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旭宁

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思想文化嬗变的关键时期，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便是魏晋风度，这种迥异于两汉的行事风格和思想风貌，由魏晋名士们不断发扬，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增添了一抹异彩。本文对魏晋风度的产生做简要梳理，主要以阮籍和陶渊明为例，阐述其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产生的一些解构与创造。

关键词：魏晋风度;阮籍;陶渊明;创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6-0-01

一、两汉经学的式微与士人生活的破坏

经学是儒学在两汉占统治地位的形态，东汉末，随着帝国崩溃，它的影响不断削弱，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已失去普遍的约束力。[1]士人们得到某种意义上的解脱，文化不再只是朝廷进行伦理教化的工具。人们对人生意义、价值的思索，都不可避免的开启新的一页。

思想解封的源头是稳定的消失，建安伊始至衣冠南渡，中国大地上政局持续动荡，对于士人来说，大一统下的晋升渠道和生存环境消失了，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士族和高层文人也难得幸免。如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瘟疫，带走了建安七子中的五位，曹植的《说疫气》中记录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到了西晋，司马氏出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自身合法性的维护，对身处文化主导位置、表达悖逆王朝主体价值观的士人进行屠杀。参与军政的文人也多半不得善终。文化精英们进一步失去安全感。当时许多名士，如何晏、嵇康、陆机、陆云、潘岳、谢灵运等人，都不免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们一批一批的被送上刑场。魏晋士人面临的是全方位的桎梏。

二、士人对传统的解构与创造

在这种实实在在的危险下，魏晋士人的第一步是对儒学的反叛，尤其是其核心的“礼教”，时代令人失望，人就不免转向对自身的关注，重视自身的价值，产生的是行为潇洒不羁的名士;在自身上面找到虚无，产生的是玩弄逻辑和概念的玄学。嵇康就自称其“非汤武而薄周孔，”从根底否定礼教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竹林七贤”代表了衰世乱世，命运捉摸不定，志向难以实现，对死亡的思考和人生意义的质疑便应运而生，魏晋名士，如嵇康、阮籍、陆机等人的作品，都发出了一种对于人生无常、岁月易逝的感叹。如阮籍《咏怀》八十二首：“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我们可以看到，从经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士人们，发现了自我，产生了一种对人世执着追求的苍凉之感。

这一时期，受社会推崇的這类名士，他们既没有显赫的功勋，也没有可称道的节操，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成为人们的理想和榜样。

魏晋士人的第二步是对思想的重新解读和对文学的创新，两汉文学思想重功利。当时的诗学，实际上是政治学和神学，文学既是宫廷玩物也是经学附庸。到了魏晋，文学地位产生变化，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最早看重文学的曹丕也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非功利、重抒情，这时期的诗歌摆脱了汉代诗歌那种“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诗歌的影响。文体上，五言诗体确立成熟。

三、阮籍与陶潜

众多魏晋名士中，阮籍和陶潜两人的成就最高，风格亦有所不同，作为魏晋风度两个维度的代表可以说非常恰当。[2]

阮籍是受庄子思想影响很深的人，他也向往于一个精神自由翱翔与无何有之乡、与道一体的人生境界，但是又无法实行。但他内心却是无比苦闷与彷徨，既有是非之心却又不能诉说，他其实有济世之志，曾经叹息过“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样的话，他还有诸多怪诞之举，比如独自驾车到林中大哭。这样的心境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是他的诗作中的一大特点，把心中的哀伤用曲折而强烈地抒发出来，深沉美丽。

他以隐晦曲折的方式对黑暗、腐败的现实，表现了深沉的忧愤和不满，阮籍的怀古诗即是隐晦方面的代表：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咏怀·其三十二》）

愿覩卒欢好。不见悲别离。（《咏怀·其八》）

人情有感慨。荡漾焉能排。挥涕怀哀伤。辛酸谁语哉。（《咏怀·其三十七》）

另一个人格化的理想代表是陶潜，与阮籍相似的地方在于，陶渊明也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回避者。他虽没有阮籍那样高的政治地位，但他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让他与政治产生了联系。陶渊明却十分自觉地从政治中退出来，将精神的慰藉寄托在田园生活中的饮酒、读书、作诗上。陶渊明更看重精神的自由，不以心为形役，不让精神的需求服从于物质的追求，追求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处中得到宁静和归属感。

当然，陶渊明在物质和精神二者难以得兼时，也流露出物质困乏的艰难和苦恼，但是他决不愿为了物质的享乐而牺牲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他在田园和劳作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他把自汉末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达到了一种寻求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

而陶渊明这种精神境界和寄情与田园之间的处世态度，使得他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一种情味极浓的冲淡之美。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

阮籍和陶渊明在魏晋时期，之所以能成为两个人格理想化的代表，就在于他们分别创造出了两种不同的境界。在我看来，阮籍和陶潜都在回避丑恶的现实环境，但前者只是在逃离中郁闷，后者则在逃离中找到了一片新的乐园。阮籍忧愤无端，慷慨人气;陶渊明超然世外，平淡冲和，他们都以深刻的形态表现出士人们的理想追求和魏晋风度。

注释：

[1]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97页.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三联书店;2014，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