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我结束了在西藏拉萨的支教任务返回上海戏剧学院。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每个单位都在全力拨乱反正，力图尽快地追回被“文革”荒废的十年时间。表演系系主任朱端钧和党总支书记冯健，都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这时，本来应该是放暑假的时候，可我回沪后没怎么休息，就接到立即到系里去报到的通知。第二天我到系里一看，根本没有老师休息，都在为迎接新学生忙碌着！冯健老师一见到我，就立刻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小李，给你一个任务，去帮朱先生整理他表导演的教学经验。朱先生现在身体大不如前了，你可要抓紧啊！”这时候的党政干部，还是很懂得老专家在教学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的。原来，之前已派过一位青年教师，去帮朱先生整理他的教学经验，可写出来的文章，朱先生不认可。其实，我以前与朱先生接触很少，对他有些敬畏;接受这样一个很有难度的任务，心中打鼓，并无把握;可在当时颇为紧急的氛围中，很有点临危受命的意味。冯健老师是一脸严肃，我只得咬咬牙答应了。

那年暑假，表演系的毕业班也没有放假，朱先生正在指导这个班排演毕业剧目《曙光》。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表演老师是魏淑娴，粗排已经完成，这时将请朱先生给他们开始细排。领受任务的第二天，我就到朱先生家里旁听他们备课，在座的有《曙光》的剧作者白桦和魏老师等。朱先生的床上，铺满了同学们在洪湖拍的照片，以及带回来的文字资料和老红军讲话的录音磁带。他向魏老师详细询问剧组同学去洪湖地区体验生活的情形，向白桦了解《曙光》的时代背景和洪湖根据地的具体情境，我则闷头在旁做着笔记。

很快，朱先生要进排练场了。每天一早，我骑车到朱先生在枕流公寓的家门口，然后放下脚踏车，扶着他穿过华山路，缓缓走进斜对面的上戏园。《曙光》剧组在学院红楼四楼西排练厅排戏，当时，朱先生要登上四楼已很困难，中间得驻足喘息好几次。魏老师很细心，总是亲自或派两个男同学，左右架扶着朱先生上楼，后来干脆找来一把藤靠椅，让男同学们把朱先生抬进排练场。拨乱反正的最初成效，就是这时候同学们对朱先生都十分敬重，都想赶在毕业之前尽量向朱老多学些东西。朱先生则一如既往地运用他启发式的导演方法，亲切地不断向同学们提出问题，循循善诱地平等交谈，目的在于更具体更形象地分析规定情境，分析人物性格及建立其行为线等等。我坐在一旁，勤做笔记。下课之后，我再把朱先生送到家里，然后骑车回家。有课的日子，天天如此;没课的时候，我早上九点必到朱先生家里，听他讲述想要留给后人的艺术教学经验。有时，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朱先生觉得还有精神谈下去，就会留我一起吃过午饭后接着再谈。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渐渐觉得有东西可写了，院报《戏剧艺术》也催稿催得很紧，于是我慢慢从排练厅里退了出来，动手整理笔记。后来听说，剧组里的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抢夺我接送朱先生的这个空缺，为的是能在陪送的路上向朱老请教些问题;魏老师只好轮流“排班”，不断调换同学去接送。朱先生此时心情很好，他玩笑地说：“你们这么做，会不会有人说我‘喜新厌旧啊？”

整理笔记的结果告诉我，该动笔了。可怎么下手呢？在表导演专业领域里，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是很难写好的，既然要写的是朱先生的导演教学经验，我就必须尊重他的写作风格。于是我到图书馆资料室去寻找朱先生以前写的文章，找来找去只找到一篇朱先生1961年写的《导演技巧对话》。我反复阅读这篇不长的论文，发现这种写法很聪明，很巧妙，文字简约，却生动活泼！那篇“对话”，是三个老朋友平起平坐地讨论、争论，我岂不可以改成两位校友去请教老师时进行的“对话”？于是，我模仿朱先生的写作风格，撰写了《导演技巧对话之二》的初稿，具名：口述朱端钧，记述李志舆。记得那天我到朱先生家里把文稿交给他时，他只看了一眼，说：“放在这儿吧，我看一下。”第二天，我忐忑不安地来到朱先生家，他还是什么都没说，把审阅批改后的文稿交還给我。我一看，在文稿的一头一尾，朱先生用抖得很厉害的手写了些铅笔字，开头引用了刘禹锡的诗句“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结尾处又把上面的师生对话比作“‘西窗夜话而已”，几乎只字未改。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并且很高兴，古诗词的引入，使这篇文稿真正贴近朱先生的文风了！不久，我在系里碰见冯健老师，她对我说：“朱先生表扬你了！他说，李志舆，不理解的东西他是不写的！”

文章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后，朱先生把我叫到家去，给了我一些稿费（我用这钱买了个纱罩台灯留作纪念），并对“记述李志舆”的署名，发表时被放到文末的括弧里去一事，带点歉意地对我说：“他们非要这么改”。那天，朱先生很高兴，留我一起吃午饭，还喝了点儿绍兴酒;饭后，难得见到朱先生这么兴奋。他对我说：“我们还要接着写！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之七……”我想，他绝不是随便说说的，他确实有满肚子的戏剧艺术教学经验、心得，想赶紧记下来传给他的学生们，也许七篇“对话”的主题都已经想好了！但是，非常遗憾，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当时朱先生急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为了充实表演系的师资队伍，他正从上戏表演系历届毕业生中，选出一些适合当教师的校友，准备请他们回校组成“表演师资研究班”，然后从中再聘请几位上戏的表演教师。他还要准备为学校导演系办的“导演进修班”讲课，还要应在校表演教师希望进修的要求，准备为他们挑选能够带着科研任务排演的剧目……可是，他当时已是位饱经“文革”摧残的古稀老人了，他一定会觉得很累很累！

1978年5月的一天，朱先生突然叫我到院办去要求派辆车，他想去植物园走走。第二天，党委书记苏堃派车并陪朱先生去植物园踏青，一同去的还有魏淑娴、娄际成和我。进了植物园，朱先生拄着拐杖，我扶着他向一块草坪走去，走进大草坪后，朱先生突然缓缓坐下，继而仰面平躺下来，满脸惬意地望着天空，足足持续了两三分钟！我很诧异也很感动，先生实在是太累了，他多么想放松下来好好休息休息啊！

在我陪着朱先生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只用过这一次车。此前，他曾要我陪他去看望老友于伶先生，那是拄着拐杖一路走到巨鹿路于伶先生家里去的，两位劫后余生的老朋友见面，话语并不多，互问近况之后，就含笑静静地互望着对方。坐在一旁的我脑子里蹦出一句话来：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还有一次，朱先生让我陪他到沪剧团排练场看《星星之火》复排，那是乘坐二轮车去的。沪剧《星星之火》是朱先生1959年导演的，沪剧《蝴蝶夫人》是他1962年执导的。我原本是不喜欢看沪剧的，可记得当年看了《星星之火》和《蝴蝶夫人》的演出之后，我对导演朱端钧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把话剧和西洋歌剧的一些元素和导演手法引入沪剧，同时又充分发挥了沪剧通过唱来抒发人物思想感情的长处，融合得恰到好处，毫无牵强之感，既使沪剧的老观众耳目一新、乐于接受，又吸引了许多像我这样的新观众。1978年沪剧团重排《星星之火》，朱先生实在没空前去执导，但还是很高兴地亲临现场，面对全剧组讲述了他对重排此剧的一些建议，受到全团上下极其热烈的欢迎。在回来的二轮车上，我不禁回想起观摩上述两剧时留下的美好印象，我问朱先生：“沪剧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他笑眯眯地答道：“明白晓畅！”一路上我就在琢磨这四个字的内涵，不知不觉中车已停在枕流公寓门前，我赶紧下车绕到朱先生靠街沿的一边扶他下车，不料他伸出一只脚却无力落地，身体的重心有些不稳，我心中一紧，赶忙伸出双臂把他抱下车来！朱先生与我用吃惊的眼神对视一瞬，他大概是因为我抱他的动作太突兀了，我则因为发现朱先生这时的体重竟会如此之轻！

朱先生因为忙于组建“表演师资研究班”的诸多事宜，无暇与我续写《导演技巧对话》了。系里因为师资紧张，就派我去北京、哈尔滨等地招生去了。

暑假之后开学不久，表演系在职的部分教师就组建了曹禺名剧《雷雨》剧组，我也参加了，由朱先生亲自导演，魏淑娴老师担任副导演，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以“练兵”为目的的排练。同时，朱先生叫人交给我几盘他在“导演进修班”讲课的录音磁带，让我在排戏之余整理成文字讲稿。我搬了台老旧的磁带录音机回家，着手整理题为《舞台创作技法》的文稿。

那台录音机已经老掉牙了，磁带也是很旧的，因此录音质量糟糕透了！噪音很大，话音则时断时续，很难听得清楚，整理工作十分艰难，而《戏剧艺术》那位编辑吴谨瑜先生，又火烧眉毛似的催要得紧！怎么办呢？我想了个比较稳妥的办法：讲课录音中，朱先生一共讲了九条舞台创作技法，我每整理出一条，就跑到他家里去读给他听。因为手抖得厉害，此时朱先生已经不能亲自执笔批改文稿了，只能边听边口述修改意见，我就记下来回去再整理誊清，然后再次去读给他听，直到他首肯为止。就这样，一条一条地进行着。11月7日晚上，我正在家里边听录音边整理“第五虚实结合”时，突然接到魏老师从《雷雨》排练场旁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朱先生下午排完戏后，感觉“胃部”很不舒服，医务室的徐敏老师用担架送他回家休息了。因为她正在按朱先生的要求继续排戏，叫我赶紧到朱先生家去看看。

我连忙骑车赶到朱先生家里，只见朱先生面无血色地躺在床上，因为子女都不在身边，师母老太太已急得六神无主，我一进门，徐敏就走近我低声说：“血压已经量不出来了，要赶快送医院！”那年头，上海好像还没有恢复出租车运营，医院经过十年浩劫，“120”急救系统也还没建立起来，无奈，我和在场的安振吉老师，赶紧用搁在床边的医务室的担架，把朱先生一路抬到上戏附近的华东医院里。普通百姓的急诊室里很挤，医生全都没空，乱糟糟的，我们只好把朱先生放在走廊里一张有轮子的移送病人的硬床上待诊。这时，朱先生还很清醒，他说想要屙屎，安振吉赶紧找出几张纸来去接，我看见他是屙出一点黑色的粪便来。可紧接着，朱先生就猝然停止了呼吸……他根本就没有得到急诊医生的抢救。

两天以后，听说朱先生的病理解剖报告的结论是：“心血管瘤破裂，导致猝死。”我大吃一惊，顿悟朱先生对自己病情的判断发生了严重错误，他时常感觉到的“胃痛”，实际上是“心绞痛”向下辐射产生的错觉！朱先生确实患有老胃病，我留校任教近20年间，在系里开会时经常看到他从身上摸出个小药盒，倒出几片胃舒平来嚼嚼用水吞下，然后接着若无其事地继续开会。当然，朱先生的死，绝不能怨他自己，患了心血管瘤，并不是什么难以检查出来的疑难杂症，但是，从“文革”伊始，朱先生就被剥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医疗待遇，至死也没有得到恢复，否则，每年的例行体检，心血管瘤早就该被检查出来了！假如他知道自己已患了严重的心血管病，他不会，大家也绝不会让他这么拼命地做那么多事，他应该能够多活些岁月，能够为他钟爱一生的中国戏剧教育事业，再多留些艺术遗产下来的……

朱先生离开我们时还不满71岁周岁，至今已经过去整整31年了。追昔抚今，我真是感慨万千！

中国戏剧教育领域里，朱端钧先生是一位艺术巨人，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家！在上海戏剧学院里，尤其是在表演系，朱先生无疑是一根最重要的顶梁柱，他的逝去，结束了一个时代，上戏表演系那个辉煌的年代似乎也随之“终结”了。全國剧、影专业院校中，大家公认的只有上戏、中戏、北电三所“最高学府”，“文革”以前，全国各地想报考表演专业的考生，上戏一直是多数考生的第一选择，而今，上戏似乎已然不复当年之勇”！

那么，上戏表演系真的会就此完蛋了吗？我看不会。

2009年，上戏表演系一帮以59届为主的校友，自发组成一个平均年龄70岁的剧组，公演了果戈里的名剧《钦差大臣》，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一中国戏剧史上的创举，很能发人深省：这帮老家伙早已功成名就，“不差钱”，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这样干的呢？只能是对戏剧艺术的迷恋与忠诚！要说“发痴”似的艺术追求，就是朱端钧先生传给他们的“遗产”，我相信剧组里没有一个人会不承认的！这就是说，朱端钧先生的艺术精神还活着，真善美的艺术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迷恋戏剧的“戏痴”，或把戏剧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狂人”。我坚信，从这些人当中，迟早会出现一些像朱端钧先生这样真正的戏剧艺术教育大家！

敬爱的朱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