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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销通草水彩画看广州茶叶的生产贸易

2020-04-07万娟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0年2期
关键词:外销茶叶

万娟

摘 要:通草水彩画是19世纪我国外销画的一个重要画种,是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销量巨大。通草水彩画绘制在通脱木茎髓切割成的通草片上,通草片洁白光亮,具有丝绒质感,使用西方水彩颜料在中国通草片上作画,其着色艳丽,惟妙惟肖。通草水彩画题材广泛、写实性强,画面内容中的人物、民俗、生产都体现广府地域文化特色,是研究当时社会风貌的第一手资料。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口通商”之后,廣州成为唯一的茶叶外贸口岸。伴随着广州茶叶生产贸易的繁荣发展,与对外贸易息息相关的外销茶制作过程成为了外销画的重要绘画题材。鸦片战争博物馆馆藏通草水彩画600多幅,反映外销茶的有48幅,本文章主要从这批通草画入手,分析清代广州口岸外销茶的生产、贸易过程。

关键词:外销;通草水彩画;茶叶

我国茶叶生产历史悠久,长期以来中国茶是世界茶市的唯一来源。广东地处中国东南,广州历来是对外的重要口岸,广东亦是产茶大省,茶叶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一项重要的出口商品。1640年,荷兰商人首次将中国茶叶由广州运销欧洲,从此中国茶叶成为世界商品。1757年,清政府把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之后,广州遂成为唯一的茶叶外贸口岸,广州茶叶外贸达到顶峰时期。在西洋人集中的十三行区出现了职业化的外销画家,其中外销茶的生产、贸易过程也成了外销画的重要绘画题材。

1 通草水彩画中的外销茶生产

鸦片战争博物馆馆藏通草画中有一套使用了十一幅场景来描绘茶叶生产制作的流程。图1描绘锄地。一位头戴帽、打赤脚、卷起裤腿的茶农正在挥舞锄头,开垦荒地,平整土壤,为种植茶树做准备。“茶树于高山平地皆可种植,但不宜太高,山高则雾重,以茶畏雾也,又各土均宜,惟不宜黄土,土中带沙者更佳”[1]“凡种茶宜于分岭不甚高之地,其土成斜坡型,低处又为多水之区,如此则极合种茶之用;盖地势呈斜坡,则冷空气能向低处流,必与低处之空气相并,即易减其热度而成雾,其低处又为多水之区,则空气含水汽更足,而所成之雾更多”[2]。

图2描绘种茶。赤脚茶农正蹲地播种,茶树需播种繁殖,清宗景藩的《种茶说十条》记载:“至白露时,摘取茶子,晒干,垦地一方,将土锄细,取茶子一、二升,均铺地上,如布薯种、芋头种之式。铺好盖土约二、三寸厚,土上再盖草须一层,能买茶饼或豆饼或菜饼研细拌入土内得肥更妙。”[3]茶树种植方法多样,在另一幅馆藏通草画中有描绘茶农移栽茶树的画面。书中记载:“茶发芽后……经二春,即可移栽。以大者两茎为一兜,小者三茎为一兜,每兜须相离二、三尺,以便长芽。移栽后一、二年茶树高二尺许,枝叶蕃茂,即可采摘茶叶。”[4]

图3描绘除草。一位赤脚茶农正在给茶树除草。茶根土实,草木杂生则不茂,春时雉草,秋夏间锄掘三四遍,则次年抽茶更盛,及时除草有利于茶树的生长。“茶树尚未茂盛之时,旁下空土犹可栽薯种豆。又每年五六月间,须将旁土挖松,芟去其草,使土肥而茶茂。但宜早不宜迟,故有五金、六银、七铜、八铁之说”[5]。

图4描绘施肥。茶农打着赤脚,卷起裤脚,身旁摆放两桶肥料,茶农用长柄木勺从桶内舀出肥料,给茶树逐株施肥。

图5描绘台刈与剔叶,茶农坐于凳上,左手拿砍下的茶枝,右手拿刀,从树枝上剔下茶叶,身旁有成捆的茶树,茶叶散落在地。清黄宗羲《匡庐游录》中记载:“山中别无产,衣食取办于茶。地又寒苦,树茶皆不过一尺,五六年后,梗老无芽,则须伐去,俟其再蘖。”“茶叶茂盛之后,每年五六月间须割一道,则茶肯发旁枝而叶茂,割者即为老茶”[6]。“其茶树生长有五六年后,每树既高尺余,清明后即宜用镰刈其半枝,须用草遮其余枝,每日用水淋之,四十日后,方除去其草,此时全树必俱发嫩叶,不惟所采之茶甚多,所造之茶犹好,其刈出之老枝,亦尚可用,宜斩其嫩茎入锅,以火制熟,取出阴干,名为茶骨”[7]。

图6描绘炒茶。茶农赤脚站立,双手置于炒锅之内,快速急炒。把刚采摘的鲜叶放到锅中杀青,称为炒茶。明人许次纡《茶疏》载:“炒茶,生茶初摘,香气未透,必借火力,以发其香。然性不耐劳,炒不宜久。多取入铛,则手力不匀。久于铛中,过熟而香散矣。甚且枯焦,尚堪烹点。炒茶之器,最嫌新铁。铁腥一入,不复有香。尤忌脂腻,害甚于铁。须豫取一铛,专用炊饭,无得别作他用。炒茶之薪,仅可树枝,不用杆叶。杆则火力猛炽,叶则易焰易灭。铛必磨莹,旋摘旋炒,一铛之内,仅容四两,先用文火焙软,次加武火催之。手加木指,急急炒转,以半熟为度。微俟香发,是其候矣。急用小扇钞(炒)置被(焙)笼,纯棉大纸衬底燥焙积多,候冷,入罐收藏。”

图7描绘筛茶与揉茶。炒好的茶叶要放在竹箩内,摊成薄薄的一层,待冷却后反复筛选,轻轻团揉,之后再次下锅,用文火焙干。炒后重揉的茶叶,更容易泡出茶汁。画面中炒过的新茶薄摊放置于竹箩内等待冷却,男子双手持竹箩筛选茶叶。通常茶叶要用筛孔大小不同的筛子筛选多次,以分粗细,即便是粗茶也要筛选13次[8]。

图8描绘舂茶。舂茶讲究技巧,用力过猛,粗茶叶会裂成大小不一的残片附在滑黏的茶浆中,不易舂烂,制出的茶饼就会不精细,泡出来的茶便会苦涩。有经验的茶工会将茶叶进行分类,按粗、细、老、嫩依序倒进木碓中,力道刚中带柔,直至将茶叶捣成细腻均匀的茶浆。然后用篾箍将茶浆定型,置烈日下曝晒一天,待水分稍干后放阴凉处风干,脱箍后,茶饼便成型了。画面中一茶工手举木椎用力舂茶,身旁竹筐内存放着一箩筐待舂的茶叶。

图9~图11描绘装箱。加工好的茶叶,由装茶工人再次装箱,为了尽可能多的装茶入箱,装茶工人往往站在茶箱内用力踩踏,目的是把茶叶压实,不留一点空隙。茶箱装好后,油漆工要在茶箱上涂饰一些花卉纹样作装饰,并书写茶叶名称、茶箱编号、茶行商号等文字信息。过秤称量后,船工驾西瓜艇或驳船将茶箱运到停泊在黄埔港的西方商船上。不同等级的茶叶配置不同形制的茶箱,如上等茶装小盒,粗茶用大箱,更精美的茶叶配以大小适当的铅筒。其中图11画面中茶工正将茶叶倒入锡罐中,比较特别的是并不把锡罐装入茶箱中,而直接在锡罐外面包裹篾篓,反映出广东地区茶叶外销的包装。明代已有记载用锡器储存茶叶。冯可宾《茶笺》一书中提到:“近有以夹口锡器贮茶者,更燥更密。盖磁坛,犹有微罅透风,不如锡者坚固也。”

通过梳理馆藏通草水彩画,发现茶叶生产制作的画面包括种茶树、给茶树浇水、摘茶叶回屋、筛选茶叶、挑拣茶叶、烘制茶叶、茶叶装箱、钉箱、在茶叶箱上写字编号、搬运茶叶箱、称茶、品茶、售茶等。通草画采用记事性的创作手法将整个流程记录下来,呈现出这一时期制茶行业的面貌,如图12、图13。

图14为馆藏一套反映茶叶外销通草水彩画标签。标签采用传统的八角形白纸,边为红色,上行为画家英文名字“HOAN QUA”,下行“Paints Picture Landscape in Old China Street NO.26”。外銷画家被西洋人称为某“Qua”,他们自己会选用一个并不常用做名字的中文字“呱”来作为自己名号的后缀。这些被称为“呱”(Qua)的外销画家是广州口岸洋画创作的主要实践者,他们在广州十三行附近设立画室,作为外销画的基本生产单位,他们并雇佣若干画工在画室里工作。根据江滢河博士《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一书中附录四《清代中国外销画家一览表》核对,并没有发现名字为“HOAN QUA”这名画家的相关信息。外销画作为应来华西洋人的需要而绘制的艺术化商品,其生产地离西洋人越近,生意机会就越多。根据清代夷务管理制度的规定,西洋人不能随意离开商馆区。西洋人在广州口岸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他们在广州贸易期间,只能在广州城外珠江沿岸的十三行区租赁行商商馆,为其居住地和货仓,这些商馆被中国人称为“夷馆”。在“夷馆”附近的同文街和靖远街,西方人称之为新中国街和旧中国街。对比可知,名字为“HOAN QUA”的外销画家的画室位于靖远街26号,而且此家店铺销售通草水彩画的主要题材为风景画。标签下附带收藏人信息“PRESTON BRADY WOODWARD AVE DETROIT MICH”,收藏者为布兰迪·普林斯通,地址为密歇根州底特律伍德沃德大街。

2 广州口岸外销茶的贸易流通方式

2.1 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茶叶外销

清代是中国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茶叶在贸易结构中长期占据首位。1685年以前,荷兰、葡萄牙商人控制着中国海上茶叶贸易,英国商人由于受葡萄牙商人的排挤和清廷限制而无法在广州进行茶叶贸易。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加强对外贸易管理,茶叶出口量逐年攀升(表1)。1701年,由中国出口茶叶总量为121417磅,其中由广州输出的为66738磅,占54.5%;1721年从中国出口的茶叶为1241629磅,由广州出口的为282861磅,占总出口量的22.78%。1751年,从中国出口茶叶为2855164磅,由广州出口的为2710809磅,占94.94%[9]。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洪任辉事件后,清政府下令关闭闽、浙、江三大海关,独保留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茶叶对外贸易也仅能在广州一地进行。自此,茶叶出口量稳步上升,广州茶市更渐兴旺。

18世纪20年代后期,北欧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盈利最大的贸易。在广州茶叶出口国家中,与英国的贸易占据了重要地位。1783年,英政府公布了《交换法案》,使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国经营中国茶叶的唯一垄断公司,垄断了中国茶叶向英国及其他殖民地的出口。中英茶叶贸易增长极快,运出的茶叶从1783年的69000担增长到1784年的229270担[11]。茶叶在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出的货物比重也从1759年的88.3%上升到1825-1833年的94.1%[12]。

为适应“一口通商”,清政府规定凡海外贸易者“行税报单”到粤海关纳税,并成立“洋货行”经营对外贸易。“洋货行”商人逐渐发展为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政府特许商——行商,一般称为广东十三行,它实际上是经营对外贸易的特殊机构的总称。十三行商人沿袭中国社会官商传统,是清政府直接控制下进行对外贸易的垄断商人,具有官商性质。按当时清政府规定,外商直接贸易对象是十三行商人,不得是其他商人,十三行成为中国商人与外商之间的中间商。内地产茶区的茶叶大批运至广东出口,外用商品通过广州集散,运销全国各地。其中广州十三行中的同文(孚)行是成功进行福建茶叶外销的外贸世家之一,由闽南籍茶商潘振承创立,历经潘振承、潘有度及潘正炜三代。潘振承在1742年左右开设同文行,潘振承去世后由潘有度管理同文行至1807年关闭,1815年潘有度重新出任洋商后将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图10茶叶箱上标有“同孚名茶”四个显眼的大字,可以断定此画作于1815年以后,还可以看出同孚行的茶叶曾以优良的品质已成为中国出口贸易品牌的一个象征,被当时的外销画家所绘。图9中茶叶箱上标记有“拣选珠兰”“拣选雨前”,据此断定当时外销茶中珠兰茶、雨前茶已经相当普遍。据记载到1840年出口到英国的茶叶已有十多种,如广东、福建的武夷、屯溪、小种、珠兰、白毫、安溪、花香、红梅、拣培、雨前、园珠、芝珠、熙春、皮茶等[13]。

2.2 鸦片战争后广州口岸茶叶外销

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口岸出口的茶叶仍保持着较强劲的发展势头,输出量一直处于增长状态。1839-1842年间因受战争影响,茶叶出口有所下降。开放“五口通商”后,1844年上海开始出口茶叶,外销茶中出口量较大的武夷茶以及浙江、安徽等地茶叶都以距离产地较近的上海为市场。随着上海茶市的日益繁荣,使远离茶区的广州运价较昂贵等弊端显现,广州失去茶叶出口贸易的垄断地位。1852年前从上海、广州二埠出口茶叶69510.535万磅,平均每年为7727.4372万磅。1853年福州口岸加入茶叶出口港行列,广州茶叶市场因福州口岸的开辟受到严重影响,自此后开始衰落,失去全国茶叶中心的宝座。从1853-1860年,广州茶叶出口持续减少,比重日渐降低(表2)。

1861年,汉口、九江成为华中茶埠,广州垄断茶市的条件丧失,茶商选购的余地大大拓宽。“湖南(湖)北之茶都萃于汉口,江西安徽之茶都萃于九江,江浙之茶都萃于上海。既而九江之势移于汉口,宁波、福州之势移于上海,汉口为红茶之大市,上海为绿茶之大市”[15]。19世纪90年代后,随着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的茶叶出口日益增加,中国茶叶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中国茶叶出口总量逐渐萎缩,广州茶市地位愈发低落。

3 结语

有关茶叶外销题材的通草水彩画再现了清代茶叶贸易的繁荣。作为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茶叶贸易的兴盛给中西双方政府、茶商带来了巨额利益。茶叶出口还带来了关税和内地税的巨大收益,同时茶叶贸易也是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重要砝码。可以说,茶叶贸易开展后,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等诸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3][4][5][6](清)宗景藩.种茶说略一卷[M].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

[2][7]陈彬藩.中国茶文化经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8]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

[9]邓端本.广州港史(古代部分)[M].南京:海洋出版社,1986.

[10][14]陶德臣.鸦片战争后广州茶市的盛衰[J].古今农业,1997(2).

[11][12]杨仁飞.清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J].学术研究,1999(5).

[1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5]商务官报(第一册):第23期[N].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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