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门张凝

云门张凝 南方之南 90cm×180cm 纸本设色 2018年

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确立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创作观念与审美原则。儒家倡导的“游于艺”与道家“逍遥游”的观念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取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尽管二者有着某种契合乃至重叠，但又有各自的追求：儒家“游于艺”的思想着力于君子道德人格的塑造，体现“尽善尽美”的政治教化功用，致力于达成人和社会的完美和谐；而道家“逍遥游”思想则主张退守个体生命的天性本真，试图摆脱世俗羁绊,追求“法天贵真”的自然无为，寻求审美人格的自我完成。

追求尽善尽美的“游于艺”。《论语·述而篇》记录了孔子一段话：“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此处的“艺”即“六艺”，与“道”“德”“仁”一样都是孔子精神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包括了绘画艺术在内的各种才能与技艺。“它是调剂身心，抒情达意的手段，而非致力以求的人生目标。这就为绘画规定了明确的价值定位。”（曹玉林：《当代中国画体格转型》）志道、据德、依仁的循规蹈矩过程，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的道德自觉与理性自律，需要“游于艺”作为道德人格塑立过程中的感性补充与情感调节，从而达成孔子所期望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作为志道、据德、依仁的“善”与游艺之“美”成为孔子追求道德旨归与审美理想的价值导向，落实为“尽善尽美”的文艺观。《论语·八佾》：“子谓《韶》 :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 :尽美矣, 未尽善也。ÿ ”孔子指出，“善”作为君子道德人格的重要特征，具有“仁爱”的内在属性，通向礼乐与德性，是“美”之存在的前提与条件；而“美”只有依附于道德之“善”，才具有艺术价值与审美意义。

以传统绘画为例，比如沈周为其师陈宽祝寿所作《庐山高图》。画中一老者伫立于平台之上、长松之下，仰观高山与飞瀑。沈周以庐山之高象征陈宽的道德人格，以飞瀑象征老师的智者属性，以古松暗喻君子的独立精神，完美地体现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的儒家比德思想，更体现了儒家追求尽善尽美的“游艺观”。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言“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物，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宗白华美学与艺术文选》）即便在今天，这种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美术创作观念仍然占据主流地位。

追求“法天贵真”的“逍遥游”。庄子所认可的画家是一位不受任何约束、绝对自由的真性情者。《庄子·田子方》中有这样的记述：“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只有如此，艺术家才能在天然的精神世界中完全释放自己，使艺术审美力达到自然纯粹的境地，从而获得对自然世界与生命真谛的深刻感知，并以最完美的艺术语言呈现出来。这是庄子“法天贵真”思想观的核心内容。庄子认为“真”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属性，是人与自然和谐沟通的根本条件。真怒、真悲、真亲都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和真实表达。只有自然天真，才能去除虚妄，获得生命的超越与精神的“逍遥游”。庄子认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父篇》）

董源在《溪岸图》中描绘了高士隐居生活透出的闲淡气息。在山脚岸边，分布以竹篱茅屋、农夫赶路、女仆劳作、妇人抱孩嬉戏，一位高士却倚栏而坐，举目眺望，神态悠闲，一派平淡天真、其乐融融的逍遥世界。恰如米芾《画史》所评：“董源平淡天真,唐无此品。”这种对于“真”的追求，同样塑造了中国画的另一种审美追求。

尽管孔子有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而庄子也曾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但二者却殊途同归于自由的人生境界与自然的艺术精神，这一点却是不容忽视的。影响中国传统绘画的这两种观念，既决定了中国传统绘画都追求自由的人生境界的展现、都追求自然的艺术精神的展现，但两者本质层面的差别，也使得中国传统绘画展示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审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