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西欧(1)本文的西欧是一个政治历史概念,主要包括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芬兰、希腊等欧洲传统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批新政党,如绿党、激进右翼政党和民族地区主义政党(Ethnoregionalist Parties)。尽管这些新政党的意识形态、政策与规模不同, 但是, 它们拥有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对现行意识形态分野提出了挑战，不同于主流政党(2)主流政党(Mainstream Parties)为长期主导西欧各国政局的中左政党,如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中右政党,如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等。关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等经济议题，它们主要关注生态、移民、地区自治等非经济议题。

这些新政党成立初期长期处于政党体制的边缘：只有54%的绿党、激进右翼政党和民族地区主义政党拥有1个议席; 在以上三类政党中, 几乎只有10%的政党参加过联合政府。(3)Bonnie M.Mequid, “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 The Role of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y in Niche Party Suc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5, 99(3): 347-358.但是, 进入21世纪后,这些新政党发展很快。

这些新政党引起了众多西方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他们认为以绿党、激进右翼政党和民族地区主义政党等为代表的新政党在政策、意识形态、选举策略上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主流政党,属于一种名为利基政党(Niche Parties，以下简称利基党)(4)国内一些学者用“非主流政党”来称呼这些新政党，但是这些新政党除曾长期处于“非主流”政治地位，或区别于主流政党之外，最主要的是采取小范围的非经济议题以及某些能吸引部分选民的特色议题或单一议题，强调极端或非中间派的意识形态等，因此，将市场细分理论中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的利基概念借用来概括这些政党的名称，所以，使用利基政党的名称比“非主流政党”的名称更能准确地反映这些新政党的行为与特点，何况一些利基党在一段时间里转变成主流政党，如德国的绿党等，更有大量的利基党加入主流政党的阵营。因此，使用“非主流政党”来概括这些新政党是一种误解。国内也有一些学者用“小生境党”作为这些新政党的名称，同样都没有注意到利基一词借用自市场细分理论中利基市场的利基含义，不只是简单的译音。的新型政党类型。

利基一词在市场细分理论中表示能准确定位,服务于一些消费者的特色需求的行为。利基市场(5)利基市场指那些被市场中的统治者或有绝对优势的企业忽略的某些细分市场。利基市场也指一些企业选定一个很小的产品或狭窄的服务领域,集中力量进入并成领先者,逐渐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Niche Market)中的这个含义进一步借用指政党议题细分市场, 概括这些新政党类型的特点。因此,利基党理解为强调较少甚至单一议题的, 在政党议题细分市场中有准确定位,代表一些有特殊利益需求选民的政党。(6)Daniel Bischof, “Toward a Renewal of the Niche Party Concept: Parties, Market Shares and Condensed Offers”,Party Politics,2017, 23(3): 220-235.

利基党的概念自2005年由邦尼·M·马吉德(Bonnie M.Meguid)提出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一政党类型的定义、分类、竞选策略、选举表现的理论解释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利基政党类型理论。本文从利基党的定义、分类、特色行为模式、选举表现的理论解释四个方面全面梳理利基政党类型理论的研究成果, 并对这一理论提出作者的评价。

一、利基党的定义

尽管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利基党不同于主流政党和其他新政党,但是,对如何准确定义利基党,却处于争论之中。学者们依据利基党的不同特点与不同案例,得出各自的定义。

马吉德2005年首次对利基党进行了定义,认为利基党共同拥有将自己与其他新政党和主流政党相区别的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利基党拒绝以阶级为导向的传统政治,放弃经济优先的主张,将位于政党竞争维度之外的几组议题政治化。例如,绿党20世纪70年代兴起时,关注一些当时未讨论的议题,如环境保护、核裁军和核能等。激进右翼政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紧随其后,要求保护(父权的)家庭观，反对外来移民。

第二,利基党提出的议题不但新颖,而且经常不与现有的政治分野路线相一致。利基党吸引那些跨越传统政党联盟的选民。例如,1986年,法国共产党的选民转而投票支持激进右翼的法国国民阵线。

第三，利基党限制自己的议题诉求,避免主流政党的全面政策纲领,相反,只对有限的议题采取立场。即使随着政党生命的延长,进入利基党宣言的议题数量会增加,但是,它们仍被选民看成为单一议题的政党。利基党只能依靠一种政策立场的重要性来吸引选民的支持。(7)Bonnie M.Mequid, “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 The Role of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y in Niche Party Suc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5, 99(3): 347-358.

马吉德的研究开启了西方学者研究利基党的基本路径：将政党区分为利基党与主流政党的二分法；以政党竞争空间模型来分析利基党的选举行为特征。

詹姆斯·亚当斯(James Adams)等将利基党定义为：提出极端意识形态或非中间派意识形态的政党。亚当斯等对1976—1998年西欧8个国家政党选举策略进行了研究,发现利基党并不像主流政党那样对公众意见的转变快速作出反应；利基党的政策立场呈刚性特征。同时,如果利基党因为公众意见的变化而对自己的政策温和化,则会遭受其支持者的抛弃。因而, 利基党的最佳选举策略是坚持非中间派,维持其政策不变。(8)James Adams, Michael Clark, Lawrence Ezrow and Garrett Glasgow, “Are Niche Partie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Mainstream Parties? The Causes and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Western European Parties’ Policy Shift, 1976—1998”,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6, 50(3): 513-529.

劳伦斯·埃兹罗(Lawrence Ezrow)则直接将利基党定义为：那些占据极左、极右或位于明显非中间位置的政党。与传统中位选民定理(9)所谓中位选民,是指他的偏好落在所有选民偏好序列的中间。中位选民理论指在多数裁定原则下,假定选民的偏好是单峰的,则选择的结果是由中位选民的偏好所决定。相反,利基党认为激进、极端的空间位置会收益。(10)Lawrence Ezrow, Linking Citizens and Politics: How Electoral Systems Matter for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pp.11-13.

这种二分法忽视了中间政党和政党的具体意识形态与纲领。针对以上定义的缺点,马库斯·瓦格纳(Markus Wagner)推出了一个简化的定义：利基党是在少数非经济议题上竞争的政党。(11)Markus Wagner, “Defining and Measuring Niche Parties”,Party Politics,2012, 18(6): 845-864.这意味着利基党(1)不重视经济议题；(2)只重视小范围的非经济议题。这一定义是对马吉德定义的简化。

瓦格纳认为他的定义从三个方面改善了现有的定义：第一,利基党的定义完全以利基党提出的纲领为基础。换句话说,利基党的特点是它们向选民提供了什么而不是其意识形态偏好和支持者的社会学特征。

第二,这一定义将利基党状态看作是可变动的,而不是固定的。一个政党可以从利基党转变为主流政党,反之亦然。20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自由党就从相对中心主义者的自由党(主流政党)转变为激进右翼政党。德国绿党参加执政联盟后,采取广泛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在降低,向主流政党转变。

第三,利基党的定义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是一个程度问题。例如,有些利基党会完全忽视经济议题，而有些利基党也会做出一些努力阐述其对经济的看法。界定一个政党是否是利基党,主要考虑该党的纲领和议题与主流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区别程度, 即政党的利基性(nicheness)。(12)Gregor Zons, “How Programmatic Profiles of Niche Parties Affect their Electoral Performance”,West European Politics,2016, 39(6): 1205-1229.在现实政治中,完全不顾及经济议题的政党是不存在的。

瓦格拉通过政党纲领与议题来定义利基党,注意到了利基党的纲领与议题是变化的,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了利基党的现实和政党竞争的真实状态。

托马斯·M·迈耶(Thomas M.Meyer)等决定对利基党做出最小定义：利基党强调其竞争政党所忽视的政策领域。(13)Thomas M.Meyer and Bernhard Miller, “The Niche Party Concept and its Measurement”,Party Politics,2015, 21(2): 259-271.但是,这种最小定义忽视了利基党概念中的重要部分,即利基党提出有限而狭隘的议题,从而使利基党的范围过宽。

为此,卡丽·汉弗莱斯(Carrie Humphreys)认为利基党有狭隘的关注点或有限的议题。这一条件将阻止拥有广泛议题的主流政党被包括进利基党中。汉弗莱斯将利基党定义为：利基党是集中于有吸引力的议题或数组能吸引选民的相关议题的政党。该定义表示利基党如果当选,也不得不涉及经济议题,为选民提供保障等。(14)Carrie Humphreys, Just Say “no”: Explaining the Electoral Fortunes of Niche Parties in Europ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January 12-14, 2017,pp.4-5.因此,汉弗莱斯拓展了利基党的概念,那些集中于非经济议题,但是又不得不涉及经济议题的政党仍可划归为利基党。

丹尼尔·比斯科夫(Daniel Bischof)另辟蹊径,将市场细分的利基市场理论运用到政党研究中,发现政党竞争的各种细分市场即议题，存在于政党体制之中。主流政党主导的细分市场由激烈竞争的各种议题组成。在传统的细分市场中竞争是提供差异：政党通过对同一议题提供不同的答案来竞争。(15)Daniel Bischof, “Toward a Renewal of the Niche Party Concept: Parties, Market Shares and Condensed Offers”,Party Politics, 2017, 23(3): 220-235.

相反,利基市场与某类政党家庭,如绿党、激进右翼政党相联系,并经常被其竞争者所忽视。为了保证自己的市场优势,利基党只强调那些竞争者较少的细分市场和有限数量的细分市场。这样,利基党就拥有先发优势。

为此,比斯科夫提出自己的利基党定义：利基党是在狭小范围的细分市场中拥有市场优势的政党。利基党将自己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在狭小范围的议题上。(16)Daniel Bischof, “Toward a Renewal of the Niche Party Concept: Parties, Market Shares and Condensed Offers”,Party Politics, 2017, 23(3): 220-235.比斯科夫借鉴市场细分理论来分析政治市场中的利基党,为研究利基党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

二、利基党的分类

利基党的分类主要是根据对利基党的定义界定哪类政党家族属于利基党。同一个政党家族的成员具有共同的起源,相同或类似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西方学者对利基党有不同的定义,从而得出不同的利基党分类。

马吉德根据自己的定义,指出绿党与激进右翼政党是最典型的利基党。同时,她也把民族地区主义政党看成利基党。(17)Bonnie M.Mequid, “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 The Role of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y in Niche Party Suc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5, 99(3): 347-358.因此,绿党、激进右翼政党和民族地区主义政党是最常见的利基党。(18)Bonnie M.Mequid,Party 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 Strategies and Electoral Fortunes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4.表1为西欧国家中以绿党、民族地区主义政党和激进右翼政党家族成员为代表的主要利基党。

表1 西欧国家中的主要利基党

Source: Cas Mudde,PopulistradicalrightpartiesinEurope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Lieven De Winter and Huri Türsan(ed.),RegionalistPartiesinWesternEurope, Routelge, 1998; Leanna Stallard Barlow,FromProtesttoPower:NichePartyPoliticsinContemporaryWesternEurope, PhD Dissertation, Brandeis University, May 2014.

表1显示，到2019年,仍然活跃、同时在本国政党体制有一定影响的西欧绿党、民族地区主义政党和激进右翼政党家族的成员共有93个政党，分布在西欧18个国家,其中激进右翼政党影响最大,绿党在各国的发展比较平衡,而民族地区主义政党主要集中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

詹姆斯·亚当斯等将利基党定义为具有极端意识形态和非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从而认定西欧的共产党、极端民族主义政党(19)托马斯·M·迈耶和马库斯·瓦格纳将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等同于激进右翼政党。他们指出,利基党主要指绿党、激进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所以,学者们提出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实际上指激进右翼政党,因为激进右翼政党的主要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See Thomas M.Meyer and Markus Wagner,“Mainstream or Niche Vote-Seeking Incentives and the Programmatic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Parti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3, 46(10): 1246-1272.和绿党符合利基党标准。(20)James Adams, Michael Clark, Lawrence Ezrow and Garrett Glasgow, “Are Niche Partie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Mainstream Parties? The Causes and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Western European Parties’ Policy Shift, 1976—1998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6, 50(3): 513-529.劳伦斯·埃兹罗赞同亚当斯的观点,认为西欧共产党、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和绿党为利基党。然而,在马吉德的研究中没有将共产党认定为利基党,因为它们不关注其他维度上的议题诉求。(21)Lawrence Ezrow, Linking Citizens and Politics: How Electoral Systems Matter for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p.12.

克里斯蒂安·詹森(Christian B.Jensen)等认为反欧盟党(Anti-EU Parties)也属于利基党。反欧盟党家族的成员在意识形态的左右两翼都有存在。(22)Christian B.Jensen & JAE-JAE Spoon, “Thinking Locally, Acting Supranationally: Niche Party Behaviour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2010, 49(2): 174-201.目前,西欧各国都有反欧盟党。

西欧的许多左翼党,如法国左翼党、瑞典左翼党、葡萄牙左翼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都是反欧盟政党。由此,马克·范·德沃特(Marc van de Wardt)认为由于反欧盟议题不但得到激进右翼和绿党的支持,而且得到一些激进左翼政党的认可,因而,德沃特将利基党分为绿党,激进右翼政党和激进左翼政党家族。他认为激进左翼政党之所以被界定为利基党是因为激进左翼政党的反欧盟立场。(23)Marc van de Wardt, “Desperate Needs, Desperate Deeds: Why Mainstream Parties Respond to the Issues of Niche Parties”,West European Politics,2015, 38(1): 93-122.

丹尼尔·比斯科夫将利基党家族最初的议题诉求界定为五大维度：生态、农业、地区主义、右翼和欧洲怀疑论。这五个维度具有共同的特征,都位于政党竞争空间的边缘和还未被其他政党承认,从而被新崛起的政党,如绿党、激进右翼和欧洲怀疑论党引入到政党体制之中。因此,这些新政党试图在竞争较少的议题上从体制边缘构建起新的社会分野线。这五大议题维度反映了非经济议题,由此产生绿党、农民党、民族地区主义政党、激进右翼政党和欧洲怀疑论党五大利基党家族。(24)Daniel Bischof, “Toward a Renewal of the Niche Party Concept: Parties, Market Shares and Condensed Offers”,Party Politics,2017, 23(3): 220-235.

针对学者们对利基党分类的争论,马库斯·瓦格纳认为一个政党的利基状态是可流动的。利基党也可转变为主流政党,主流政党也可转化为利基党。(25)Markus Wagner, “Defining and Measuring Niche Parties”,Party Politics,2012, 18(6): 845-864.因此,通过政党家族来界定利基党所属的范围只是相对的。

目前,西方学者普遍认同的利基党的成员主要是：绿党(或生态党)、激进右翼政党、民族地区主义政党、反欧盟政党等政党。这种以政党家族来界定利基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病,因为这种方法没有考虑时间变量。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政党改变了它的纲领,也仍然属于利基党,除非它从一个政党家族转变为另一个政党家族。实际上,政党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从利基党转变为主流政党或相反趋势。因此完全依靠基于政党家族的方法会模糊了同一政党家族内单个政党的区别。

三、利基党的特色行为模式

利基党作为一种新型政党类型,有着不同的特色行为模式。利基党的选举行为、议会行为和政府行为及其意识形态与主流政党和其他新政党完全不同,形成自己的特点。

利基党作为一种新的政党类型,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利基党比主流政党更年轻,利基党的选票份额平均比主流政党要少。西欧主流政党平均获得15%的选票,而利基党平均只获得5.8%的选票；利基党更有可能出现在规模较大的政党体制中。当一国政党体制中的有效政党数目为3.7个政党时,将不会有利基党；利基党的政策立场更极端,议题范围更狭小,议题的显著性更强。(26)Markus Wagner, “Defining and Measuring Niche Parties”,Party Politics,2012, 18(6): 845-864.

詹姆斯·亚当斯等发现当主流政党为应对公众意见的转变而相应转变其政策时,利基党却没有出现相同的调整趋势。因此,利基党政策呈现刚性；当利基党将其政策立场温和化,以与公众意见相一致时,它们的得票率却出现下滑。利基党存在高成本政策调整现象；利基党的精英更强调长远的政策目标,而主流政党的精英则强调追求选票的最大化。因此,利基党对短期趋势的公众意见反映较少。

利基党的积极分子有强烈的政策定位,高度抵制本党意识形态的“妥协”。利基党的精英试图改变党的政策定位会刺激党内的分歧,由此影响选举成绩。利基党易成为自己“意识形态的囚徒”。它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坚守自己的政策主张。(27)James Adams(etc.), “Are Niche Partie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Mainstream Parties? The Causes and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Western European Parties’ Policy Shift, 1976—1998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6, 50(3): 513-529.

对于利基党呈现政策刚性和高成本政策调整的原因,劳伦斯·埃兹罗等认为党派选区模式(partisan constituency model)有助于解释利基党的行为,而一般选举模式, 即政党竞争的空间模型可以解释主流政党的行为。首先,利基党的精英对其支持者有更多的反应而对中间选民没有反应。如果利基党的精英依中间选民的立场来改变其政策导向,那么会被其支持者看成是出卖党的利益。其次,利基党之所以对其支持者有敏感的反应,是因为利基党的组织结构增进了政党精英与其党员的交流互动。相比主流政党组织的层级结构,利基党的组织呈水平结构。这些特征导致党派选区代表与其党员更多的、非正式的私人联系,也带来基层支持者与党的领导干部之间的高水平的互动。在利基党的组织体系内,其政策尤其对核心选区的支持者反应强烈。(28)Lawrence Ezrow, Catherine De Vries(etc.), “Mean Voter Representation and Partisan Constituency Representation: Do Parties Respond to the Mean Voter Position or to their Supporters?”,Party Politics,2010, 17(3): 275-301.

利基党之所以在左右光谱中持极端立场,马库斯·瓦格纳解释到,以绿党、激进右翼政党和民族地区主义政党为代表的利基党,绝大多数为小型政党。这些小型政党有特别的动机为自己设定一个特殊的,以满足特定选民需求的议题,从而能为利基党在大选中提供稳定的支持。满足特定选民需求的一种方法就是强调区别于主流政党的,相对极端的政策立场。(29)Markus Wagner, “When Do Parties Emphasis Extreme Positions? How Strategic Incentives for Policy Differentiation Influence Issue Import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2012, 51(1): 64-88.

菲利普·林奇(Philip Lynch)和理查德·惠特克(Richard Whitaker)等发现,政党一般追求三种目标：政策、官职和选票。但是对利基党而言,政策目标对它尤为重要,因为这类政党成立时就成为新议题的特殊代言人,从而使党员与支持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利基党关注激进与特定立场的议题。

如果利基党的政策被主流政党所忽视或以淡化的方式所采纳,则大多数利基党就确定追求官职(30)国内的很多学者将office-seeking 翻译成公职追求或追求公职,似有不妥,因为以追求office为目标的政党,不是追求一般的公职,而是追求在联合政府的某一内阁职位。只有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内阁职务随执政党的变化而变化,而西方社会的绝大多数公职是不变的,因此office-seeking实际应为官职追求或追求官职,相对而言更符合中文习惯,也符合西方政党政治活动的实际。(office-seeking)的目标。为保证在多数决定制中获得议席,利基党必须将其特色议题推上全国政治议程,并在地方上建立支持基地。(31)Philip Lynch, Richard Whitaker and Gemma Loomes, “The UK Independence Party: Understanding a Niche Party’s Strategy, Candidates and Supporters” , Parliamentary Affairs,2012, 65(4): 733-757.

利基党不同于主流政党追求选票最大化,而从长远上追求政策的实现,因此,利基党的政策具有稳定性的特征。因此,吉斯·舒马赫(Gijs Schumcher)等认为利基党的立场缺少灵活性。同时,一些利基党,尤其是绿党属于积极分子主导的政党(32)所谓积极分子主导的政党是指这样的政党：党内的决策权和否决权分布在大批政党积极分子群体之中,并组织了地方、地区和全国分支或市民组织,对政党选民的变化反应强烈。(activist-dominated parties)。这些政党的积极分子关注党的政策,不愿意因为追求官职而牺牲政策的理想。如果政党的领导人想改变他们的政策立场,他们必须说服拥有内部否决权的团体：政党积极分子。为了维持他们的权力,政党领导人不得不反应积极分子的偏好,因为政党的积极分子实际上代表着一大群党员或选民。(33)Gijs Schumacher, Catherine E.de Vries and Barbara Vis, “Why Do Parties Change? Part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13, 75(2): 464-477.

斯特凡·瓦尔格雷夫(Stefaan Walgrave)和米歇尔·努伊特曼(Michiel Nuytemans)将利基党政策的稳定性概括为利基党拒绝变革的特征。(34)Stefaan Walgrave and Michiel Nuytemans, “Friction and Party Manifesto Change in 25 Countries, 1945-98”,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9, 53(1): 190-206.其原因如下：第一,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曾提出当一个政党的政策立场与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不一致时,那么其原来的选民会惩罚这个政党,因为选民希望关于未来的政策减少不确定性。第二,政党的社会身份构成其党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政党放弃它们的核心意识形态,失去其鲜明的标志时,选民会惩罚这个政党。(35)Noam Lupu, “Party Brands and Partisanship: Theory with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Argentina”,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3, 57(1): 49-64.第三,意识形态在这些议题中起着关键作用,任何策略的改变就意味着放弃意识形态承诺,从而使支持者恼怒。(36)Margit Tavits, “Principle vs Pragmatism: Policy Shifts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7, 51(1): 151-165.

对于利基党在欧洲议会的行为,克里斯蒂安·詹森等发现利基党,尤其是民族地区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中没有维持一个稳定的议会党团。它们自己在欧洲议会中组成党团已经解散,经常并入其他议会党团之中。利基党议员经常以国家或地区身份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维度,在欧洲议会中形成自己的党团。(37)Christian B.Jensen & JAE-JAE Spoon, “Thinking Locally, Acting Supranationally: Niche Party Behaviour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2010, 49(2): 174-201.

萨拉·德兰格(Sarah L.de Lange)专门论述了利基党在政府中的行为：在议会和政府领域,利基党的行为也不同于主流政党。毕竟在这两个领域有很强的联系。大约12%的利基党在某段时间上参加过联合政府,几乎有一半的利基党对于形成多数政府发挥过关键作用。大多数利基党都曾经担任内阁职务一次以上。西欧许多国家的利基党成为影响本国政府组成的重要力量。(38)Sarah L.de Lange, From the Periphery to Power: Explan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of Niche Parties in West Europea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ECPR Joint Sessions, Lisbon, 14-19 April,2009.

四、利基党选举表现的理论解释

利基党相继参加了本国各个层次的选举,但是,它们的选举表现却有很大的差异。按照马吉德对1960—2000年期间西欧各国利基党选举成绩的统计,在此期间,24%的利基党在西欧各国大选中获得5%以上的选票,63%的利基党拥有一个议席。在西欧18个国家中,每个国家至少有一个利基党获得政府职位。(39)Bonnie M.Meguid,Party Between Unequals: Strategies and Electoral Fortunes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5.进入21世纪后,一些利基党发展成为决定一些国家政局的重要政党,如奥地利自由党在2017年的大选中,获得51席,与奥地利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而大多数利基党仍处于各国政党体制的边缘。

利基党的选举差异如此之大,促使人们思考什么因素决定了利基党的选举命运？为此,西方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对利基党的选举表现,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

1.制度主义解释。

大多数西方学者关注选举制度、国家结构和政府类型等制度因素对利基党选举的影响,认为政党的选票为选举和政治制度等独立结构的函数。罗伯特·M·杰克曼(Robert M.Jackman)和卡林·福尔佩特(Karin Volpert)等通过运用迪韦尔热法则，即简单的多数决定制有利于两党制,而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制,认为单一议题的政党获得的选票数与选举制度的宽容性有关。他们认为多数决定制会减少第三党获取内阁职务的可能性。相反,比例代表制增加了小党获得议席的可能性,也为选民支持小党提供了激励。因此,绿党和激进右翼政党在多数决定制和高选举门槛的制度中得票率低,而在比例代表制和低选举门槛的制度中得票率高。(40)Robert M.Jackman and Karin Volpert, “Conditions Favouring Parties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6, 26(4): 501-521; Matt Golder,“Explaining Variation in the Electoral Success of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3, 36(4): 432-466.

约瑟夫·威利(Joseph Willey)专门论述了国家结构：联邦制与单一制对利基党选举的影响。他认为联邦制比单一制结构更有利于像利基党这样的小党获得选举上的成功,其原因是：在联邦制下,政府的权力分布在不同层次的政府,需要更多的选举官员,从而为小党获取政府职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允许新的竞争者,如利基党,在传统的政党体制内建立自己的选民支持基地,从而为竞争国会议席提供了支持。(42)Joseph Willey, The Formation and Success of New Political Partie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PhD Dissertation,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1998,p.57,p.58,p.94.在单一制结构下,政党的竞争集中在全国层次,而小党在全国层面缺乏必要的名声与支持。

至于政府类型对利基党选举表现的影响,约瑟夫·威利发现总统制将抑制小党的得票率,因为选民不愿支持没有机会赢得总统的政党。因此,利基党的得票率一般会在议会制国家中相对较高。(43)Joseph Willey, The Formation and Success of New Political Partie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PhD Dissertation,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1998,p.57,p.58,p.94.

普拉迪·克希伯(Pradeen Chhibber)和肯·科尔曼(Ken Kollman)进一步指出联邦制与地区主义政党的选票存在正相关。他们认为在联邦制和权力下放的体制中,政治与财政权集中于地方政府之中,地区主义政党可以反映本地区的利益偏好,以赢取政府职位。因而,联邦制比单一制更有利于地区主义政党,包括民族地区主义政党。(44)Pradeen Chhibber and Ken Kollman,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Party Systems: Federalism and Party Competition in Canada, Great Britai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pp.75-77.

但是,利安娜·斯托拉德·巴洛(Leanna Stallard Barlow)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利基党都能平等地受益于联邦制和分权带来的机会结构。例如,法国国民阵线作为利基党,在法国建立地区选举后获得较大发展,而法国的民族地区主义政党的发展有限。当权力下放给利基党提供了政治机会的同时,只有少数政党能够利用这一机会。(45)Leanna Stallard Barlow, From Protest to Power: Niche Party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PhD Dissertation, Politics Department of Brandeis University, May 2014,p.2.

塞斯·乔利(Seth Jolly)同样也认为分权对民族地区主义政党具有安抚效果。但是,他认为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分权达到中间水平时,对地区主义政党的支持为最低,因为在这一水平上,选民对一些地区自治权的要求得到了有效地满足,而缺乏分权和广泛地分权都将刺激选民对民族地区主义政党的支持。(46)Bonnie M.Meguid,Party Between Unequals: Strategies and Electoral Fortunes in Wester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8.

不过,制度与利基党的选票存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仍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伊丽莎白·卡特(Elisabeth Carter)在考察西欧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时,发现激进右翼政党的选票与选举制度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关系,因为选举制度无法解释整个西欧激进右翼政党得票率的差异。她总结到,有效地选举门槛和选举制度都对激进右翼政党没有任何重要的影响。(47)Elisabeth Carter,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Success or Failur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p.196.

利安娜·斯托拉德·巴洛认为，过去学者们将利基党选举成功的原因要么归结为结构,例如选举制度或国家制度,要么归结为能动作用,即选民或政党的行为,忽视了选民、政党与制度之间的互动作用。只有充分而细致地考虑结构与能动性的相互作用才能对利基党的选举表现作出更好地解释。(48)Leanna Stallard Barlow, From Protest to Power: Niche Party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PhD Dissertation, Politics Department of Brandeis University, May 2014,p.3,pp.4-5.

为此,巴洛认为以下三个因素：政治机会、本地资源和选民的不满有助于解释利基党的选举表现。政治机会主要指政治权力的下放或建立了地区选举制度。地区选举制度将选举的重心从全国层面转移到地区层面,从而使那些在全国大选中落选的政党通过在地区选举获得议席,仍能进入公众视野。这种政治机会对利基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并不是保证利基党成功的充分条件。有悠久历史的社会运动组织为利基党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组织资源,因为利基党的主要干部与成员都来自这些社会运动组织。(49)Leanna Stallard Barlow, From Protest to Power: Niche Party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PhD Dissertation, Politics Department of Brandeis University, May 2014,p.3,pp.4-5.

马特·戈尔德的研究也显示：确定选举制度与极端右翼政党的支持的相关性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改变选举制度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一个政党的选举成功。同时戈尔德也发现,选举制度在解释激进右翼政党的选举支持中发挥一定作用,但是,选举制度的作用取决于移民水平的条件。(50)Matt Golder, “Explaining Institutions, Unemployment and Extreme Right Parties: A Correction”,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3, 33(3): 525-534.

很明显,制度方法解释利基党的选举表现仍存在一些局限。选举制度的不同和国家集权的程度有助于解释绿党、激进右翼政党和民族地区主义政党在一些国家选举上的表现。然而,这些制度却不能解释利基党的两个关键维度,即政党不同时间段的选举差异和一国内不同政党的选举差异。

2.社会学方法的解释。

一些学者尝试社会学方法来解释利基党的选举表现。社会学方法认为绿党、激进右翼政党和民族地区主义政党所获得的选票份额取决于特定选民对其议题位置的回应；选民对这些政党的接受是一国社会经济条件的直接产物。(51)Bonnie M.Meguid,Party Between Unequals: Strategies and Electoral Fortunes in Wester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p.10-11.

除了对经济状况的考量外,一些学者认为经济的繁荣对个人或国家的价值导向和投票有间接的影响。例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宣称在物质和人身安全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选民从关注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更多强调自由、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53)Ronald Inglehart,Modernization and Post Modernization: Cultu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Manuscript in Prepar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94,p.336.那些拥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个人比拥有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个人更愿意接受社会运动组织提供的政治信息,因此,他们将成为绿党的自然选民。为此,一些学者,如英格尔哈特和罗梅尔等都认为一国的后物质主义水平与绿党的选票正相关。(54)Bonnie M.Meguid,Party 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 Strategies and Electoral Fortunes in Wester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12.

尽管社会学方法比制度主义方法更适合于解释利基党不同时间的选举支持的变化,但是社会学方法也有许多解释的局限。首先,对这些主张的实证分析产生了相互冲突的结果。罗伯特·W·杰克曼(Robert W.Jackman)和卡林·福尔佩特(Karin Volpert)则认为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随着失业率的上升而增加。(55)Robert W.Jackman and Karin Volpert, “Conditions Favouring Parties of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6, 26(4): 501-521.然而,一些学者却认为一国外国移民的较高比例将导致激进右翼政党的选票的增加。不过,戈尔德却发现,一国外国移民的较高比例仅对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有积极的影响。

这些缺乏一致性的结论令人困惑。同时,以上社会学变量影响选民行为的内在机制也没有得到很好地说明。然而,为什么经济繁荣会自然导致选民投绿党的票,而不必考虑政党的经济纲领？为什么失业的增加会转化成对激进右翼政党更多的支持？

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于政党的行为。相比社会学方法的这些主张,社会条件与投票选择的联系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这些所谓联系是政党行为的产物,正如对竞选的研究所认为的那样,这些联系因而受到其他人的操纵和利用。(56)John Petrocik, “Issue Ownership in Residential Election with a 1980 Cas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6, 40(3): 825-850.

制度主义与社会学方法对利基党选举表现理论解释的有限性说明利基党的选票不仅仅是选举制度、国家结构、一国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政党的行为,尤其是主流执政党的策略行为对利基党选举命运的关键决定因素。

3.主流政党的策略行为。

马吉德最早认识到主流政党可以对利基党的议题采取忽视的(dismissive)、相适应的(accommodative)和对立的(adversarial)三种策略行为。主流政党对利基党的议题采取有意忽视的策略,即对利基党的议题有意不采取任何立场,对选民发出利基党的议题缺乏价值的信号。如果主流政党使选民相信利基党的议题微不足道,那么,选民就不会投利基党的票。因此,尽管这种忽视策略并不挑战利基党议题位置的独特性和所有权,但是,其议题显著性下降的效果会导致利基党的选票流失。

主流政党还会对利基党的议题采取适应和对立的策略。尽管这两种策略都将增加议题的显著性,但是,主流政党的适应策略将损害利基党议题的显著性,为选民提供选择。按照政党竞争空间模型理论,这些选民会趋向于适应性的主流政党,而远离利基党。主流政党试图削弱利基党议题的所有权,而变成它是该议题的合法所有者。主流政党在这一过程中得益于其丰富的立法经验和政府效率。此外,主流政党比利基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选民,宣传其议题立场。正是有这些优势,主流政党的“仿造”却比利基党的“原创”更有吸引力。

当主流政党采取对立的策略时,它实际上宣布反对利基党的政策立场。这一策略引起对利基党及其议题的关注,使选民在新议题的基础上进行投票。结果是,主流政党的对立策略刺激了选民对利基党的支持。马吉德的研究显示，主流政党对利基党议题的反应对利基党的选举成功有重要的影响。

同时,一些学者通过自己研究,得出与马吉德不同的观点。马克·范·德瓦尔特发现主流政党应分为主流反对党和主流执政党, 实际上,正是主流反对党比主流执政党更有可能采用利基党的议题,因为主流反对党是风险接受者,而主流执政党是风险厌恶者。

一些主流政党决定不采取策略行为,回应利基党,因为这些策略行为仍存在潜在的成本。主流政党的议题侵入行为并不像马吉德所认为那样，会增加主流党的选票份额,实际上更有可能减少其选票,因为议题侵入是有风险的。主流政党会冒风险,强化利基党的实力，而不是相反。议题侵入有时会适得其反,因为一个政党阐述别的政党已经拥有的议题时,会付出代价。(57)Marc van De Wardt, “Desperate Needs, Desperate Deeds:Why Mainstream Parties Respond to the Issue of Niche Party”,West European Politics,2015, 38(1): 93-122.

菲利谱·林奇和理查德·惠特克通过分析英国保守党与独立党的竞争关系,注意到马吉德等并没有考察利基党反过来应对主流政党的策略。主流政党通过维持与利基党不同的立场,采取坚持或对立的策略。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期望利基党通过关注这些差异,从而采取自己的对立策略。利基党也可以走得更远,通过在其主要诉求之外添加议题,以获得更多的支持。(58)Philip Lynch and Richard Whitaker, “Rivalry on the Right: The Conservatives, the UK Independence Party(UKIP)and EU Issue”,British Politics,2013, 8(3): 285-312.

格雷戈尔·聪斯(Gregor Zons)不同意马吉德的观点,认为她只强调主流政党的能动作用,而忽视利基党的能动作用。聪斯认为利基党可以通过纲领创新,形成自己的纲领形象,从而左右自己的选举命运。利基党作为创新者,尤其在选举失败的情况下有望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59)Gregor Zons, “How Programmatic Profiles of Niche Parties Affect their Electoral Performance”,West European Politics,2016, 39(6): 1205-1229.

西方学者关于利基党选举表现的理论解释加深了人们对利基党的理解。随着学者们使用不同的案例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五、对利基政党类型理论的评价

西方利基政党类型理论的提出，及时反映并勾画了20世纪下半期出现的一批不同于传统主流政党的利基党的特点与特色行为模式,为人们认识、解释这种新型政党类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丰富了西方政党类型理论。

利基政党类型理论借用市场细分理论中的利基市场概念，将这些新政党概括为利基政党，强调了这些政党在政治细分市场中的准确定位,代表一些有特殊利益需求选民的偏好，形象地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后的绿党、激进右翼政党和民族地区主义政党的特点，从而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认可，反映了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为人们认识这些新政党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利基党的出现反映了西方选民价值观的变化：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经济议题转向非经济议题,如社会文化、移民等议题。利基党的出现也是西欧政治生态环境变化的产物,一些非传统、非经济的议题,如生态、移民、身份等议题,成为西欧各国选举关注、讨论的热点议题。

利基政党类型理论的提出为我们重新认识发达国家的政党，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利基政党的出现反映发达国家政党出现的新变化。大量的利基党在发达国家出现，仅在西欧，仍在活跃的利基党就有93个，平均每个西欧国家就有5个利基党。这些新政党的选举行为与理念对传统主流政党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利基党成为影响工业化国家政党体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改变着这些国家的政党格局。最近，激进右翼政党的一个次类：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席卷欧美政坛，展示了这些利基党的影响与优势。

同时,利基党的出现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发展的产物。在新社会运动发展中,西欧开始出现一种新型政党类型：利基党。绿党和激进右翼政党是利基党的典型。托马斯·波古特克(Thomas Poguntke)认为这种新型政党是新政治与原有主导政治教条和政治风尚相冲突的产物。它们具有新政治意识形态，强调生态保护，参与权、裁军和自我实现，热衷于非传统的政治参与，参加各种抗议活动等。(60)Thomas Poguntke,“New Politics and Party System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ype of Party”,West European Politics,1987, 10(1): 76-88.因此,利基政党类型理论对西方工业社会中的政党变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利基政党类型理论将政党分为主流政党和利基党的二分法,有助于解释利基党在政党竞争中的行为与位置。利基党在政党竞争空间中的位置不同于主流政党, 也不会因为向中间选民的政策转变而得到选举上的好处。不过,这种二分法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忽视了政党的具体意识形态与纲领,忽视了政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意识形态和关注的议题会有所变化的事实，忽略了许多处于中间的政党。

为此,一些专家建议使用主流政党、利基反对党和一般反对党的分类。同时,利基党与主流政党之间也存在相互转化的趋势。正因为利基政党类型理论仍存在一些缺陷,所以,一些西方学者对此持批评的态度。目前,西方学者对利基政党类型理论仍处于讨论之中。

利基政党类型理论主要局限于西欧政党政治,而对其他地区,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关注不够。利基党的出现也只能是发达工业社会中社会、政治、文化、价值观转型的产物,因此，利基政党类型理论的适用性与解释力无疑受到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