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玮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221000）

一、引言

人物是艺术作品中常见的表现题材，“形象”一词在图像学中是广义的文化概念，“既包括人也包括物的视觉相貌。在民族、文化、政治、哲学、宗教的心理关照下，使艺术呈现出或隐蔽着某种寓意和意义，因而成为可以解读的内涵，使人们对作品的境界和价值作出判断。”近现代中国画中描绘大量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是在当时社会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完成的，反映了当时大众的生活状态和观念意识，以及画家对人民生活处境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

人物形象在百年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封建社会，人民的形象是强权统治下的顺服的臣民，长期处于受剥削压迫的毫无自由权利的地位。经过无数革命起义，到近现代的解放、新中国成立，人民的地位和生存的状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逐渐从封闭自守的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现代人精神文明的启发下，人民得以完全自由和解放。所以中国画中的人物形象的变化，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真实写照。

二、近现代初到解放前的继承与革新

中国画中的人物形象历史悠久，最早出现于唐代，是工笔的形式，经过一代代画家们的努力逐步形成并成熟，并逐渐走向艺术表现上的高峰，今天我们看到晋朝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以及五代时期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都是古代的巨制。南宋梁楷代表作《泼墨仙人图》，其强调“以形写神”，明代陈洪绶《戏婴图》，在人物画上的创造性更多，造型古拙，画面具有装饰意味。清代的“扬州画派”即“扬州八怪”，讲求创新和书法用笔，清末的大画家任伯年是肖像画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酸寒尉像》能突破程式，对人物神态的刻画，具有高度的艺术造诣。

近现代初是由传统走向现代，封闭走向开放的转折点，是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融入世界的开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西文化发生前所未有的碰撞与融合，以西方古典绘画“改良中国画”的运动风起云涌，康有为，陈独秀，鲁迅等一批爱国激进人士，提倡以西方科学手法改良中国画之弊端，教育家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积极推动国画的改革，徐悲鸿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将写生、解剖、透视学引入中国画。画家蒋兆和以劳苦大众真实生活为题材，运用西方素描画法结合中国画笔墨造型，是近现代第一位写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画家。《流民图》在现代中国画坛上树立了崇高的地位，真实再现了当时底层人民的悲苦生活和精神面貌，蒋兆和的悲悯情怀让人感动。

近现代前半叶中国画中的人物形象，相比以往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启蒙救亡成为主题。先进的国人向西方学习，心系国家社会之安危，负改良之志。画家们奔走呼号，拿起手中的画笔，与民族命运共呼吸，以生动形象的绘画语言鼓舞人民去争取抗战胜利。

第二，画法上突破程式。用毛笔以线造型的写实方式，结合西方写实主义造型观、光影入画，使人物具有一定的立体感，更真实逼真。

第三，把苦难与孤愤投入艺术里。画家多关注底层人民疾苦，如蒋兆和的《流民图》、沈逸千的《漠北牧羊女》、陈师曾的《北京风俗》等系列，这些形象寄托着画家整个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对底层贫苦大众的同情，在人民大众形象的塑造上增加了情感厚度，真实反映了当时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

三、新时期文艺政策下人物形象的转换

1942 年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核心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讲话中特别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号召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延安时期主要以木刻版画，连环画为主，印刷方便，老百姓看得懂，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曾导致了中国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直到1955 年，为推动中国画的发展，创新中国画，培养当时国家所迫切需要的礼赞工农兵形象的画家，当时一批具备良好造型基础和中国画传统修养的年轻教师，为响应时代号召，投身到水墨画的改良与实践中去，他们的代表作品有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叶浅予的《中华民族大团结》，黄胄的《新疆维族舞》、周昌谷的《两个羊羔》、费新我的《苏州市容》等。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中国画陷入了一个低谷。文革阻断了一切，无数的青年画家错过了最好的学习成长机会，造成了知识人才的断层。

总结这一时期中国画中的人物形象，主要特点有：

第一，人民大众形象多以革命者姿态出现，具有正义性。表达了受压迫者积极投身革命后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以及解放后，人民作为劳动者、作为国家主人的精神饱满形象。

第二，少数民族题材成新风。解放前少数民族盛行农奴制，尤其是妇女地位极其低下。解放后很多画家选择刻画少数民族人民的形象，象征着新中国的多个民族团结、稳定、平等、繁荣的景象。

第三，配合政治的需要，人物脸谱化。文革时期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了单一性，审美标准“红光亮”，陷入了脸谱化的程式中。

四、改革开放后的自我觉醒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各行各业进行了拨乱反正，国家进入新的转折时期，全国人民的目光都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世界的文化和艺术铺天盖地纷纷涌入中国，画家们的思想进一步得以解放，于是兴起了新的美术思潮——八五浪潮，政治宽松的社会环境，为艺术家们的播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一定意义上，从1970 年代末期以来直至1990 年代末期长达二十年时间中，中国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界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文化自信心的寻找、建立的过程，在西方各个流派，各家学说中寻找可为中国借鉴的资源，这样的情形也使“新潮美术”更加具有现代主义的突性和开放性。这时期的画家更多关注身边的事物,课堂写生、社会青年、农民工等题材,有了更多形式趣味的追求。

如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是这时期最典型的写实主义绘画创作，周思聪这幅作品,是徐悲鸿、蒋兆和等人开创的“中西融合”派写意人物画的又一次复苏和兴起。无论从主题、语言以及构图等方面上,更贴切现实生活，更注重人性的表达。同时期还有唐勇力的《敦煌之梦》、何家英的《街道主任》和杨力舟的《黄河在咆哮》、王有政的《悄悄话》、郭全忠的《万语千言》、赵益堂和张明堂的《考试》以及王天胜的《生命之舟》等。

在这时期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有影响力的作品, 主要人物形象特点有：

第一，审美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更注重个体精神。不断有画家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丢掉对西方素描为基础的写实主义的依赖，高大上题材也不是唯一的选择，从表现语言和手法到绘画材料选择也不再单一。

第二，革新精神使人物具有了全新的面貌。这时期的人物画创作已经进入追求纯粹绘画语言的时代，读者很难从作品中读出画家的好恶，作品多是创作者有感而发，纯粹为艺术而创作。

五、现代的多元化发展

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程度增强, 社会文化背景和艺术语境也发生很大转变，许多画家亲身体验，感受到了真实的西方艺术，以及他们发达的互联网和多媒体艺术，开始与西方交流学习，整个社会生活充满了多元化。从西方野兽派和马提斯到毕加索和立体派，从超现实主义、达利、波洛克，到波普艺术、行为艺术等等。社会对各种艺术形式审美包容接纳度明显提高，在这种多元化的背景下,题材和表现语言的演变越来越具有现代性，艺术创作愈发难以定义。这时期的画家们不在为艺术而艺术，思想与艺术相连接，他们大胆实验，荒诞批判，随心所欲，为了拓宽自己的精神视野，去探索生命中更多的未知世界。如画家周京新的《水浒组画》，田黎明的《雪山土》、王天胜的《生命之舟》、张晓刚的《大家庭》以及袁武的《抗联战士》等。

六、结语

从这段漫长历程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画中的人物形象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境况是一脉相承、相互关联的。人民是历史的直接参与者，亦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缔造者，解放后的人物形象塑造反映的是日渐开明，平等自由的社会。人们的形象作为时代的音符，跳跃在中国社会变迁的乐章里，谱写着人民对新时代的赞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个好的画家要长期背负强烈使命感，更要勇于探索，博采众长为己所用，自觉把自己生命融进作品，画家需要像蒋兆和先生那样具有悲悯情怀，也需要像黄宾虹那样具有民族特色，同时,更要勇于探索，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博采众长，只有深深地与人民共呼吸同命运，才能画出具有时代精神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