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尚文 本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夏雪

“韩国的性教育做得还不够”——这是“N号房”事件后记者在首尔街头采访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评价。这起震动韩国的网络性犯罪案除了引发民众愤怒、要求政府和警方对案件彻查外，也引发韩国舆论对于相关文化教育缺失的反思。

网络性犯罪的“商业进化”

“在电影《杀人的回忆》中，男主角宋康昊曾抛出一个问题——大韩民国难道变成强奸的王国了吗？然而在网络世界，我们可能早已生活在一个‘强奸的王国之中。”《韩民族日报》一篇评论员文章指出，网络性犯罪受害者一旦出面揭发自己的受害情况，相关的性剥削视频便会被当成淫秽视频在网络上被无限消费。韩国刑事政策研究院国际合作室室长尹贞淑指出，这次“N号房”事件可以看到，加害者在网络聊天工具上分阶段地让有类似兴趣的人加入，然后组成大型网络社区，并在物色受害者阶段施以修饰与诱引，之后以揭露秘密为手段持续从事胁迫行为。制作视频的方式也是利用受害儿童生成的图片，部分性奴隶化的残忍视频以商业方式进行交易，为实现交易而使用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所有这些行为只有在互联网空间才成为可能，这一事实显示，儿童性犯罪已经进化为一种完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

当然，网络空间里的性犯罪绝不会仅止于此。加害者在现实空间与儿童直接接触，该场面又被拍摄、发行、流通，从而形成商业交易。如今的青少年儿童一代已习惯于在线交友，对于他们而言，短短几分钟就可能上钩。然而韩国现行法律根本没有对性引诱给予处罚的规定，也没有对网络空间内怀有此类意图的拉拢、胁迫、跟踪骚扰给予处罚的规定。这与全球70%的国家已经将这些行为定为犯罪的情况（联合国报告）成鲜明对比。

韩国京畿大学媒体影像系教授洪成澈认为，韩国虽然标榜自身为将淫秽物品视作违法行为的“道德国家”，然而对制作和传播儿童视频的人士的惩罚，却并不严格。此次“N号房”中传播的未成年人视频是通过威胁、强迫拍摄的，这会给人格尚未发育成熟的未成年人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非法色情片有着清晰的界限划分。在美国，参与制作儿童视频的人最少被处以15年有期徒刑，如果为制作相关视频而贩卖人口，量刑将至少增加到30年。在韩国，2018年上传儿童视频多达22万余件的网站W2V运营者，仅被判刑1年6个月。此前韩国社会只把此类视频视为管制范畴，但仅靠“管制”并不能解决该问题。洪成澈认为，首先应通过学校和媒体加强对这类视频危险性的教育，其次应将有关量刑提高到国际水平。

韩国大检察厅9日表示，已制定“网络性犯罪事件处理标准”，并决定即日起在韩国全境各检察厅开始实施。该标准规定将对制作、传播、持有性剥削视频等行径进行严惩。这不仅适用于“N号房”运营者赵周斌（音）等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的相关案件，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案件。

“触法少年”令人震惊

对于类似事件处罚标准大幅提高，让从“N号房”到牢房更快成为现实。韩国《世界日报》称，韩国社会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嫌疑人中有很多年轻的面孔令人震惊。韩国京畿北部地方警察厅7日表示拘捕了10名通过Discord频道散布性剥削视频的嫌疑人，其中大部分是未成年人。目前满12岁的初中生运营人在去年犯罪时仍是小学生，即所谓的“触法少年”。

“触法少年”在韩国指的是10岁至14岁未成年罪犯。他们无论犯下再大的罪行，在少年院（韩国的少年犯管教所）而非监狱最长待2年便可回归正常生活，且不会留下任何记录。韩国《朝鲜日报》称，很多“触法少年”知道这一规则并利用“年龄武器”知法犯法。韩国刑事政策研究院研究委员承载贤建议，未来有必要根据青少年犯罪情形严重程度，将刑法和少年法有机结合，制定相关规定。

与历来性犯罪者不同的是，韩国网络性犯罪者非常精通网络技术，二三十岁的年轻男性相对较多，且属白领阶层。不少人因此谴责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性集体文化”，有韩国民众认为这是导致“N号房”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随着父权制瓦解，男性地位大幅下降后，欲望变了质”。

“这难道与韩国男性社会把女性视为性消费对象等根深蒂固的文化没有关联吗？”《韩民族日报》评论称，韩国男性无法完全理解女性把“N号房”事件视为集体性暴力的恐怖心理，但至少可以在认识上努力缩小差距。

探访儿童救助中心

韩国有关儿童性暴力的相关事件呈增加态势，且相关法律、机构过于复杂。在此背景下，建立以受害儿童为中心的综合诊疗支援体系迫在眉睫。在韩国女性家族部主导下，旨在为受害儿童等提供身体和心理治疗、法律、调查服务的向日葵儿童中心于2004年正式成立，服务范围逐渐扩大至未满19岁的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目前韩国全境共运营有30余所向日葵中心，每一所中心与所在地大型医院合作，分为危机援助型、儿童型和综合型3种，共有数百名工作人员，包括咨询员、护士、临床心理师、女性警察等。2017年底，《环球时报》记者曾探访首尔向日葵儿童中心，一家由国家100%出资支援成立的援助型机构。

走进该中心平台，进门右手边首先是一片彩色积木拼接出的地板上摆着毛绒玩具，“心”“天空”“橘子”等，每一间屋子都被涂以不同颜色的彩漆，标有名字。首尔向日葵儿童中心护士张世莲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每一间屋子都有特殊的作用，包括咨询、医疗服务等。她主要负责美术治疗，即与受害儿童一边对话，一边让受害者以自发、创意的方法，对造成精神创伤相关的感情或事故等进行绘画，以得到内心情绪上的治愈。张世莲从事受害儿童支援工作已有十余个年头，“看到孩子们从伤害中逐渐走出来是最欣慰的事”，她感慨道。

首尔向日葵儿童中心副所长申文姬当时告诉记者，儿童受伤害不敢发声，抑或是社会充满有色眼镜看待受害儿童的现象不在少数。如果社会对受害者的痛楚感到茫然或有极端意识，这对有效地向受害儿童提供支援会造成障碍。今后将进一步通过对受害者精神、身体健康的研究，提升高质量的支援服务。

一位首尔居民告诉记者，“韩国性教育方面从儿童时期开始就比较封闭。如果能实行开放的教育，循序渐进地树立正确观念，恐怕就不会发生‘N号房这样病态的事情。”也有韩国人认为，加害者们在成长过程中极度缺少来自社会的道德教育。有韩国媒体指出应将“N号房”事件视为扩大关于尊重人类教育的重要契机，如果尊重人类的教育不能实现并普及，互联网犯罪最终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平台并进一步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