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军无疑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从“延安”到“东北”，他一直都以坚守“鲁迅精神”为己任，用“新英雄主义”去同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故有学者便这样认为：“这是萧军的幸运，却也是他不幸的根源。”①因为幼稚而狂妄的萧军，试图争夺文化领域里的“话语权”;所以他的悲剧，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政治悲剧②。学界对于萧军采取了一边倒的同情态度，理由无非是他在政治面前不肯屈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形象;“弱者”敢于向“强者”发出自己的不同声音，这种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大无畏精神，毫无疑问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的。但我个人却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

伴随着二十卷本《萧军全集》的出版问世，我们对于萧军的思想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是那三本百余万言的“日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上的真实的萧军：自视甚高且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又狂妄自大，除了崇拜已故的鲁迅之外，他几乎就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的当然代表。所以，萧军后来的人生悲剧，并不是什么特定时代的政治悲剧，而是由他人格缺陷所造成的个人悲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一、萧军的“自负”与“自我”

萧军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为什么会随心所欲、傲慢自大？表面观之好像是因为《八月的乡村》，以及鲁迅为其所写的那篇“序言”;但实际上却是“在鲁迅去世之后，他自然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遗产和‘鲁迅大弟子所带来的声誉和地位”③。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

从作家素养的角度来看，只读到高等小学七年级，“就被开除了”的萧军，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先天条件，的确并不是很好④。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沈从文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并不影响他享誉中国现代文坛，且成为一位文学大师;然而沈从文的文学天赋，则要比萧军高得多，甚至连丁玲和叶紫等人的文学天赋和成就，也“都在萧军之上”⑤。仅以《八月的乡村》和《第三代》而言，既缺乏吸人眼球的故事情节，又缺乏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在1927年以前，萧军“对于所谓‘新文学是不发生兴趣的”⑥。后来他才从书店里买了两本新文学作品，一本是新月派诗人于赓虞的诗集《晨曦之前》，另一本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不过“内容是什么还不能全面理解”⑦。我个人所感兴趣的一点则是，萧军既对新文学“不发生兴趣”，又从未参加过“抗联”组织，他为什么会去写《八月的乡村》呢？据有学者考证，《八月的乡村》的创作题材，是萧军从傅天飞那里“听”来的。傅天飞是共产党员和抗联战士，1933年夏季他找到舒群，详细讲述了“磐石游击队”的战斗故事。舒群向萧军、萧红转述了这一故事，萧军听后非常激动。当时的萧军，正处于文学创作的起步期，他渴望能够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却又苦于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创作起点。故他恳求舒群把傅天飞请来，再次把“磐石游击队”的故事听了一遍，然后便“根据傅天飞的‘腹稿，开始写作《八月的乡村》”⑧。

1934年上半年，《八月的乡村》便完成了初稿，但是这部作品能否被文坛所认同，萧军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把握。于是1934年11月，萧军便带着《八月的乡村》来到上海，希望能够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鲁迅拿到《八月的乡村》以后，断断续续地看了4个月，直到1935年3月25日，他才致信萧军说：“《八月》在下月五日以前，准可看完，只能随手改几个误字，大段的删改，却不能了，因为要下手，必须看两遍，而我实在没有了这功夫。序文当于看完后写一点。”⑨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得知，鲁迅对于《八月的乡村》，在艺术技巧方面并不大满意，却又没有时间去帮他“删改”。虽然他在4月2日的信中告诉萧军，“《八月》已看过，序已作好”⑩，但仍旧认为《八月的乡村》，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尤其是狗的心思之类，怎么能知道呢”11。尽管有鲁迅的作序与推荐，然而《八月的乡村》仍无出版社愿意出版发行，所以萧军只能自己出钱去印刷和售卖。鲁迅对此爱莫能助，他说“《八月的乡村》印出后，内山书店是不能寄售的，因为否则他要吃苦”12。萧军自己对于《八月的乡村》的版本，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从1935年到1937年，“我自己经手印过七版”13;二是在这两年时间里，“这书已经再版到第五版”共发行了八千册14。我个人于这个“数字”深表怀疑，就连日本人开办的“内山书店”都不能出售，难道这八千册书是由萧军自己摆摊卖掉的？况且萧军连《八月的乡村》的版本次数都记不清楚，那么“八千册”说也未必就真实可靠。

《八月的乡村》问世以后，社会上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鲁迅在《八月的乡村·序》中，首先从思想内容方面，将其定位是一本“好书”，因为“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其次在艺术技巧方面，他也含蓄地指出《八月的乡村》“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欣赏这部作品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八月的乡村》写得有多么好，而是序言结尾处所说的那句评语，即“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15毫无疑问，鲁迅是从爱护与提携一个青年作家的角度出发，充分肯定萧军不仅写出了黑土地上人民的苦难遭遇，同时也生动地表现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故称这是一项令人敬佩的“庄严的工作”。由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崇高地位，那么他这篇短短的序言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八月的乡村》的总体评价。比如左翼评论家乔木当时就认为：“《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我想是在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使读者抛弃了各种和平的美丽的幻想，进一步认识出自由的必需的代价，认识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的英雄精神。”16但批评的意见也不绝于耳，比如1937年初《大公报》文学评奖时，朱自清就曾对提名作品《八月的乡村》不屑一顾，他说“读完《八月的乡村》，无甚新鲜材料”，且不贊同其入围17。而“狄克”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评论文章，更是在文坛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狄克”认为：“《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18

孤立地去看“狄克”的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一篇十分正常的文学批评，它主张文学创作应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论的核心观点。不幸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使“狄克”成为众矢之的：其一，是鲁迅迅速地做出了反击，他认为“狄克”不仅是在全面“抹杀《八月的乡村》”，并“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19。从文章的用词来看，鲁迅与“狄克”似乎结怨很深，显然是把他视为周扬一伙来加以嘲諷的;其二，是长期以来，学界一直都把“狄克”视为是“张春桥”，而《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就是他早期思想反动的一个铁证。其实，“狄克”的笔名始见于1930年，而张春桥却出生于1917年;如果他就是“狄克”的话，岂不是从十三岁就已经活跃在上海文坛了吗？20就算“狄克”是“张春桥”，《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也并非是“抹杀《八月的乡村》”，既承认“他是一首史诗”又指出它的不足之处，总体而言仍不失其客观公正性。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之前，张春桥还以“水晶”为笔名，专门写过一篇《八月的乡村》，文章开头竟然用的是鲁迅“序言”中的结束语：“《八月的乡村》告诉我们的有些人在过着荒淫与无耻的糜烂生活，另一方面却正在做着庄严的工作。”21由此可见，“水晶”对于《八月的乡村》的基本看法，显然也是受到了鲁迅“序言”的深刻影响，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政治上的险恶用心。《八月的乡村》在艺术上的缺陷，不仅为学界人所共知，萧军本人也心知肚明。比如，他在“日记”中记载，欧阳山在延安就曾对萧军说，《八月的乡村》只是他文学创作的很好开始，“他一般感到我写人物的性格不突出”，而萧军则心悦诚服地承认，“他对于艺术是老实的”。就连萧军的妻子王德芬，也觉得《八月的乡村》“作为艺术品来看，觉得零碎”22。我个人十分赞同一位外国学者的看法：“《八月的乡村》里讲述着一支游击队的流浪，行动被书写时既没有可见的开始，也没有胜利或败北的结局。——萧军使用的基本叙述手段是破碎的、矛盾的形象展示，这弥漫于小说的整体氛围中。”因此，故事情节缺乏完整的逻辑性。23

《八月的乡村》之争，既增强了萧军从事文学创作的坚定信念，又造就了一个现代文坛的神话人物。原因非常简单，萧军对于自己的文学才能，一直都缺乏自信和底气。就拿《八月的乡村》来说吧，故事题材不是他自己的，成书后又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虽然有文坛巨匠鲁迅为之写序，他仍不敢确信读者会持何种态度。然而，鲁迅对于“狄克”的反击和驳斥，使萧军立刻便悟到了这样一个道理：鲁迅既是在为《八月的乡村》说话，又是在维护自己的文坛尊严，这就使得鲁迅和萧军之间，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盟关系。所以，我对萧军同张春桥、马吉蜂的“打架”事件，也就有了与众不同的全新理解。萧军曾说张春桥、马吉蜂“在他们的小报上污蔑鲁迅先生，讽刺我。我找到了他们的地址，约他们夜间在徐家汇相见，打了一架，我把马吉蜂揍了一通，他们就不再骂我了”24。萧军这段话，同样是明里在维护鲁迅的尊严，暗里却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他把新仇旧恨一块发泄，无疑就是在向社会宣誓：骂鲁迅就是骂萧军，而骂萧军也就是骂鲁迅。从此以后，萧军便自觉地把自己，同鲁迅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萧军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当然知道由于自己“讲故事”的能力不足，使《八月的乡村》因缺乏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很难成为一部优秀的经典作品。但他又不能去承认这种缺陷的客观存在，否则既对不起鲁迅扶持他的一片热心，同时也无法在名家荟萃的文坛立足;所以，他对《八月的乡村》这部“好书”的先天缺陷，做了这样一种自圆其说的变通解释：一篇作品的好坏，首先并不在它艺术层面上的“故事性”，而是在于它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还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这样密切地和现实配合像冲锋号那般的关系——我评价着《八月的乡村》。——仅是这一点已不是任何人所能有的了”25。从这一认知角度出发，他不再怀疑自己的文学天赋，也不再听取任何人的批评意见，而是坚持认为“我走的文学的路是正确的，《八月的乡村》也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意义伟大的东西”26。撇开艺术上的评判标准，去突出《八月的乡村》的时代价值，无疑令萧军从内心忐忑的“自卑”，走向了盲目乐观的“自负”。比如他说“我自己估量自己：无论在生活经验上，文化艺术修养上，文学禀赋才能上，写作经验上，所得的成绩上，身体条件上——当然比起中国同时代的‘作家们那全是要优越”27。因此他坚信“《八月的乡村》给中国文坛和时代开了一个新起点”，同时也大大提升了中国文坛的艺术水准，从而“使鲁迅先生见得后继者的欢喜”。他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向世人宣称，是“《八月的乡村》引激了‘七七抗战”28。萧军思想的这种转变，既是他狂妄心态的真实表现，同时也是他无法克服的悲剧祸根;我说萧军的悲剧，主要还是一种人格悲剧，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二、萧军的“傲慢”与“狂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这对于初登文坛的萧军来说，无疑是一个精神上的巨大打击。因为他刚刚得到了鲁迅的提携和帮助，文学创作上还不够成熟，一旦失去了鲁迅这个“保护伞”，今后也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决定他在文坛上的生存地位了。然而，萧军自己也十分清楚，仅凭一部艺术上不完美的《八月的乡村》，很难使他在文坛上长久立足。虽然他还写过其他一些作品，诸如《羊》《江上》等中短篇小说，可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反响。尤其是他准备超越《八月的乡村》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前三部），仍未改变《八月的乡村》所存在的老毛病：情节松散没有一条清晰的故事主线，角色众多却又缺乏一个掌控全局的灵魂人物，就连萧军本人也觉得，这部作品“自己读起来，依然是不愉快，将来时间如许可，还预备把它重写一番”29。可惜的是，自从“七七事变”以后，萧军几乎再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文学作品。尽管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向众人发誓，“我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30然而，即便是他最不满意的那部《第三代》，也是一直拖到1951年才最终收尾。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萧军的创作生涯是十分短暂的，《八月的乡村》既是他文学的起点和高峰，同时也是他创作的终结和句号（1948年以后所写的小说《五月的矿山》和话剧《幸福之家》，无疑都是失败之作）。

萧军想要以他所理解的“鲁迅精神”，去影响和改变毛泽东以及共产党人的文化信念，无论是从过去还是现在来看，都会令人感到他思想的“幼稚”和“荒唐”。众所周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中国古典文学修养，都远在萧军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人之上，但毛泽东却从不与他计较。他对萧军所采取的怀柔和包容态度，其实正是共产党人尊重知识、礼贤下士，与党外人士肝胆相照的一个缩影。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是极其高明的，他在同萧军的聊天过程中，早就暗示过他，应该尽快适应延安地区的民主集中制，他说“我在党内受过十一次处分，但是我什么也不说，我不向任何人说我的意见，因为这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必须要能经得起这些锻炼”。他似乎也从毛泽东的谈话中，隐约感觉到了“他大概对于我的自负和跋扈也有着不满，觉得我锋芒太露，因为他还不懂得我”76。由于萧军过于狂妄与傲慢，他并没有在意毛泽东的善意忠告，相反在王实味的问题上，竟忘乎所以地同毛泽东及共产党人唱对台戏，结果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与萧军交往。尽管萧军仍不断地写信想见毛泽东，并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能够约见他，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毛泽东根本就不理会他77。于是萧军一气之下，表示要同毛泽东彻底“断交”。毛泽东为何不愿再见萧军呢？他心中当然自有答案：“萧军既然不顾大局，应开始对他抱冷淡态度，使其感到孤立，或有悔悟的希望。”78直到1945年11月9日，萧军要去东北工作之前，毛泽东觉得萧军应该自我反省得差不多了，才约他做了一次礼节性的告别。萧军说“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79。

第二个具体事例，是他在王实味问题上的强势表现。萧军与王实味原本并不认识，而且还明确地表示“这人底‘质地我不喜欢，浮狂而还自私，名士气太重”。可是为什么在延安整风运动当中，却又同王实味扯上了瓜葛呢？学界基本上都根据萧军自己的一面之词，认为他看不惯王实味被众人围攻，所以才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最终导致了引火烧身。但这种说法与《萧军日记》不太相符。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曾专门写信给萧军，希望他帮忙收集一些延安文艺界的“材料”，以供他撰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作为参考。萧军错误地以为毛泽东的主观意图，是要整顿延安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于是他把对周扬、丁玲、艾青等人的强烈不满，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未曾想毛泽东的主要矛头，却指向了王实味的“反党言论”，这多少都有点出乎他的意料。故在1942年5月25日的座谈会上，他看到“仇人”们都在全力攻击王实味时，便立刻起身替王实味辩护。天真幼稚的萧军，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然而6月3日，周扬专门在鲁迅艺术学院找他谈了一次话，明确要求他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去看待王实味的问题。可是由于他与周之间的成见颇深，这次政治上的暗示性警告，不但没有起到正面的疏导作用，反倒激发起了萧军的逆反心理。6月4日他再次替王实味说话，认为“王实味绝不是一个‘托派，他们这次是用的政治上的‘苦肉计，为了消灭他文章上的党内党外的影响，所谓‘一俊遮百丑的办法”。结果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攻击。对于萧军的不合作态度，共产党人一直都表现得非常克制，比如10月20日陈云找萧军谈话，告诉他“王实味是托派，不过还在党内养着他”。陈云还解释说共产党人对萧军的批评，可能会伤及他个人的“面子”，希望他不要去介意，但萧军却强调“它不是个人‘面子问题，而是党与群众关系问题，党与他的朋友关系问题——也是我对共产党底观点和态度重新决定底问题”80。由于萧军明显是在威胁共产党人，所以才导致了双方矛盾的迅速激化。

有趣的是，萧军对于王实味的许多观点都不赞同，比如王实味对他说看不惯毛泽东和共产党高层人物的特殊待遇，认为这不符合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时，萧军则以其所见所闻当面驳斥了王实味的荒谬说法：“据我所知，（毛泽东）他们底生活并不比我们好过多少，那是朴素的，简单的。因为我和他们有过交往，也偶尔吃过饭。”81与此同时，他对王实味的顽抗态度，也表示了强烈地不满，他甚至预感到“如果將来战势紧张，王实味仍顽固不化，他们也许杀了他祭旗”82。其实，萧军并不是不理解共产党人批判王实味言论的政治意义，甚至连他自己都认为，“内部进行自我批评，外部宣传自己功绩，现在的共产党的政策是对了”。只不过他执拗地认为，在王实味的问题上，“共产党方面对我这些事处理得失当。我很慨叹他们内部缺乏深刻、卓识、远见的人！”83远在桂林的胡风，也发现萧军的思想非常危险，一味地同共产党人相对抗，对他的将来会非常不利，于是专门写信批评他说：“老弟虽立意甚诚，但表于外者往往给人以相反之印象，此点务宜慎之。——斤斤于细故如村妇然，实为大损。”84只可惜，傲慢狂妄惯了的萧军，此时根本就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了，以至于后来到了东北地区，公然要同共产党人争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85，最终成为一个自不量力的悲剧性人物。

第三个具体事例，是萧军“下乡务农”的赌气行为。有学者说自从“王实味事件”以后，萧军丢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被下放到延安农村去当了农民86，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王实味事件”发生以后，萧军在工作、学习、生活各方面都没有受到影响，政府不仅没有取消他以前的所有待遇，相反他每个月还额外领取“鲁迅研究会及文艺月会津贴100元”87，并且《第三代》每月在延安《文艺月报》发表一万字都有稿费，再加上政府还给他配备了一个“小鬼”照看孩子，应该说生活过得是相当安逸。既然萧军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他为什么又突然想要去当“农民”了呢？那是因为“王实味事件”发生以后，被冷落了的萧军心里窝火、脾气暴躁，有一次他看到招待所的指导员在打骂一个小战士，便立刻火冒三丈把那位指导员狠狠地揍了一顿，结果被边区法庭判了六个月徒刑（缓期两年执行）88。从此以后萧军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糟，并萌生了以下乡务农去对抗共产党人的幼稚想法：“如果共产党过度限制我或压抑我，我即提出去开荒种田，男耕女织也可糊口，就不要他们的供给了。”真正促使他决心离开延安去乡下，则是源于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据《萧军日记》1943年10月29日记载，招待所改变了每天送饭上山的做法，要求山上窑洞中的文人们自己下山去吃饭。萧军以夫人王德芬身体不好为由，仍然坚持要招待所送饭上山，结果被招待所“蔡主任”训斥了一通，认为萧军是在大搞特权思想。萧军一气之下连续给王鹤寿写了两封信，表示自己“实在不想再住机关，吃公家粮食”了89，并坚决要求到乡下去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王鹤寿没有回复他，于是他又给林伯渠写信，终于得到边区政府的最后批准。

1943年11月8日，萧军举家搬到离延安十几里外的王家沟，乡政府给了他“小米五斗（小斗三十斤。一千三百元）”补助粮款。然而，大手大脚惯了的萧军一家，很快就把小米挥霍一空，政府补助的钱款，一次赶集便差不多全用光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到处借粮借钱，以维持接下来的日常生活。到了12月中旬，他感到实在有点支撑不下去了，于是便向乡政府借下一年度的食用粮，结果不但遭到了拒绝，还受到了乡干部的冷嘲热讽，“为什么延安那些文化人还能生存，而你却不能存在！”气得他发牢骚说，“我感到外国再倒霉，作家的命运也要比最好的中国作家的命运强”90。无奈之下，他只好再给林伯渠写信求救，并委婉地表示“如果现在党和政府方面有需要我回去工作的必要，或为了任何原因愿意我回去，我是并不固执的，是可以回去的”91。萧军的夫人王德芬曾说，当年是毛泽东派胡乔木到王家沟，去劝说萧军回延安的92，这与《萧军日记》明显不符。正是因为萧军主动写信要求回城，并向顺路来看他的胡乔木“谈了我回延安的目的——准备入党——他们当然是被一种不相信的感情惊异着”93。然而回到延安以后，他再也不提“入党”一事，可见“入党”只是萧军想回延安的一个借口。

读罢《萧军日记》，我突然想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别看萧军对“鲁迅精神”学得不怎么样，可他那种无所顾忌的“战斗”精神，却多少都有点像鲁迅笔下的“狂人”：“狂人”执拗要去颠覆不可颠覆的文化传统，而萧军则狂妄地要去改变不可改变的共产党人。两者唯一的不同之处则是“狂人”不久便幡然醒悟，不再“发狂”而是“赴某地后补”了;而萧军却始终都在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大有不闹个天翻地覆绝不罢手的倔强劲头。直到晚年他才有所反省：“我青年时期，只知自己，不知有人，于人于事拙于处理方式方法，树敌颇多，伤人太重，因此招到任何攻击和打击，绝无怨尤之情，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蒺藜得蒺藜是也。”明白是明白了，可是有点太晚了。94

【注释】

①6786钱理群：《批判萧军——1948年8月》，《文艺争鸣》1997年第11期。

②③李新宇：《鲁迅的遗产宇与萧军的命运》，《关东学刊》2017年第1期。

④⑥萧军：《我的文学生涯简述》（代前言），《萧军全集》第1卷，华夏出版社，2008，以下引文均出自该版本，第3、16页。

⑤秋石：《关于萧军第一次抵达延安的一些情况》，《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2期。

⑦1424见《萧军全集》第9卷“前言”，华夏出版社，2008，第11、236、276页。

⑧董兴泉：《舒群与萧军》，《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2期。

⑨⑩1112《鲁迅致萧军》，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21、431、439、460页。

13萧军：《〈八月的乡村〉新版前记》，《萧军全集》第12卷，华夏出版社，2008，第60页。

1519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97、534页。

16乔木：《八月的乡村》，1936年2月25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23期第2章第4版。

17《朱自清日记》1937年1月22日，见《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第451页。

18狄克：《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46——“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第70-71页。

20史漪：《关于笔名狄克的考证》，《书城》2012年第10期。

21水晶：《八月的乡村》，见1936年2月10日《书报展望》第1卷第4期。

22313233404145597576808388《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第560、607、314、233、217、546、563、568-569、274、672、679、361、394、404、413、592、597、664、614、623、816、566、537、808、632、668、752、756、711-712、793、777、815页。

23[德]鲁道夫·瓦格纳：《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普罗文学”传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4年第2期。

252627283036404243444647485051545762657172737481《萧军日记》1942年12月3日，《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第801、234、532、526、631、723、274、302-303、13、318、490、360、634、297、335、537、216、771、603、292、508、567、508、803页。

29萧 军：《第三代·后记》，见《萧军全集》第3卷，华夏出版社，2008，第424页。

343570《萧军全集》第11卷，华夏出版社，2008，第424-425、489-490、497页。

37394952555658606369777982848789909193《蕭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第23、25、364、103、330-331、139、525、748、543、196、74、230、714、169、158-159、27、305、335、76、248、303、330页。

38《毛泽东关于〈甲申三百年祭〉致郭沫若函》，《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4期。

536885《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第445页。

61鲁 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9页。

64鲁 迅：《导师》，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8页。

66《两地书》，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96页。

78金玉良：《罗烽和白朗的坎坎坷坷》，《中国作家》2007年第6期。

92王德芬：《萧军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94《萧军致胡乔木》1982年2月16日，《萧军全集》第16卷，华夏出版社，2008，第161页。

（宋剑华，暨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文学伦理叙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AZW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