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然

摘 要：“数字化生存”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显著特征，媒介技术的不断变革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由此人们在互联网中随时、随地、随意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数字群”，并汇聚了巨大的能量。而在这个由电子技术打造的“数字全景监狱”里，个人隐私成为泡沫，虚幻且易碎。人们更是不满足于“围观”，而是走向了“围猎”，抱着“正义幻觉”开始了对“全网公敌”的“追捕”，并逐步演变为符号暴力甚至是升级为现实中的行为暴力。网络霸凌正在成为21世纪一种特殊的暴力形式，此种现象何以发生以及如何防止正是本文研究之所在。

关键词：数字群;个人隐私;网络围猎;正义幻觉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3-0063-03

今天，人类以数字化的形态流动地群聚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技术的赋权，不仅使得公众可以在这个场域中畅所欲言，也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日渐模糊。在社交媒体上，人们不断地“围观”着他人的生活，时不时地进行着“议论”，有的人借助匿名的身份，打着正义的旗号，恶意地发布一些带有侮辱性质和煽动性质的语言、图片和视频等，对他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更有甚者对他人进行疯狂的“人肉搜索”，肆意揭露“被观看者”的隐私，严重地影响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本文旨在研究此种网络霸凌的成因进而寻求防止之策。

一、 从“围观”到“围猎”：虚拟世界的真实暴力

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人们打破了时间、空间、身份的限制，流动着、群聚着，在一个又一个“事发现场”相遇、集结，不断地点击、转发、评论。在每场声势浩大的网络围观中，“观众们”迅速选择立场，集结成群，以代表“公众意志”的方式完成着“正义”使命。于他们而言，仅仅利用“权力的眼睛”将其送上了“断头台”并不够，还要不断地“掷石子”，利用“民意”将其“断头”才算是对“全网公敌”的惩戒。在这种“围猎”中，并没有隐私可言，人与人早已从信任模式切换到了监控和透明模式，在“数字全景监狱”中紧密联结，互相监视，寻找着“全网公敌”。

早在1751年，在巴黎军事学校的宿舍里就出现了可视的隔离模式，而18世纪后期才由边沁第一次正式地提出了“圆形监狱”这个构想，他将其誉为“哥伦布之蛋”。但遗憾的是，这个构想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福柯精细地论述了全景敞视主义对人的无声规训之后，这一洞见才受到各方广泛的关注。所谓圆形监狱指的是一种“中央塔”式的监视模式，“监视者”站在中心看守着四周的“被监视者”，中间可以观察四周，四周无法看到中间，“被监视者”各自拥有一间囚室，但相互隔离，不具有可见性，处于一种被隔绝、被观察、孤独的状态。在这样一种以中心化为特征的观看系统中，“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1]。每个人都知道“目光”的存在，但又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窥视，“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征服”[1]。“数字全景监狱”是“圆形监狱”的一种新变式，这次不再是中心监视着四周，而是四周观看着中心，不再是相互隔离，而是彼此紧挨。一旦有事件发生，“观众们”就会迅速地聚集在现场，中心和四周并没有界限，“观众们”不仅集中观看，也会互相观看。无论是过去的“圆形监狱”还是今天的“数字全景监狱”，全景敞视主义从未消失。从过去到现在，人们依旧具有“卢梭式的梦想”，欲打造一个近乎透明的社会，使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变得清晰可见，他们认为这种普遍的可视性可以有效地规避有害行为。人们如同18世纪一样仍对黑暗具有发自内心的恐惧，但在驱逐黑暗追逐光明的过程中，自身却成为了恶的一部分，衍生出了新的暴力形式。“酷刑”从未消失，只是转换了对象，从肉体变为了精神。在网络社会中，“围观”作为一种“公开处刑”的惩罚景观而存在，而“围猎”则是“围观”的进化版，从无言的观看走向了有声的暴力。

二、 技术异化：美丽新世界的“弗兰肯斯坦们”

互联网向每一个访客发出了“欢迎来到美丽新世界”的邀请，而“访客”们却试图成为这种新媒介的主人，而忽略了媒介是如何控制他们自己的。互联网同之前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一样，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模式与感知模式，更被认为是兼具时间和空间偏向的完美形態。但互联网的“空间偏向”不断地碾压着“时间偏向”，打破了人们预想的时空平衡，“即时点击即时获取”的便捷带来了海量的信息但也淹没了大众对同一事件的感知。新媒体的即时、可移动和匿名性使得人们可以随时且无需负责地进入一个又一个的“现场”，人们有限的注意力被无限地分散，它的时态是现在进行时，是由无数个“现在”、无数个碎片信息拼凑而来的。人们逐渐遗忘了以时间上的广度和远见为基础的行为模式，降格为只会点击的“情感主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后，极易以一种片面的立场看待问题，进而选择“口不择言”。印刷时代由文字带来的理性思辨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图像化的情绪和片段。逻辑链条被拆除后，人性悄然消失，兽性粉墨登场。

人类就在这样的“美丽新世界”里一点一点被异化，成为了雪莱笔下被技术拼接而成的怪人“弗兰肯斯坦”。人类的杰作最终吞噬了自己，成为了没有灵魂、终日游荡在“围猎场”中的“数字幽灵”。互联网正在使人类丧失耐心，狂躁不安，人类不再是沉着的农民，等待着“瓜熟蒂落”，而是像猎人一样，需要迅速出手，不在乎谁是猎物，重点是一击即中，绝对不能空手而归。大众逐渐遗忘了信息的本质是透明性，而真相的常态却是包裹在“隐藏”之中的。数字媒体自身对于“当下”绝对化的追求正在消灭具有时间牵制的行为，人们的责任感正在逐渐丧失，每一次点击、转发和评论就像购物一样轻率且冲动，公众不再是积极的行动者，而更像是被动的消费者，被情绪所裹挟。网络社会里的主体都是麦克卢汉口中的“无形无象之人”，数字所特有的失重感和流动性，正在逐步把真实清除，把想象绝对化。每一块电子显示屏都像是一面镜子，人类躲藏在其后，观察着世界和自己，却早已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想象，最后只看得见自己，没有了他者，进入了镜像阶段的后婴儿时期。

三、 情绪胜于事实：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狂欢

人类正在进入“后真相时代”，一个感性大于理性，情绪胜于事实的时代。在热点事件的围观中，情绪往往会迅速占据主场，摇旗呐喊，集结成群地开始“围猎”。每一次的围猎都像是一次盛大的狂欢，他们迫不及待地脱离常轨，进入“狂欢广场”，捕捉猎物。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匿名性和互动性为“狂欢”提供了条件，如同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人们在狂欢节中尽情享乐一般，今天的大众也在一次又一次地网络围猎中实现了舆论狂欢。在“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中，他们“随便而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以“粗鄙”的方式随意进行攻击，否定着一切的等级和权威。在狂欢中，真实已然被消解，所有的一切都被情感所主导，不断地上演着“加冕与脱冕”，大众抱着“正义幻觉”自以为在靠近真相，却逐步暴力化，如同在狂欢节中，每个参加仪式的人都会手执一支点燃的蜡烛，同时喊叫着“死你的吧”。

在一场又一场的网络围观中，由于社会热点事件长期草草收场，大众日益变得不信任公权法律，变得对真相漠视，他们选择按照自己心中的正义进行即时审判，围猎所谓的“加害者”，不假思索，逐渐缺乏一种在乎事实的关切。在网络围观中，观众受到吸引流动地群聚在一起。勒庞认为，当人进入群体时个性就会消失，成为“无名氏”。而今天，围观群众们作为“数字群”而存在，与一般群体不同的是，他们仍保持着自己的身份，虽然他们的表达方式是匿名的，但仍有其自己的形象，他们并不认为群体的利益是自己的利益，他们随时加入，随时离开，缺乏一种内向性，反复无常。相比传统的群体，他们更无责任感，也更易受情感和行为的传染，从而丧失思考能力，成为一个野蛮人，残暴而狂热。就群体而言，他们不具备理性与逻辑，但却极具想象力。而“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2]。情感驱动，无疑成为最易引燃他们的导火索。当一个社会热点事件发生，一些普世的情感会迅速成为沟通大众的桥梁，他们很快地产生了“共情”，但更多时候是随意地将自己过往的经历等同于其中一方的立场，言之凿凿地对另一方进行鞭挞，举起“正义之刀”，向其砍去。

四、 何去何从：网络霸凌如何止

在互联网场域中，个人空间被不断蚕食，正义之刀不断挥舞着，就事论事的理性对话不复存在，个体正在处于一个极度不安全的环境中。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杜绝网络霸凌，回归温和理性，成为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公众个体而言，首先应当具有保护个人隐私的意识，其次应当同时具备理性思考能力和共情能力。需要警惕的是，公众不应堕入“共情陷阱”，提前预判结局，让情感主宰了理智。在面对当下复杂的信息环境时，每个个体都要“三思”，让自己与瞬间即来的情感建立一条“缓冲带”，去思考信息链条是否完整，不断地提高媒介素养。而即使面对“网络围观”，也应保持一种“有距离的目光”，不过分窥视他人的生活，不以暴力攻击他人，不随意披露他人的隐私。数字媒体中的交流普遍地消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相互尊重这一基本的人际交往准则却被抛诸脑后。今天的全联网全交际，看似消除了远却并没有产生近，以计算为机制的互联网提供的只是同者的重复，唯有思考才能通往他者。

就媒体而言，应发挥自己在舆论场中的“专业”作用，提供准确的信息，保证内容的真实性，不以追求流量为目标，对于有争议的、关注度较高的事件，应保持谨慎。当下，由于商业主义的蚕食，一种“真相市场观”成为媒体冠冕堂皇的借口，他们普遍认为可以在信息发布之后再进行核实，而真相会被筛选出来，不实消息则会被剔除。这种强调速度而非准确性是技术的逻辑，不是新闻的逻辑。媒体应始终保持一种“克制的谦逊”，不先入为主，保持理智分析，为民众提供一个真实可靠的认识事件的窗口，而不是成為他们“正义幻觉”的支持者。

就社会而言，当下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互联网治理是重中之重，面对“网络霸凌”应坚决杜绝与预防。首先，要从思想上加以引导，努力创造一条完整的讨论路径，使事件可以朝着理性客观的方向发展，使民众可以真正“共情”，而不是“借题发挥”;其次，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大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力度，加强对“网络霸凌者”的惩罚以及加深对平台的监管;最后，要以倡导“交往理性”为目标，建立网络文明。

五、 结 语

网络霸凌，既指的是一种伤害他人精神的符号暴力，也指的是一种对他人产生了实质性伤害的行为暴力，其由一种带有观看性质的网络围观逐步升级为公开制裁的网络围猎。在技术的驯化下，大众失去了耐心，寻求即时的结果，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生存状态。在“自由”的社交媒体中，大众日渐退化为婴儿，逐步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沦为了情绪的奴隶。在“正义幻觉”里，大众举着“火把”燃烧了他人的隐私，并一步一步走向暴力的深渊，成为了恶的一部分。面对网络霸凌，无论是个体、媒体还是社会都不能以旁观者的姿态看待，而应正视“我们与恶的距离”，积极寻求应对之策，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法）米歇尔·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26-227.

[2]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5.

[责任编辑：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