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文联成立70周年纪念日在2020年的5月。《北京纪事》社长兼主编傅伟约我为“文联70年”栏目写篇文章，内容是写我“在文联工作中记忆深刻的事”。

也巧，这之前，也是为庆祝北京市文联成立70周年事，文联的同志曾3次找过我。

1月2号，文联组联部于振浩主任主持一个会，请我和陈予一去，为在座的3位策划公司的人员讲文联历史。据于主任介绍，这3位是文联请来为70周年庆祝活动做策划的。我讲完，策划公司的人把我的讲稿一页一页拍照留存。

1月13日，文联召开离退休干部座谈会，要求与会的老同志讲讲文联的历史及重要的人和事。会上，我简要说了说文联历史上的几个重要节点。在座的文联领导似乎颇感兴趣，让人把我的发言稿要去。

又过了一个星期，文联研究部主任赖洪波等3位同志到我家来，说研究部承担了“北京市文联70周年”专辑的编撰任务，他们是奉文联领导之命来听我的意见和建议的。

我退休已15年了。文联的同志之所以此时记起我，是因了20年前的那部《北京市文联50年》。

编撰纪念50 周年纪念专辑，历时一年半完成。作为其主编，于我，无疑是件“记忆深刻的事”。

记得那是1999年年初，为庆祝市文联成立50年，我提议编辑纪念专辑。党组同意了这个建议。在3月22日的党组、秘书长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庆祝50周年筹备组，赵金九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庆祝活动包括：围绕庆祝50周年，除文联所属协会各自组织展览、演出、评奖等活动，及文联所主办的报刊组织相关纪念文章外，以文联名义主办的纪念活动有三项：一、表彰从艺50周年的艺术家;二、召开一个纪念大会;三、编撰北京市文联50年纪念专辑。当时决定编撰专辑的事由我负责。

根据做编辑多年的经验，我深知这是项浩繁的工程，必须及早动手。经过数日思考准备，我拟了一个纪念专辑的规划，包括专辑的内容、组委会和编辑部人员组成等事项，提交3月29日的秘书长会讨论通过。

任《北京纪事》社长期间的陈世崇老师

4月6日，我主持召开筹备庆祝文联成立50周年纪念专辑编撰小组的首次会议（当时文联还与文化局在西长安街7号同一幢楼里办公。文联老干部活动站设在和平门文联宿舍地下室。文联的许多老同志就住在这幢宿舍楼里。选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方便参会的老同志），特请宋汎、王松声、江山等老同志参加，征求大家对规划的意见。

4月7日，根据小组会上的意见，我对规划进行修改，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编撰规划，包括专辑的内容、目录、各单位应承担的条目撰写任务、进度要求、各单位承办此项任务的责任人等。最后打印出来，复印了30份。

4月12日上午，文联召开中层干部会。先由市委副书记龙新民宣布任免事项：马玉田不再担任党组书记、由吕浩材接任。之后，中层干部会继续开，由我向各单位布置了50周年纪念专辑的编撰事宜。把规划发给各单位并提出要求。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资料就是编撰专辑的“粮草”，搜集有关资料是一马当先的关键。就此，我在中层会上作了特别强调。但我知道，会上强调是一回事，下面落实是另一回事。要落实必须落实到人头。于是当天下午我即找有关部门落实了查找资料及与各单位联系、催要材料的人员（人保处、办公室各一人）。

负责联系的人员很认真负责，接下来的几天他们积极开展工作。但他们到各部门催要材料有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我亲自出面解决。4月20日这一天，就为这事儿，我先后给7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督促。

两个月后，收集材料的工作初见成效，6月28日下午，我将各单位交来的材料看了一遍。发现还有些单位没交，就找这些单位的有关人员来谈了谈。

如今已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也不能等材料全齐了再动手写。我先给编撰人员作了分工：曾涛负责各协会材料的搜集和统编、张恬负责各报刊材料的搜集和统编、苗稼全负责文联有关条目材料的搜集和条目撰写，其他人也都各有其责，每人一摊。我抓总，负责协调、审稿、统稿。大家各司其职，手头有多少材料先编着。

苗稼全是文联的老人，做过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工作一向认真负责，半个多月后，便将“文联大事记”的初稿交给了我。

第一次文代會编印的小册子，异常珍贵

看了“大事记”，9月1日下午，找苗稼全来谈了谈我的意见：这一稿先作为资料汇编吧，要“宁滥勿缺”，资料有缺口的地方再去搜集、补充，多多益善。苗稼全认真努力地按这个意见去做，两个月后，交来他增补过的“文联大事记”草稿。好家伙！230多页不下二十几万字（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一位文联的老同志曾找到苗稼全，要求把自己做过的某些事写进去，还要把他的一些文章收进来。老苗没同意，招得这位老同志大发雷霆，骂骂咧咧地从位于地下室的老干部活动站尾追到老苗在10层的家门口仍没完没了。这下家属不干了，让老苗找我辞职。我安慰老苗：这事你不要管了，我来处理。我找到这位老同志说明原因——文联那么多的老领导、名作家，如果都照此办理，别说几十万字，上千万字怕也打不住吧，您说这专辑还怎么编？说来说去总算取得了他的谅解，此事方才打住）。我感谢了老苗的辛苦，跟他说，咱们慢慢磨，一定要磨出个漂亮的“大事记”。从这之后，我一遍一遍地看，与他一次又一次地交换意见，老苗不辞辛劳地反复修改，数易其稿，有增更有减，一直到2000年的4月中旬，由二十几万字增增删删，反复打磨，最后留下9.1万字。

其实，其他部分的困难和辛苦程度也不比撰写“大事记”少，只是难处不尽相同而已。比如报刊部分，只“人员名单”这一项就颇费周章。就说《北京文学》吧，有50年的历史，其前身是《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而《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又经合并、停刊、复刊、改刊的几番折腾，光弄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领导人员任职情况、准确的起止年限已属不易。查档案，文联的档案室查不到，就到文化局档案室查;档案查不到，就找过去的刊物，一年一年找，一期一期翻，费时费力总算弄清了。可“工作过的人员名单”呢？有些档案里查不到，刊物上又不登（过去的刊物只刊登主编、副主编及编委名单），怎么办？只能找相关人员询问。半个世纪过去，有人过世，健在的人又多不在文联了，而且人老了，年代久远记忆不清，他说有张三，她说没有。那就多访问一些人，能找到的就去拜访，反复核对，最后确定了一个近百人的名单。《北京文学》如此，其他报刊及文联的其他单位也大同小异。此条目令各单位及编撰人员尝尽苦头。于是有个别单位欲知难而退。我坚持，认为作为历史资料，这是重要的内容之一。通过沟通和督促，各单位坚持做了下来，而且尽量做到完满。这不但保证了专辑作为历史资料的完整性，而且也使在文联工作过的人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散落的资料搜集、整理出来，并认真核对，去伪存真，以可信、可查、可保存的方式留存下来，这就是做专辑的价值所在！说到去伪存真，也并非那么容易。如某位老同志的家属坚持说这位老同志曾做过某刊物的主编，理由是这位老同志在世时亲口对她说过：市有关领导找他谈话时说他就是主编。这位老同志及找他谈话的那个领导早已过世，档案中查不到任命书，也没别人能够证明，而那个时期的刊物版权页上印着的主编是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只能按刊物上印着的文字为准。可以文字为准也有人反对，就有告状信告到党组，说主编都是挂名的，实际工作都是编辑部主任、副主任做的，我们才是实际上的主编。情况确实如此，但也不能据此将主任更改为主编呀。怎么办？我便在该条目开头的话中加了个说明：“从创刊至1993年9月刊物实行编辑部主任负责制，1993年9月后实行社长兼执行副主编负责制。”算是基本摆平了这事儿。这事虽摆平了，但《北京文学》的条目撰写远未结束。直到2000年的2月22日张恬送来报刊的专辑材料，还是缺《北京文学》。因为《北京文学》50年的历史需要查找的东西太多，资料没找全。我一方面督促有关人员继续尽力查找;另一方面作为曾在《北京文学》工作过多年的老编辑，情况了解多一些，我便动手帮助查找。从3月12日开始，利用4天的时间，我翻阅了找来的所有《北京文艺》《北京文学》的合订本，把所需的资料查找出来并修改《北京文学》的相关条目。

《周恩来总理由李伯钊、凤子陪同步入会场》

而协会的问题更加复杂，各协会进展快慢不齐，情况不太理想。主要问题也是材料不全、内容缺项。材料不全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有的协会负责人多次变更，材料散失找不到;有的某个时期根本就没做材料收集的工作;更有个别的协会前负责人与现负责人有矛盾，前负责人手头有材料也不愿拿出来。有些矛盾，协会自己解决不了，负责统稿的曾涛也为难，要我出面帮助解决。我找有关人员单独做工作，这些工作常常很难一蹴而就的，需反复去做，却又常常是事倍功半。但最终问题还是基本解决，缺项补上了。至于写法的统一、文字的规范问题，就先请曾涛辛苦做加工处理了。“做加工处理”的确辛苦：曾涛每做一遍送我看，我看后与他面谈意见，他再去做补充加工，如此反复。这之后的两个半月时间里，我们俩面谈了6次。曾涛付出的辛苦可见一斑。

最缺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资料。“文革”前文联开过3次代表大会，可是在档案室里却找不到相关材料。据说“文革”中市文联、市文化局（两个单位那时没分开）发生过一次颇具规模的“焚书事件”，也许我们苦苦寻找的资料，在那时就已随着升腾的火焰永远地消逝了！怎么办？有种意见说空缺加个“备注”，说明原因。这确算个不是办法的办法，省事，而且还省得在理，别人也不会责怪什么。但我认为，还不到最后放弃的时候，再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寻找，兴许还能找到点什么呢。文联的档案里找不到，就到文化局的档案里找、到市委宣传部的档案里找、到市档案馆找。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找到了当年的《北京日报》关于第二届、第三届文代会的报道：有开幕及闭幕的报道、工作报告的摘要、理事名单等，但没有“章程”。二、三届文代会资料虽缺憾甚多，也聊胜于无吧。

周总理发言

《齊白石签到》

但第一次文代会却没查到任何有用的资料，这是个大缺憾！

留下这个大缺憾？心不甘！

文件里查不到，另辟蹊径试试——召开老同志座谈会、到老同志家家访，通过他们的回忆看能否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家又一家……真应了那句 “工夫不负有心人”的老话，我们终于收获了一个大大的意外惊喜——在一位老同志家里找到了一本第一次文代会编印的小册子！资料非常详尽：有筹备经过，有郭沫若、彭真、梅兰芳等4人的题词，有沈雁冰、丁玲、徐悲鸿等5人的讲话，有吴晗、老舍等人的6个报告，有俞平伯、戴爱莲、萧长华等30位文艺大家的发言，甚至各界赠送给大会物品都有详细记载。林林总总近30个条目。如获至宝！真是如获至宝呀！我们决定将全部资料一项不落地选入专辑中。美中不足的是，小册子中有幅《周恩来总理由李伯钊、凤子陪同步入会场》图片，却没有其他任何相关的信息，想方设法地多方查找仍毫无收获。我想，既然总理到场，一定会有摄影记者跟随的，就让人去新华图片社查查看。果有收获，专辑中《周恩来总理讲话》《齐白石签到》的两张珍贵照片就是从新华图片社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