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 张瑞欣

摘 要：基于分位数回归法，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以及不同城镇化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資对城镇化作用效果的差异。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具有先增强后减弱的动态变化趋势，即城镇化中前期，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而城镇化后期，这种促进作用减缓。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影响;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6-0151-03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规模快速拓展，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现出持续提高的趋势，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2018年上升至59.58%，提高了近3.32倍。随着我国城镇的迅速拓展，诸多矛盾日益突出，如地区城镇化水平空间发展不均衡、环境恶化以及基础设施配套滞后等，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镇化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会议上提出：“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以实现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的安定有序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如何促进我国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中国经济出现明显下行迹象，亟待扩大内需缓解系统风险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加强内部社会制度建设，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积极推进我国城镇化显得至关重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持续增长，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外商直接投资涨幅进一步提高。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527.43亿美元，2018年增加到1 349.7亿美元，外资利用总量仅次于美国，升至全球第二。大量外资融入中国城市群，从技术、资金等多方面推动了我国工业部门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解决了城市就业问题。外商直接投资能否有效吸引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进而带动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

一、文献综述

聚焦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城镇化进程的关系，各学派基于差异性视角，提出不同观点。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深受发达国家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进程的影响，造成依附性问题[1]。而Armstrong，Friedman则提出，新的全球秩序下发展中国家很难从依附城市化中逃脱[2～3]。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贫富差距扩大、产业失衡，甚至过度城镇化等问题。基于这一视角，外商直接投资将一定程度上扭曲东道国城镇化发展。

现代化理论则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具有积极影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积累、技术溢出等方式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及工业化发展，进而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众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一理论进行检验。基于技术溢出角度，邓丽娜等基于产业层面进行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4]。曾鹏等提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加速东道国的产业升级及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并能同时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5]。基于资本积累角度，Chenery认为，外资能够弥补东道国的资金缺口，加速东道国的资本积累，进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6]。随后，Kentor也得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加速东道国的资本积累，为东道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资金动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结论[7]。

二、假设提出与研究框架

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扩大就业视角，外资进入我国城镇地区或建立新企业，或扩大原有企业规模，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外资企业规模的扩大也促进了与之相关联企业的发展，就业机会随之增加[8]，促进农村劳动力涌入城镇，推动城镇化发展。基于技术溢出视角，外资通过关联、示范、竞争等方式加速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推动产业集聚，进而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形成产业链专业化生产，加强了城镇的吸引力，进而加快城镇化发展[9]。基于资本积累视角，双缺口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资金缺乏问题，单纯依靠本国进行资本积累周期将十分漫长，引进外资成为弥补资金缺口的有效途径[10]。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支持，为我国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基础保障。

在城镇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外资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城市化初期，受当地基础设施水平较低、融资环境较差、产业链不完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外资企业发展缓慢，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较弱。在城镇化持续发展的进程中，诸多不利因素逐渐解决，降低了外部环境因素与外资企业的匹配摩擦，进而持续提升外资融合吸收转化效率，这一阶段，外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断加强。城镇化后期，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土地成本不断上涨，导致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上升，发展减缓[11]，故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减弱。

H1：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进程具有促进作用，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呈现先增大后减小趋势。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为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关系，以及行政垄断对这种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采用以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其中，i表示地区，j表示时间，urb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地区城镇化水平，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gdp表示产业结构，indust表示地区工业化水平，invest表示固定资产投资，？着是残差项。为了消除异方差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对控制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二）指标选取

1.被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包括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四个方面，本文选取人口城镇化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其的衡量指标[12]。

2.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和行政垄断。外商直接投资能扩大就业、产生技术溢出、增加地区资本存量，进而影响地区城镇化发展，本文采用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衡量外商直接投资[13]。

3.控制变量：产业结构，采用地区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百分比衡量产业结构[14];工业化水平，采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衡量[15];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百分比衡量[16]。变量详细的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进行匹配，并把各地级市企业层面数据加总，最终得到1998—2011年的地级市水平数据集。主要数据指标来源：其一，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二，外商直接投资应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内相关指标经过计算得到，此数据库包含企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5%左右，1998—2011年，此数据库所涵盖的企业数量由16万家增加至48万家，其权威性是值得公认的。

四、实证研究

表2展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在各分位数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影响程度随分位数的增大呈倒“U”型变化，从10%分位数到75%分位数外商直接投资系数逐渐增加，但在90%分位数系数出现明显下降，证实了前文的假设H1。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扩大就业、加快技术溢出、增加资本存量等方式，促进我国工业部门发展，推动我国产业集聚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促进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初期，当地落后的市场环境与外商投资企业具有较大的匹配摩擦，导致外资企业发展缓慢，故对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较弱;城镇化中期，限制外资企业发展的诸多不利因素逐渐解决，降低了外部环境因素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匹配摩擦，持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融合吸收转化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斷加强。城镇化后期，地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土地成本的上涨严重阻碍外资企业的发展。因此，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减缓。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匹配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两类数据，得到1998—2011年的地级市水平面板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法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机制，最终得到以下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进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大，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程度呈倒“U”型变化，城镇化中期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最大，初期及后期影响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根据本文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加速当地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更能吸引外资流入形成产业集聚，推动城镇化进程。因此，政府应着力提高当地引资能力，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优化产业配套条件，改善市场融资结构，推动建设产业经济区，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协同发展创造条件。同时，针对城镇化水平不同的地区，引资策略应该有所差异，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可着重引入技术水平较低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则应更大力度地鼓励高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当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