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晨

摘要：在20世纪初以来东西文化交流大背景和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的现实情境中，考察雷圭元、庞薰琹的艺术实践，重新审视两者的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颇具意义。他们作为以实用美术用于救国的先声者、会通中西的思想者、宏阔视野的教育者、知行合一的履行者，对促进中国现代设计教育思想的传播、探索设计产销业前进方向、推进人才培养等诸方面都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价值与启迪意义。

关键词： 雷圭元  庞薰琹  艺术实践  美育思想

雷圭元与庞薰琹是中国现代设计发展道路上的先行者和先觉者。回首20世纪中国设计学科建构时，我们发现雷、庞两人有着相似的求学经历，但却有着不同的教育主张。二者生活和艺术轨迹既有明显的相异之处，也有不少相似或交集之处。无论在推进现代艺术的发展，还是在艺术设计和设计教育方面，他们都有不少创获。

雷圭元与庞薰琹均生于1906年。两人都曾赴法求学，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和现代文明的洗禮。归国后，两人在上海分别参与和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艺术社团与设计组织。伴随着抗战的爆发，二者形成了构建艺术化生活方式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认知与想法，携手在西南创立了国内最早具有现代设计性质的学校，并将设计服务于生产与生活。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中国现代也有设计之父，那么，雷圭元和庞薰琹是最有资格获得此称号的人”。①

一

研究艺术或艺术家，须设定两个维度，一是共时的维度，即时代语境的维度，二是个体心理的维度。因为任何艺术作品的产生或艺术家成长与转变都有特定时代语境，也与艺术家个体的特殊经历、个性、交友密不可分。确切地说，雷圭元少年时在松江曾任奥地利公使的祖父家度过并接受教育，而庞薰琹亦出身官宦之家，正是这种家学渊源使得二人自幼熟悉国学典籍。后两人分别考入北京美术学校与上海震旦大学，庞氏在新式学堂接受民主思想、外国文学、法文、化学、音乐、图画等现代知识;雷氏则入学图案科，可谓“科班出身”，比庞薰琹更早接触工艺美术设计。1927年，雷圭元毕业留校任教。翌年春，年仅22岁的雷圭元受校长林风眠之聘，到西子湖畔的国立艺术院任教，主讲图案课程。雷氏将他在北京美术学校耳濡目染的图案教学理念与方法应用于此，讲授起来自是得心应手。他告知学生图案一直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并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层面。在教学中，他提倡不能单方面过多强调装饰，忽视实用价值，应更多考虑图案的使用功能以及生产材料、产品构造和工艺制作等多方面的关联，将生活与生产紧密结合，达到学以实用的目的。

随着留洋风潮的席卷开来，1929年春，雷圭元选择致力于实用艺术的探索，怀揣着对未来国家建设的憧憬随同乡艾青离杭州赴法国，以自费留学的身份踏上了驶往巴黎的轮船。当雷氏辗转万里即将展开海外求学生涯时，是年冬，庞薰琹离开学习生活了五年多的法国，二者在法时并未见面，庞氏背着沉甸甸的收获与一堆沉甸甸的困惑，踏上了归国的行程，开启了艺术探索的全新之旅。归国后的庞薰琹投身于新文化艺术大潮，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然而随着决澜社的落幕，由于没有固定职业，庞氏心中苦闷，生活的重压向他袭来。彼时，北平艺专图案系主任李有行，去信邀请他来任教，这次去北平任教也使庞薰琹有机会接触到设计教育。但教设计和做设计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庞氏在上海时也曾画过广告和设计过书籍封面等，但怎样进行设计教学，是否能使学生明白与掌握，他并没有信心，好比赶鸭子上架。不可否认的是，他对设计始终是感兴趣的。由于刚开始接触的课程不太熟悉，他边学、边总结，并且自己动手去编写教材，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与此同时，这次执教也拉开了他后半生投身设计教育的序幕，看似一个不经意的机会，却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了一个人未来的事业轨迹。1931年冬，留学结束的雷圭元回到国立杭州艺专继续任教，随着抗战的爆发，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成新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自此之后，雷、庞二人不仅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和共事，而且风雨与共度过了一段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艰难岁月，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写下了风云激荡，光辉灿烂的壮丽篇章。

事实上，对于二人来说人生道路上再次面临选择。如果说，当年自费留洋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南下昆明，则属二者的艺术视野和创作风格在特定的大时代背景与使命感驱使下产生了新的尝试和重大转变。初到昆明两家合住在青云街上的一座临街小楼，比二者先到的沈从文也住附近，庞氏就常去找其聊天。这一时期，在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学者的结识与交往中，庞薰琹的艺术视野和艺术识见得到了拓展与增长。在互相交往中，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梦家在研究视野上给予了庞薰琹启发和帮助。据其在回忆录中记述道：“陈梦家每次来看我，总要借几本书给我看，我立刻被书中的古代装饰纹样所吸引了……沈从文也极力鼓励我研究装饰纹样。”②不难发现，这些中国古代书籍中造型生动、品种繁多的装饰纹样，犹如一座令人沉醉的艺术宝库，深深吸引了庞氏，研究视阈开始逐渐转向了中国古代的装饰艺术，并绘制成《中国图案集》四册。作为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他在探索和从事艺术创作的同时，也形成一种人文诉求和历史使命感。他关心的不仅是艺术的表象，更多是这个艺术背后所体现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在回溯的过程中，这些古老文化传统带给他强烈的心灵冲击，并寻找和汲取到了感兴趣的艺术知识与研究养料，这些文化“资源”为其在艺术创作上探索新的形式及表现方法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毋庸置疑，这次在昆明与中国古代艺术的相遇，是庞氏审美趣味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可以说，此时的庞薰琹不再是一位对西方艺术崇拜的青年画家，也不再是一名初涉艺坛的普通教师，而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更高的话语平台、充分展现自己创作才华的艺术家和艺术思想家。

当然，放眼这一时期的西迁艺术家均留下了可圈可点的探索轨迹。1939年，雷、庞以及赵太侔、王曼硕等人在成都创办了“六合工艺社”，这些艺术家就在作坊里如真正的手工匠人般操作，以奉献传统艺术于大众为乐。由于他们的共同愿望意在振兴我国工艺美术事业，后改名为“中华工艺社”。在西南时期，雷圭元在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等地进行调访。他走出教室，走向边陲，进入民间，开始尝试在图案装饰中描绘当地民众的生活习俗、市井文化和生产劳动形象。在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中，还有当时雷圭元所绘制的瓷盘装饰作品。雷氏绘制的圆形瓷盘，是将中国传统图案纹饰进行抽象化的提炼和重组，瓷盘的中心位置既有描绘劳动女性生活与劳作的场景，也有节庆民俗的画面。在形象安排上采取了平面化的装饰效果，追求其外形的完美，使之拥有较强的形式感，视觉上清新隽美，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突出图案的艺术感染力。

由此可见，二人通过民族化、本土化的探索和深入乡野腹地对民族民间工艺的调查，这所收集的材料绝不是教室、画室里所能替代的。民族民间文化给他们二人心灵带来洗礼，不仅使其对民族艺术有了重新的认识，也重建了本土文化自信与自觉，标志着他们的艺术思想迈向成熟，更关键的是，为中国艺术找到了发展的原动力，这也代表了当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共同取向。

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雷圭元、庞薰琹二人在引介设计理念和投身设计教学的同时，还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如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设计、开设工商业美术社等实践活动，并开拓性地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为中国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的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雷圭元在杭州国立艺专任教时，从事大量的书籍装帧设计活动，先后为林庚白创办的《长风》、施蛰存的《现代》以及《艺星》等杂志设计封面，还在中国会展史上影响深远的展销会——西湖博览会上担任艺术指导工作，负责审查会场内招贴、展示、图案等设计，并为展会设计会徽。不仅如此，他还在《良友》《特写》《艺风》《六艺》《美术生活》等杂志上发表设计作品。其中，《实用美术画案：客厅布置设计》是其1936年发表在《良友》上的作品，与三年前学习借鉴国外设计风格颇为不同的是，这时家居环境的陈设看似随意，确是经过一番精心考虑，尤其是客厅中既有传统工笔的仙鹤图，又有西方的雕像艺术，背景墙上悬挂着运用抽象手法表达劳动场景的绘画。很明显，雷氏是将西方异质的现代主义元素融入中国传统家居的现代转化，并带有一丝东方文化的韵味。

这一时期，伴随市场与民族经济的发展，广告社、广告公司及专业设计协会的成立，对中国近现代设计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1935年中国第一个实用美术团体——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成立，协会聘请雷圭元、汪亚尘、陈之佛等人为协会董事。同时，协会开设商业美术广告科、陈列窗装饰科、染织物及刺绣图案科、书籍装帧科、工艺设计科等十余种针对工商业的实用型美术设计学科，为有志于投身设计的人士提供专业训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现代设计也开始踏上起步之路。与雷圭元一边从事设计实践一边从事教学不同的是，庞薰琹游法回国在不断接触社会现实后，对所谓纯艺术的创作与现实矛盾有了清晰的认识，他深有感触地说：“我这时已经看清楚，要靠卖油画生活，在我国是办不到的，是没有希望的。”③在他看来，画画是一种自娱，是自我情感和观念的表现与宣泄。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画商宣传，没打出名气，画作不见得有人购买。而设计则不同，讲究的是他欲，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将需求转化为产品。庞氏从事商业美术设计虽然晚于雷氏，但是以画家身份加入这一新兴行业是中国早期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开始参与大量设计活动，通过具体的市场实践积累设计经验。他在欧洲所学的现代主义艺术和前卫风格，为其在设计广告、书籍装帧等画面构成与表现手法上起了很大的帮助。他开始给晨光出版公司设计标志，给雷康牌鸡蛋设计包装，为大北电气公司画广告。另外，他还为此时期著名作家朱维基和邵洵美创办的《诗篇》月刊设计封面。

值得一提的是，将庞薰琹此时刊登于《时代画报》上的三则广告招贴与同时期雷圭元的设计作品相比较，前者更具有浓郁的西方装饰意味与立体主义风格。当然，这有可能与庞氏在欧洲留学受到毕加索与凡东根等人画风的影响有关。其中，《啤酒广告》表现了一位男子喝酒后兴高采烈的样子，手举酒杯的姿势恰好与旁边的外文字体相互呼应。画面采用抽象的手法，运用简洁而夸张的肢体动作与产品结合，使饮酒后的舒坦尽显无遗;《香烟广告》以女人的视线为引导，使观者跟随其视点投射到香烟的外文上。最重要的是，画面中女人的削肩、长颈、无限延长的手臂、弧形的杏眼以及狭窄紧闭的嘴巴。这种变形的独特方式，完全是莫迪利阿尼所独有的画风。《埃及香烟》采用了埃及壁画的侧面结构与简洁明快的视觉表现，既将写实和变形装饰相结合，又营造出异域风格。相比雷圭元的借鉴学习与传统的现代转换，庞薰琹此时的创作仍然处于移植西方阶段。

与此同时，由于外国人办的在华广告公司百般阻挠，工商业美术社难以维持，只好关门歇业。客观而论，在那个时代，即便有从事民族广告事业的理想与信念，也是很难经营的。雷、庞二人早期设计实践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商业美术之路的不易。从另一方面来看，二人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虽然客观上刺激了中国现代设计的兴起，但终究不能将中国现代设计引向坦途。二者各自利用自己所学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是二人从事商业美术设计的开端，也是其主张市场化的开端。

三

20世纪早期两者无论是在设计教育思想的传播，还是文论发表、著作出版与人才培养等诸方面都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启迪。

这一阶段，两者发表和著述了大量介绍工艺美术学科及教育的文章与著作。雷圭元发表一系列文论，如《近今法兰西图案运动》《图案的发育到成长》《回溯三十年来中国之图案教育》等。他将学术视野投入工艺美术的本质、发展与传承的现状研究之中，使学界同仁大开眼界，顿见新境。同时，庞薰琹将精力转向于传统装饰纹样研究之中，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工艺美术运动的一声号角》《略谈图案》《敦煌壁画有感》等文章。1936年，雷圭元編著的《工艺美术技法讲话》出版，这是雷氏从海外回国后，将国内外蜡染技法、天然漆与人工漆的装饰技法、镶嵌玻璃窗装饰技法等，通过亲身实践了解得到的直接材料归纳总结而成。战时二人于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任教，在艺专分校时，庞薰琹给学生上实用美术课，在课堂上，他告知学生，所谓实用美术就是讲究生产与设计的结合，在日常生活器具的外观、形式、结构制造上，加以美术设计与创作观念。换言之，它应该适应广大民众的要求，以生活中使用方便、经济、清洁、安全为前提，还要讲究艺术性，使艺术形象依附于器物，融为一体。此外，他还对学生说到，这个艺术形象可以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或民族的美术图案中取之，再合理地把其转化应用到民生用品中去。暑假期间，庞氏通过绘制一批作品给学生起到教学的范例，这就是《工艺美术集》。显然，庞薰琹是非常认真地对待教学，不仅讲理论知识，还重视实用范例的引导。或许整理和创作的时候，庞薰琹未曾想到这本作品集的问世，正是其留给后世具有瞩目价值的艺术遗产，也给庞氏带来了不朽的声名。无独有偶，雷圭元也在同时期出于教学完成了《圭元图案集》的创作，雷氏在设计中将更多的民族元素融入到现代生活用品中去，不仅以物品本身为载体而表现，更是一种文化价值呈现，使大众在使用中感受到产品的人文关怀与民族自豪感。

对于培养人才而言，在四川省立艺专图案设计教学方面，雷圭元常谓“做学问要弄懂辨明”，这既是对学生也是对自己的要求，不要自以为是，不懂装懂。每堂课常提出教学中所发现的问题，或于平常研究和实践中得之新见解，以示后学。在教学方法上告知学生从民间题材与材料中，去发现美、设计美和创造美。并将生活中所见所闻的物象摄取、记忆下来，让众多的具体物象按人们美的意愿和需要进行写生、凝炼、浓缩、变形与升华，将其抽象为图案。实用美术教学方面，庞薰琹结合战时大众需求，在讲授时强调生活用品不能单纯求其功能结构的实用，还要注重工艺设计的巧妙与悦目，并伴以真实案例的讲解，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功能与审美的要求有了一进步意识。不难理解，庞氏认为两者是息息相关，始终相伴，如果只注重片面性，是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生活需求，这是时代的趋势。

雷、庞二人在西南时期，一方面通过亲身示范，逐层展开，给学生以启示;另一方面，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设计意识的培养，鼓励学生去校外工厂参加技术实践或厂方的设计工作，并在构思中切合实际去思考。这种教学带来的成效便是学生创作的产品，“颇得社会人士之好评”，“每有出品，争相购置”。④这种教学相长、学以致用的教学方式在当时是极富开拓性的，正如雷圭元说道：“西南艺术空气为之一振，图案教育在此阶段中，渐入正规矣”。⑤可以说，他们那一代人佼佼者甚多，何以二人会被不斷提起，在于其超越身处时代提出了从艺术的角度改善国人生活的理想。

结语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艺术家经历了保守与激进两相对峙的挑战。雷、庞二人艺术探索及转型的整个过程恰恰与那个时代社会、文化、艺术观念的变迁过程同步发生。20世纪初，雷圭元和庞薰琹之所以离中赴法，一方面受西方先进思想、经验、技术、文化、艺术的影响，一方面受艺术圈扬弃传统的影响。回国后他们将西方现代设计艺术理念与市场实践、体验相结合。随着抗战的爆发，两者有机会深入西南内陆地区，这种独特的地域和边远地区民族风土人情以及传统资源，不仅扩展了文人对民族传统內涵的认识，也是对西学盛行以来传统文化及其蕴涵人文精神缺失的一种弥补。他们在教学中对民间民族艺术的研究逐渐深入，以西方造型原理和个人体悟，对传统装饰纹样和几何纹样加以创造性运用，为中国现代设计的身份构建注入了新的因素和生机。

（本文为四川省“十三五”社科规划项目“20世纪上半叶雷圭元与庞薰琹在四川艺术设计实践及其教育思想比较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SC18B06220）

注释：

①杭间：《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雷圭元》，《上海工艺美术》，2016年第2期，第2页。

②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三联书店，2005年，第161页。

③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三联书店，2005年，第128页。

④黄宗贤：《大忧患时代的抉择——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研究》，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311页。

⑤雷圭元：《回溯三十年来中国之图案教育》，《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第廿年校庆特刊》，194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