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共早期领导人佐野学1923—1925年流亡中国和苏联期间，于从事重建党组织的秘密活動方面，先后受到李大钊、张太雷和瞿秋白等中共同志的热切帮助。同时，受到大革命高潮前夜浓厚革命气氛感染的他，亦发挥自身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之优势，对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主持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的编辑工作予以协助，并就其亲历的“二月罢工”“五卅运动”等重大事件，结合日本国内工人运动的新变化，在该报上发表多篇政论文章，深刻分析了中日两国无产阶级团结合作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共同敌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佐野学;五卅运动;《向导》周报;张太雷;瞿秋白

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后，佐野学经荒畑寒村介绍入党，不久当选为秘书长。1923年出版《日本经济史概论》，在日本学界首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本国经济发展史。此后屡遭政府迫害，数度流亡海外。1928年继渡边政之辅担任日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时称“书记长”）。同年代表日共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并入选共产国际执委会。1929年流亡上海期间，遭国民党警察逮捕并移交日本当局。1933年在狱中与锅山贞亲公开发表退党声明，批评日共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转而鼓吹所谓“民族社会主义”，对日本战败前之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破坏。佐野学作为日本社会主义者中与河上肇、堺利彦等齐名的理论家，曾被陈独秀誉为“日本的李大钊”。①其著述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的理论宣传产生一定影响。如《新青年》在成为中共早期组织机关刊物后，在1921年4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六号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中刊登佐野学原著、李达翻译的《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一文。②

本文主要利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 R）收录的日本战败前外务省档案《东京地方裁判所共产党事件被告人听取书》《共产党事件被告人预审调书》中佐野学供词部分，③结合中日两国相关人士回忆录、《向导》周报等史料，尝试对佐野学1923—1925年流亡中国和苏联期间，在从事重建日共之秘密活动方面先后受到李大钊、张太雷和瞿秋白等中共同志热切帮助的同时，亦在“大革命”高潮前夜中国浓厚革命气氛感召下，发挥自身理论优势，协助编辑中共中央最早机关报——《向导》周报的史实，略作探讨。①

一、经中共帮助往返于中苏之间

1924年代表新兴无产阶级势力的中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反帝、反封建口号下逐步展开合作。整个社会正处于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前夜”。作为日共早期核心人物之一的佐野学，恰于此时来到上海，并在此度过近一年时光。期间其一切活动与中国这场伟大革命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而在同一时期的日本，日共领导层已预感到危险降临，1923年5月，中央委员会决定：为避免被反动政府一网打尽，应设法让部分党员尽快出逃。后者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上海设立据点，继续开展活动，并将组织遭到破坏之情况报告共产国际。会议还决定派遣佐野学、近藤荣藏等人前往苏联。

会后，佐野学同近藤荣藏、高津正道两名同志一道从东京出发，经朝鲜半岛于同年6月初抵达北京。当时日共在中国尚未建立与共产国际联络之通道，故佐野学只得求助于一些长居中国且同情革命的日本左翼人士。他先是找到在北京朝阳门外开办“崇贞工读女学校”的日本传教士清水安三，在后者帮助下暂时落脚于常年旅居北京的日本学者中江丑吉家中。有意思的是，当时受命来华探听佐野学消息的日本内务省事务官内藤，每晚都到中江家中与主人对弈，却丝毫未察觉所寻之人正藏匿于屋主家中。后为安全起见，清水又向京中好友、时任北大教授李大钊（在佐野学供词中，被日方记录人误写作“李大训”或“李大钏”）寻求帮助。②

经李大钊介绍，佐野学才得以见到苏联驻华代表团工作人员，并成功办理一行三人前往苏联之手续。③随后，佐野学等人立即动身前往上海，在那里登上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商船，④于同年7月初顺利抵达苏联境内。而就在其短暂逗留中国期间，日本政府在国内发起针对左翼人士的大逮捕行动，导致仅成立一年的日共事实上解体。

1924年6、7月间，佐野学以日共代表身份，与另外两名同志片山潜、近藤荣藏一道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他见到去年曾在北京协助其秘密来苏的李大钊。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在五大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作了有关帝国主义在华活动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情况的发言。

在苏联逗留期间，佐野学还结识了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前来莫斯科访问的中共党员张太雷。后者于1923年9月抵达莫斯科，除完成代表团本职工作外，还担任五大中共代表团的秘书兼翻译。张太雷出色的外语能力、组织活动能力，以及与共产国际负责远东问题的代表们保持的良好关系，令其成为佐野等日共同志在上海秘密活动期间的“庇护者”。①

1924年9月初，已在苏联流亡近一年的佐野学突然接到共产国际远东部负责人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魏琴”，此时刚结束上半年的中国之行回到莫斯科）的指令，后者要求其尽快回国参与日共重建工作。②

随后，佐野学从莫斯科出发，他并未选择与来时相同的路线返回，而是在由火车抵达贝加尔湖以东之赤塔后，南下进入苏、蒙（外蒙古）交界地带，再一路经过买卖城（恰克图）、乌兰巴托和张家口等地，终于抵达北京，全程花费月余时间。在北京稍作停留后，又由京沪铁路经南京中转，于10月中旬抵达上海。

鉴于日本当局正对共产党进行残酷镇压，佐野学决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先以相对安全的上海为据点，与国内幸免遇难的德田球一、青野季吉等同志开展秘密联络。于是，他找到此前在苏联结识的张太雷。后者将其安顿在自己的住处，③即位于公共租界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的两底，“厢房沿马路，且有一个过街楼，从楼上前厢房通过去横过弄堂”的石库门建筑里。④一同居住于内的，还有张太雷家人（1924年9月，直、皖系军阀间爆发所谓“江浙战争”。张顾及家人安全，将母亲薛氏、妻子陆静华及几名儿女从老家常州转移至上海租界）、李立三夫妇、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彭述之和郑超麟等人。由于住客中的瞿秋白在1923年于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被推选为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蔡和森则正担任《向导》周报的总编辑，因而这座门牌号为“彬兴里307号”的建筑除作为中共在沪高级干部集体宿舍外，也成为中央宣传部及周报编辑部的秘密办公地。⑤

佐野学在这座住满中共要人的“布尔塞维克机关”里仅逗留了大约两周。当时，中共在沪组织因“黄仁事件”与国民党右派展开了激烈斗争。为防范可能发生的不测，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决定将《向导》周报编辑部迁往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南里。一同转移的，还有新近自苏联归国支援革命的彭述之、郑超麟等人。⑥受此影响，佐野学亦不得不再在张太雷关照下，搬进同位于哈同路的一处出租屋，并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925年7月末。⑦

二、在中共帮助下召开日共上海会议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就帮助日共重建组织一事设立了一个小委员会。该委员会共由七名委员组成，除佐野学等三名日籍委员外，另有四名非日籍委员，分别来自苏、美、英、中，其中中国籍委员是李大钊。委员会成立后，曾先后召开两次专门会议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及国内革命问题。

1924年11月底，维经斯基于一年内第二次访华。他此行主要任务除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外，便是对日共重建工作进行指导。日共在去年被迫解散后，未被逮捕的党员围绕是否要重建党組织，分裂成所谓“提倡派”和“行动派”，彼此间产生严重对立。还有部分元老党员如山川均，则对党的前途抱非常消极之态度。①佐野学经与日本国内的德田球一等人多次往返通信，了解到上述情况。他感到有必要在相对安全的上海召集一次紧急会议，以统一众人在重建问题上之认识。这一想法，得到了维经斯基的支持。

1925年1月中旬，德田球一来到上海。德田球一日常负责“临时委员会”组织工作②，与工会、农会关系最为密切。此次因要赶在会议召开前向维经斯基报告日本国内的最新斗争形势，故在几名参会者中率先出发。德田球一抵达上海后，便立即设法联络到他的中国“兄长”张太雷。③按照双方约定，德田前往上海大学拜访张太雷，但后者却临时决定不与对方直接在校内会面，只托人交付一张字条。德田打开后发现上面仅有“相关事宜已告知佐野学”等寥寥数语，便迅速离开大学返回住地。④

关于张太雷临时取消见面之原因，德田在回忆录中并未写明，只是认为张太雷过于小心谨慎。但如果联系当时张太雷之特殊处境，应不难理解个中原因。《向导》自1924年10月8日第86期起，将上海大学作为第一发行通信处，公开印刷于报头，由此引起公共租界工部局密切关注。1924年12月9日，工部局警务处及静安寺捕房包探获得“会审公廨”授权后，“依法”进入上海大学校园以及附近住宅，包括慕尔鸣路彬兴里307号搜查。⑤所幸蔡和森夫妇和《向导》编辑部早在“黄仁事件”后及时转移，瞿秋白和张太雷一家亦已提前撤离。搜查中虽有大量进步书刊被没收，但编辑部的重要机密并未暴露。为避免再遭不测，《向导》迅速将发行通信处改为中共党员安体诚当时任教的杭州法政学校（编辑工作实际仍在上海秘密进行），瞿秋白等人则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⑥而对于仍旧在上海大学公开活动的张太雷，租界警察势必将对其加强监控。此外，1925年1月德田球一来访时，中共四大正在上海闸北广东街的一条里弄里秘密召开，张太雷则为该会议重要代表。

会议开始未过多久，佐野学即来敲门。接着，德田球一收拾行李，在佐野学领路下来到南京路附近的一家旅馆。此处便是张太雷配合共产国际，替德田球一及其他几位日本同志安排的新住所。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荒畑寒村、佐野文夫和青野季吉等参加上海会议的日共骨干陆续抵达。

1925年1月下旬，佐野学、德田球一等人在虹口昆山路的维经斯基住处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秘密会议。据德田球一回忆，那是位于公共租界日本人聚居区的一处供高级职员居住的公寓式住宅，面积相当宽敞，因而里面也住着不少苏联籍侨民。①

会议最终通过由维经斯基草拟的《上海会议一月纲领》。该《纲领》批判了造成党解体的日共旧领导层在路线上的机会主义，以及在组织活动上的消极态度，认为日本民众与国内“绝对主义”势力斗争中，尤其是在“合法活动（参与普选）”和“非合法活动（工农运动）”相结合方面，日共的指导作用不可或缺。会议还选举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佐野学在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新当选为委员长的德田球一。新“委员会”将集中精力于日本国内的工会组织运动，在左、右派斗争激烈的“日本劳动总同盟”中建立革命工会，并计划于当年7月召开日共重建大会。②

在会议期间，德田球一等人还提出要创办一份机关报，即后来的《无产者新闻》，并由其在回国后负责编制发行相关预算。同年3月，佐野学收到德田球一来函，内称办报经费有三千元即足够。随后，佐野学向共产国际方面正式提出获得资金补助的申请。

经李立三、邓中夏等人运作，当时的中共已在上海的海员、纺织工、电车工以及人力车夫等主要劳动者群体内部建立起专门工会组织。不仅如此，包括教会学校、女子中学在内的各大、中学校学生，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亦纷纷建立左翼斗争团体。上海的革命气氛给予佐野学、德田等日共党人极大鼓舞和勇气，甚至之前赞成解党的青野季吉等人亦改变态度。

7月初，佐野学又收到德田球一来函，后者以前年在日共首次解散事件中被捕的同志即将面临开庭审判，及国内已建立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络的通道（1925年1月，日、苏两国政府签署《基本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由此日共得以与苏联驻日大使馆工作人员直接建立秘密联系）、继续逗留上海已无意义等为由，催促佐野学尽快归国。而关于办报经费，最终是由瞿秋白经手，将来自共产国际的三千日元转交给即将归国的佐野学。③

根据日后佐野学的供述，他在流亡上海期间结交的中共同志除前文已提及的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人外，还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在供词中被日方记录人误写作“刘少帰”。）④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当时以佐野学为代表的日共迫切需要从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斗争中吸取经验。

三、在《向导》上发声支持上海工人运动

佐野学在上海期间的主要活动，除受共产国际指导，在中共同志协助下筹划日共的重建工作外，还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表示支持，有针对性地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宣传方面给予中共协助。

1925年2月初，位于上海苏州河小沙渡的日商“内外棉”第八厂无理开除一批男工，替之以更易受资本家操控的所谓“养成工”，并且拘捕厂内工人组织代表。2月9日，在中共党员邓中夏、李立三和刘华等人领导下，工人们开始罢工。19日，罢工达到最高潮，包括内外棉在沪的11个工厂在内，前后总计有22家外资纱厂的近4万名工人参与。在工人们的策略性斗争下，原本自恃有本国武力作靠山的日商于月底终于败下阵来，与工人代表达成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4项协议。此次大罢工，后来被邓中夏赞誉为“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辟了一个新纪元”，①事实上也成为揭开后来更大规模五卅运动的序幕。

2月14日，瞿秋白以笔名“双林”在《向导》上发表题为《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罢工》的社论，呼吁中国的一切工人阶级和“民族运动者”都起来援助小沙渡工人，并团结起来争取如下权利的实现：1.对外国在华办厂严格设限;2.严定工人最低工资、最长劳动时间和夜间加班工资;3.制定使用女工、童工的特别法律;4.改善工人住宅、医疗等生活待遇;5.由厂方承担工人受伤、疾病的保险费用;6.取消外国在华租界及工部局等行政机构，给予所有工人选举权和参政权。②

在二月罢工将要进入尾声之际，佐野学在《向导》上发表题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工人》的社论，署名“一个日本人寄”。这也是他在该报上发表的首篇政论，与瞿文不同的是，他站在日本无产阶级兄弟的立场，对本国帝国主义势力对华经济侵略进行猛烈而深刻的批判。

在文章开头部分，佐野学对二月罢工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此次大罢工“很能表现出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意识底深刻化和斗争力量底增大”，并站在日本无产阶级兄弟的立场，对参与罢工的中国工人“表示深厚的敬意”。③正文的部分，则首先从“两个主要条件”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发达”的原因：1.对本国无产阶级的“猛烈榨取”;2.对台湾、朝鲜等殖民地的残酷统治和剥削，以及对中国大陆实行的经济、政治侵略。就第二个主要条件，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已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后竞争场”，并进一步分析认为日本在沪所设纱厂，不仅可以掠夺中国廉价劳动力、破坏中国社会消费力（日商为免关税采取在华生产、就地销售之手段），还能起到避免本国工人发起大罢工的作用，实际上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先遣队”。④

文章接下来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显得穷凶极恶，但骨子里已陷入危机，并从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无法克服的弱点，国内劳农阶层日趋激烈的“叛逆”，因日美矛盾而造成的日本国际地位逐渐低落，现存藩阀专制政权的松动和以中国为首的半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等内、外五个方面分析了原因。⑤

佐野学在文章第三部分，对此次“二月罢工”的意义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这场大罢工无论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抑或在反对日本资本家剥削的阶级斗争方面，都具有伟大意义。二者的有机结合更体现在：由中国无产阶级实行的这场民族解放运动将不会走上欧洲和日本的老路。在他看来，自己的国家虽曾效仿欧洲激发了民族主义而奋起，但那藩阀武士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现在已是“导入颓废和堕落的鸩毒”。而后起的中国则不同，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规模伟大的、有组织的运动，必将造就一个崭新的国家。⑥

1925年4、5月间，在“二月罢工”中被迫妥协的日商企图以“棉贵纱贱”为借口，撕毁此前与工人达成之协议，枪杀内外棉七厂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顾正红事件”引发上海各界民众对日本资本家暴行的强烈愤慨，五卅运动爆发。在这场斗争中，《向导》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前后共计发表陈独秀、瞿秋白和郑超麟等人撰写的文告、时讯和社论文章五十余篇，对工人运动表示支持。佐野学也撰文表达了对运动的看法。

1925年6月20日出版的《向导》上，佐野学发表了《上海大罢业与日本工人阶级——日本帝国主义内部的瓦解》（署名“花田生”，该笔名源于其在日共中的党名“花田よしお”）一文。①文章不仅揭示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对日本国内工人运动的积极意义，还及时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日本国内进步的工人和学生团体联合发起示威运动，以声援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情况。他深刻地指出，从上海“二月罢工”，到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再到此次发展为全民族斗争的五卅运动，不仅给予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沉重打击，也令日本工人受到极大鼓舞，进而掀起日趋激烈的反抗运动，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从内部开始瓦解。觉醒了的日本工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要推翻本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要同中国的工人兄弟结成共同战线。②

佐野学还乐观地认为，日本的工人、学生团体在此次声援中国“五卅运动”的示威中，打出了“立即抛弃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标语，左派工人团体的机关报也发表了要求本国政府对“顾正红事件”进行谢罪赔偿，甚至取消在华一切特权的社论，这些“从日本工人群众中间不住涌出来的协力的精神”，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其理想，即中日两国工人“完全实现一个共同战线”。③

这一期《向导》的头版社论，是陈独秀所撰《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一文。针对以“帝国主义之王”英国为首，由日、美、法、意等国共同组成的帝国主义反动同盟，陈独秀不仅给予正面警告，同時也告诉广大读者斗争中之中国人民从未陷入孤立这一事实。他以热情洋溢的口吻写道：“苏俄政府及人民对于此次屠杀事件及中国国民奋起，极表同情。代表全世界革命工人的第三国际已起来号召全世界工人援助中国工人及中国民族运动。英国的工人及自由主义的学者已起来向他们的本国政府抗议此次上海屠杀事件。”④佐野学的论文在主题和内容上，恰与陈文相呼应。

除上述文章外，佐野学还在《向导》周报上发表 《日本普选与无产阶级》 （1925年3月28日）《日本劳动运动中左右两派之斗争》（1925年5月17日，第115期）等政论文章。⑤上述论文贯穿了同一个问题，即日中两国无产阶级的团结合作是革命在东方世界得以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⑥

置身于运动旋涡中的佐野学，凭借自己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在每日所见所闻的基础上，结合他从日本同志那里获悉的日本无产阶级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反应及态度，在《向导》上撰文，表达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支持，讨论中共的对日认识情况，并呼吁中日两国工人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国际共运的发展。

四、呼吁中日两国工人联合起来

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工人》一文中，佐野学在论述完令日本帝国主义陷入危机的原因——国内劳农阶层日趋激烈的“叛逆”后，又特意加了一段括号内文字：“研究日本的人，应该注意这劳动者及贫农底革命力，这比那皮相的现存政治关系重要得多。”①这段话里所谓“研究日本的人”，笔者以为主要是针对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有留日背景者，即佐野学认为当时中共的对日认识存在偏差。

中共早期领导人以及从事工人运动的干部，不少人有留日经历，如陈独秀、李达等人。他们往往在归国后，仍非常关心日本政局。如《向导》周报创刊号（1922年9月13日）上即发表李达《日本政党改造之趋势》一文。此后陈独秀又相继在第52期（1924年1月20日）、第53-54期合刊（1924年2月20日）的“国外（世界）一周”栏目上发表《日本政友会之分裂》《日本之政局》等文，显示出其十分关注二十年代初日本国内藩阀势力与资产阶级政党间激烈的争斗形势。在他看来，日本经过一战前后工商业的快速发展，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虽已有必然推翻藩阀元老专制政治之趋势，但由于前者缺乏革命性，如果不联合广大劳农士兵，仅幻想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是不可能从拥有国家军队的后者手中成功夺取政权的。②

佐野学不完全赞同陈独秀对日本的认识，指出所谓“大正民主”“护宪运动”都只是“皮相”。作为日本人，佐野学清楚知晓本国资产阶级政党在与藩阀专制势力斗争中非但不热心组织群众，反而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十分恐惧。实际上二者在工农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在佐野学看来，陈独秀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例，对日本资产阶级发出要联合群众进行斗争以取得“最后的胜利”之呼吁，显然是犯了只了解日本政治“皮相”的天真。资产阶级并不需要陈独秀口中的最后胜利，它为了能上台执政，可以与专制势力达成妥协。在当时日本，工农阶级要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必须在独立且完全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领导下。但这也恰为资产阶级政党所不容。果不其然，作为“护宪三派”领袖上台的加藤高明，其内阁于1925年3月发布扩大有选举权人数的《普通选举法》后，紧接着又发布极端反动的《治安维持法》，专门针对日共领导的左翼运动进行残酷镇压。

当然，佐野学并不是要中国“研究日本的人”不去研究日本现存政治关系。恰恰相反，他将当时国内专制政权的松动作为导致日本帝国主义陷入危机的一大要因。其真正意图，是希望中国的同志能对日本无产阶级参与的政治运动，尤其是由日共独立领导的阶级斗争对旧政治关系造成的变动，予以更多关注。正是抱着此等想法，他又先后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日本普选与无产阶级》《日本劳动运动中左右两派之斗争》等文章，及时向中国同志介绍了《普通选举法》通过后，日本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新情况。

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工人》一文中，佐野学不仅呼吁中国的工人应尽早建立“永久的战斗的工会”，还号召中日两国工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共同敌人时要相互协作。但他又痛感于两国工人尚未建立起具体互助关系的现实，并指出两国工会组织的相对不发达、“向来缺少必需共助的具体的事件”，以及相互间缺少可以联络通报的机关③，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他坚信，倘若具备条件使得日本的纱厂工人能够响应上海，在本国迅速掀起同情的罢工或示威运动，甚至派遣“救应队”来沪，必将给予日本帝国主义更沉重的打击。①而中国工人运动如狂风暴雨般的迅猛发展，使得佐野学的期盼很快部分变为现实。

五、結语

中国大革命高潮前夜浓厚的革命氛围，使得以佐野学为代表的一批遭受本国右翼政权残酷迫害、陷入绝境的日共核心党员受到精神上的极大鼓舞。而李大钊、张太雷和瞿秋白等中共党人基于国际主义精神，先后提供的直接且热切的帮助，更是对日共在华的秘密重建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卅运动前后，在中日两国共产党面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之际，在瞿秋白、佐野学等人的推动下，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实现了较为良好的初步互动。而正是这一互动，为两党后来进一步的反帝合作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②

（薛明，历史学博士，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