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富宸

（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一 问题的由来：从《营商环境报告》见微知著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的营商环境总体排名居第31位，较上一年上升15 个位次，这是自世界银行2003 年起发布该调查报告以来中国取得的最好排名。该报告共考察十项一级指标，其中第一项便是“开办企业”。这一指标以Simeon Djankov 等四名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准入监管》（The Regulation of Entry）一文为理论依据。文章运用大量实证数据对严格的市场准入监管到底是“帮助之手”（helping hand）还是“攫取之手”（grabbing hand）进行论证。

“帮助之手理论”认为，政府对新兴市场主体实施监管，能够确保消费者从心仪的经营者手中购买到质量上乘的产品或服务。该理论同时认为，市场准入监管严格与否，应当以程序的数量为衡量依据——程序越多，准入监管越严格，社会效果越好，而不受规制的市场往往会导致失败［1］。

“攫取之手理论”认为，准入监管不会对社会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该理论有两种代表学说，其一是Stigler 提出的“捕获理论”（capture theory），“捕获理论”主张，准入监管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阻碍了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增强了现有企业的市场支配力，提高了现有企业的利润，但消费者并未从中受益［2］；其二是Shleifer 和Vishny 提出的“收费亭理论”（tollbooth view），“收费亭理论”主张，市场准入监管使官1拥有了拒绝的权力。申请人如果想要获得准入许可，就需要向官1行贿［3］。不仅如此，一旦行为人同时需要多项政府许可，腐败比例会大大升高。比如，进口商就同时需要获得进口、卸货、运输、销售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