海”“沙丘”，象征着和平，营造出静谧而又广阔的氛围;接着选用意象“枪炮”，象征着战乱，营造出混乱悲惨的氛围;前后形成对比，意境冲突，更加衬托出人们对追求和平的渴望，也是对现实世界仍然战乱的无奈与悲愤。第二节继续选取意象“山”“海”。歌词中也选用“人”这一意象贯穿始终，“一个人回头转过多少次”“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一个人有多少耳朵”，这个“人”实际上代表了那些了解或者亲身经历战争疾苦的却仍然麻木不仁的“一群人”，但在歌词中并未直白讽刺批评。同时，歌词中运用反复的手法，不断提问，并发出“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扬的感叹”，造成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作者看似未给出答案，而答案却又显而易见——和平应为时代的主旋律，一个事物形成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积累，毁灭它却只需要弹指间的一瞬，和平的到来极为不易，毁掉它又会带来什么好处呢。主旨在这一次次发问中走向升华，敲击着人们的内心。同一时期民族权利、反战主义、精神自由的主题还有很多。诗歌般的歌词并未嘶吼抨击，却在淡淡的发问中逐漸深刻，摇滚也给予了这个时代“正能量”——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离经叛道者”的反叛与反思。

2.2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第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摇滚乐走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相结合，文化内核不断丰富，“正能量”的辐射范围也更大。这一时期摇滚乐歌词的主题主要围绕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展开。此时中国大陆的摇滚风格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经历过重重挣扎——改革开放与“文化大革命”，小心翼翼地打开国门端详着这个世界，摇滚乐顺着世界文化的潮流第一次冲击着青年沉闷躁动的心。新中国的青年刚刚感受到世界的新鲜气味，却又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无法追逐梦想，对未来充满了迷惘之感。新一代的青年该何去何从？直白、撕扯般的电吉弹奏出了这个特殊时期叛逆的第一声，这是他们宣泄的出口。当这个世界无法听见你的声音时，我们只能选择用最直白猛烈的方式，用尽可能强的集中的方式抒发。于是年轻人成为摇滚的叙事主体，他们采取一定的叙事策略，这一时期的摇滚歌词充斥着批判、反文化、“丧”文化，当然某些语义化的用词也成为其成为亚文化的把柄。他们用近乎疯狂的高分贝呐喊出精神世界的贫瘠——制度化、商品化、市场化的体制中无法找到合适的存在方式，“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无法继续学业，面对世界挑战的忧愁。

第二，以崔健为代表的叙事策略。八九十年代中国摇滚以崔健、窦唯、郑钧等人领军，我们称之为“仙儿”。在这个过程中，崔健创作了多种多样的新型音乐作品，而且他每一个专辑都会引导摇滚曲风的走向，从而逐步带领中国摇滚音乐与时代接轨。[5]其歌词的叙事策略主要在于人称的变幻和语义性词语的使用。崔健的代表作品《一无所有》“你一直问个不休，我何时跟你走”，这一时期的歌词中大多喜欢使用人称代词“你”“我”“他”，这样的人称代词拉近了表演者与受众的距离，一下子就引起了听者的共鸣，讲述的仿佛就是我们的情感表达。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何去何从，只能“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白走到黑”，“可你却总是笑我，笑我一无所有”。这一时期的崔健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他继承了北岛朦胧诗的浪漫主义，掩盖内心的焦虑和无助。同时，在《新长征摇滚》中，崔健又展现了另一种叙事策略中的叙事技巧，“听说过，没见过，二万五千里”，同样的技巧也在《一块红布》中展现，崔健使用政治敏感性词语，如“长征”“革命”“红布”，对纯洁的政治信仰进行调侃，这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给文化界带来的伤痕的反思，同时也带有哲学上存在的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实际上是对信仰如何安放的思考。崔健的歌词中的叙事策略与哲学之思释放了摇滚创作人的能量，解放了这一时期青年的天性，增添了音乐中的摇滚化——反叛与反思。

2.3 21世纪后

2.3.1 时代背景

21世纪以来，世界开放化程度高，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境界，可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当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以自身幸福感的降低、环境成本的降级、自然资源的消耗为代价，摇滚的主题不应该受到局限，于是摇滚音乐人敏感地将反叛反思的眼光投向更远的境界。这一时期摇滚的主题更加多元化，反叛性似乎没有那么强烈，但摇滚的精神反思并没有泯灭——精神世界重于物质世界，并与主流价值观在某些方面吻合。它鼓励人们跳出“小我”，走向“大我”，带领更多的人在“看清生活的本质之后，仍然热爱生活”，摇滚开始展现精英化的特质。

2.3.2 新裤子乐队的复古浪潮新时代

2019年夏天，一档摇滚类音乐选秀综艺节目火爆起来。在流行音乐市场独占鳌头的喧嚣时代，摇滚再次走进大众视线的中心，并掀起一阵复古热潮。这一时期摇滚的主题更加多元化，反叛性似乎没有那么强烈，但摇滚的精神——反思并没有泯灭。例如，新裤子乐队“在这冰冷无情的城市里  在摩登颓废的派对里”，蹦蹦跳跳地唱着“你你你你要跳舞吗”，这一时期的歌词简单直白，实际上营造出悲伤的舞曲，欢乐的舞蹈和音乐终将过去，我们仍然要回到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去，这样的矛盾构成了内在的音乐张力、荒谬感和斗争性。这样精英式的反叛，反思出物欲横流的时代里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在年轻，所以活力是这个时代的保鲜剂。所以，当新裤子乐队呐喊着“我不要在孤独失败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没有任何修饰的辞藻，没有任何晦涩的词语，直白而又无奈地诉说着这个世界的冷酷无情、现实的骨感、消逝的纯洁环境。他们愤怒，他们批判，反过来又劝慰我们“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3 摇滚歌词反叛与反思的当代意义

以上通过对不同时代摇滚乐的创作背景、歌词内涵及表现手法进行整体到个体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摇滚乐并不只是肤浅的亚文化的代名词，其歌词题材传达出的“正能量”并不稀缺。以下从3个方面说明探究摇滚乐歌词反叛反思中的“正能量”及当代意义。

3.1 全面了解摇滚乐的文化内核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摇滚乐诞生以来，人们对摇滚的认识存在偏颇。在英国，有研究者发现，人们普遍认为喜欢古典乐的人往往具备中上层阶级的家庭背景，说唱、嘻哈和摇滚乐则是普通黑人或工人阶级的专利。[6]用原有的阶级眼光，认为摇滚乐只是粗俗、低级的代名词。摇滚的种类逐渐丰富，朋克和重金属的诞生，歌词直白大胆而又前卫，人们又往往只注意到其歌词中的性名词暗示以及反社会倾向，配合疯狂的现场视听效果，用“反抗”“叛逆”“激进”“毁灭”来定义摇滚，而忽略了对直白大胆的歌词背后的主题作深入思考，导致摇滚乐一度陷入“亚文化”的低谷，直至今日摇滚还有部分深陷舆论的沼泽，大众提起它存在神秘、抗拒甚至抵制的情绪。本文通过对不同时代主题下歌词内涵以及表现手法的梳理，探究摇滚乐主题精神中蕴含的“正能量”，给人们尽可能展现摇滚乐全部的面貌与魅力。五六十年代的摇滚成为人们追求个人自由与摆脱精神束缚的出口，宣扬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反战主义。七八十年代的摇滚乐传入其他国家，成为人们关注民生与世界政治的载体。再到如今，摇滚乐主题的内涵再一次丰满而又深刻，继承与创新民族文化、尊重自然、消除贫困等都成为摇滚乐的主题。每一个时代都给摇滚乐打上了烙印，而摇滚乐的创作又给时代带来新的思考与指引。摇滚涉足的题材广泛，逐渐从“小我”走向“大我”，从传播“小爱”走向传播“大爱”。摇滚将音乐带给人们的共情提升到了一个精神的高地。简单来说，摇滚是值得探究歌词背后深意、引起人们思考的音乐，任何时代我们都应该给予有思考价值的事物一席之地。

3.2 积极传承民族经典文化

摇滚乐传入中国，继续发扬与创新，近年来一系列将中国传统唱腔调式与摇滚乐结合的作品广受好评，中西方看似矛盾的艺术表演方式却达到了完美的交融，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我们不仅在摇滚乐的基础上加入传统的民族调式，而且选用中国民族乐器作为演奏工具，在歌词语言中表现出摇滚的张力、民族地域特色以及传统文化的自信。民间的传统艺术文化不仅仅是民间文化艺术，也是当时社会下层人民日常的一种展现。[7]何勇《钟鼓楼》里“二环路边”“小饭馆里”是一群老北京说着“明儿早晨吃豆浆油条”，讨论着北京改造现状之思;吴虹飞（侗族）《萨岁之歌》专辑（侗语）用通俗的表演形式傳承民族语言的魅力。浓厚的文化底蕴支撑着摇滚乐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同时摇滚又为传统文化吸引了大批年轻人的关注与追捧，展示了文化魅力与文化自信，实现了双赢。

3.3 唤醒公众的社会意识

摇滚乐作为一种深刻反叛反思的音乐以及文化传播的媒介，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唤醒公众的社会意识。摇滚乐的歌词是最直白的文化语言。个体摇滚人在歌词中悲天悯人，痛仰引导我们要永远在路上，反光镜引导我们要环保，李志引导我们要科学民主自由，许巍引导我们要真善，零壹乐队引导我们要保护动物。各大音乐节在主题上关注时事，如今，各大音乐节是摇滚文化和年轻人聚集交流的主要阵地，迷笛音乐节的主题从2002年的“向劳动者致敬”，到2007年的“绿色与和平”，再到2012年的“PM2.5”，无形之中与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谋而合。人类曾自诩为世界的主宰，实际上却只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大自然不是为人类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不是因为人的判断才有了价值。[8]摇滚乐本不必承担这样沉重的社会责任，可这样的责任感又给予摇滚乐深刻的文化价值与崇高的文化地位。摇滚乐不仅要在狂欢呐喊中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更要在狂欢呐喊后让世界铭记我们的声音。听众对摇滚乐表现方式的喜爱产生移情，从而对摇滚乐的主题产生关注，唤醒公众的社会意识，再次激发摇滚乐创作的热情，将这样一种责任与音乐形式传承下去，形成良性循环。

3.4 努力提高新时代的审美标准

当代年轻人易受新型文化形式感染。深挖摇滚乐歌词背后的内涵，渲染审美情绪，给予摇滚乐正能量。本身摇滚乐在年轻一代中就有较高的传播度与话题度，同时借助音乐美育原有的亲和力优势，吸引大批年轻力量的关注。审美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其本身就与审美者的情绪有着密切关系。[9]利用摇滚乐这一新颖载体，给予欣赏者愉悦的情绪，在“听”“思”“感”中传播当代爱国主义主题教育、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从而在无形中提高了新时代青年的审美标准。

4 结语

摇滚乐在发展中逐渐走向主流文化，但人们对其了解往往停留在过去一听而过，主观地认为其躁动的鼓点声、低沉的贝斯、撕扯的嗓音、疯狂的表演形式只是一群追求刺激、不满生活的叛逆者的宣泄方式，认为这是一种浮躁的音乐。在新时期，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是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10]在多元文化碰撞的今天，我们有必要给大众还原摇滚本来的面貌，并探究其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得以延续和继承的内在生命力。本文基于不同时代背景下整体摇滚乐歌词的主题并选取个例摇滚乐歌词的意境与手法，挖掘摇滚乐中蕴含的“正能量”。摇滚乐歌词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讽今，或隐喻，或借助意向，或诗歌手法，题材虽然多元化，主旨却逐渐明确——在反叛反思中以直白的创作方式肆意抒发心中所想，挣脱一切落后桎梏的事物，在音乐中思考现实价值。这样揭露阴暗伤痕、希冀未来、悲天悯人的音乐必然是伤痛批判的，这并不是传统观念中的浮躁音乐，摇滚乐中的“正能量”不曾缺位。

参考文献：

[1] 黃文泽，郭承龙.音乐与人类发展的关联研究[J].戏剧之家，2019（36）：41.

[2] 韩浩月.乐队的夏天，摇滚的深秋？[N].中国青年报，2019-07-02（008）.

[3] 王恩铭.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文化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6-28.

[4] 李晓梅.摇滚歌手崔健歌词的文学解析[J].新闻知识，2012（12）：85-86.

[5] Adrian，Buckingham . Working Class Heroes：Rock Music and British Society in the 1960s and 1970s[J]. Social History，2014（01）：146-147

[6] 陆正兰.鲍勃·迪伦：戴上了桂冠的摇滚诗人[J].词刊，2011（2）：54-56.

[7] 章娜，张耀.民间传统艺术的与时俱进[J].大众文艺，2020（02）：134-135.

[8] 马赫.从荒野角度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沙乡年鉴》作品赏析[J].大众文艺，2020（03）：19-20.

[9] 陈晨.情绪与审美态度相互影响分析[J].大众文艺，2020（03）：268-269.

[10]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授权发布）[DB/OL].新华网，HTTP：//news.inhumane.com/politics/2015-10/19/c_1116871619.HTML，2015-10-19.

作者简介：卞秋睿（2000—），女，江苏扬州人，本科在读，通讯作者，从事流行歌曲中的歌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