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隐龙

对于农耕社会来说，江南是一块福地。然而，也正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江南成为细菌和蚊虫天然的滋生地。自秦汉至魏晋时期，中原王朝屡屡在南方布武，而瘟疫也在金戈铁马中对意气风发的将帅们“还以颜色”，如汉征南夷之战、诸葛恪围新城之战、侯景之乱后都迎来了大疫。

江南“抗疫”制度萌芽于唐朝，兴盛于两宋，沉淀于明清，先人们用经验与智慧让中华民族在一次次灾难中越挫越勇。

唐朝：江南抗疫制度的萌芽

《新唐书·五行三》所载，宝应元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元和元年大疫“死者太半”。

面对瘟疫唐朝官方医务队伍建制逐渐成形，贞观三年，唐太宗于地方各州设置医学博士和学生，也即官方医务人员;开元年间，唐玄宗更进一步强化医学建制，10万户以上州里需置医学生20人，10万户以下置12人。至唐代宗时期，更形成了上、中、下州依级分置不同数量医学博士、助教、学生的体系。

唐朝应对突发疫情时主要有送医送药、抑制传染、减免赋税三类机制。医学博士的建制主要为应对日常医疗救治任务而设，而一旦疫情发生，朝廷便会派出使者送医送药，以加强疫区医疗力量。

两宋：古代抗疫史的高光时刻

相较于唐朝，宋朝江南经济发展更为迅速，而其瘟疫也更为频繁。据《宋史·五行志》所载，两宋三百余年间大疫30余次，约合“十年一疫”，其中20余次发生在宋室南迁之后。这些瘟疫中大多发生于江南，其中尤以临安居多，真可谓“江南疫，最疫是杭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