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敏,曾平,刘晓红,曲璇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北京 100730)

约半数65岁及以上老年人患有3种及以上慢性疾病，即多病共存(MCC)。反映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不是只看MCC数量,更重要的是看其躯体活动能力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躯体活动能力下降将影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增加生活依赖，降低生活质量。70～79岁的社区老年人如果不能独立行走400 m，其预期寿命小于6年[1]。近年来研究发现，老年人群中血清炎性标志物与衰老、慢性疾病恶化、衰弱及死亡风险都有很强的关联性。Puts等[2]认为C反应蛋白(CRP)值3～10 mg/L的老年人发生衰弱风险增高(OR:1.69)。对美国爱荷华州1 293例65岁及以上健康农民4.6年随访发现，CRP水平在2.78 mg/L以上者死亡风险(RR)为1.6倍[3]。Cesari等[4]认为炎性标志物可能是一种有用的健康状态筛选指标，也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干预靶点。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是临床实验室采用了超敏感检测技术，能准确检测低浓度CRP。

国内关于慢性炎症与老年人的躯体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作者检索相关文献发现，国内该类文献多为综述，其参考文献多为外国文献。我们通过回顾性分析，初步探讨低滴度炎症是否与躯体功能下降有关。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分析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1年间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住院患者，年龄≥60岁，排除急性感染或损伤者、资料不完整者和hs-CRP>10 mg/L者。

1.2 诊断和评估标准 采用简易体能状况量表(SPPB)评估住院患者的躯体活动功能：0～6分为很差，7～9分为中等差，10～12分为良好。

采用巴氏日常生活活动指数(Barthel-ADL)评估患者入院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功能缺陷评分等级：0～45分为严重，50～70分为中度，75～95分为轻度，100分为自理)[5]。

疾病诊断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标准。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纳入分析对象182例，男性70例，女性112例；年龄范围60～95岁，年龄(72.7±7.6)岁，中位数年龄72.5岁；罹患1～2种慢性疾病者16例(8.8%)、≥3种慢性疾病者166例(91.2%)；1年内有跌倒史47例(25.8%)；营养不良(MNA-SF)20例(11%)。

按照日本总务省制定的《日本的将来推计人口》(2012年1月推计)中提到的分类方法，分为前期老年人(A组，<75岁)和后期老年人(B组，≥75岁)两组。见表1。

2.2 不同血清hs-CRP水平的各组概况 分为两组:hs-CRP≥3 mg/L组45例(24.7%)，年龄(75.0±6.6岁)；hs-CRP<3 mg/L组137例(75.3%)，年龄(72.0±7.5)岁；两组年龄比较，t=-2.370，P=0.019。两组SPPB分别为(8.2±3.7)分和(9.7±2.9)分(t=-2.46，P=0.017)；Barthel-ADL分别为(80±26)分和(92±15)分(t=-2.911，P=0.005)。

2.3 按照SPPB分组的各指标比较 分为两组:中度以上活动能力受损组(0～9分)67例(36.8%),活动能力良好组(10～12分)115例(63.2%)。两组中hs-CRP≥3 mg/L患者分别有25例和20例(P<0.05)；两组中年龄≥75岁分别有45例和31例(P<0.05)。见表2。

表1 182例老年住院患者的一般资料

注：按照日本总务省制定的《日本的将来推计人口》(2012年1月推计)中提到的分类方法，A组为<75岁，B组为≥75岁；MCC为多病共存，hs-CRP为超敏C反应蛋白；SPPB为简易体能状况量表；Barhel-ADL Index为巴氏日常生活活动指数，下表同;统计学结果由A组与B组比较产生

表2 182例老年住院患者躯体活动与日常生活活动功能和hs-CRP关系(例)

2.4 按照Barthel-ADL分组的各指标比较 分为两组:日常生活能力中度以上受限组(0～70分)32例(17.6%)，日常生活能力轻度受限或自理组(75～100分)150例(82.4%)。两组中hs-CRP≥3 mg/L分别为15例和30例(P<0.05)；两组中年龄≥75岁者分别为24例和52例(P<0.05)。见表2。

3 讨论

CRP是1930年由Tillett和Francis发现的。CRP是一种能与肺炎链球菌C多糖体反应形成复合物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其半衰期19 h，主要是由肝细胞在IL-6、IL-1、TNF-a等因子的刺激下合成，是一种全身性炎性反应急性期的非特异性标志物，它具有激活补体、促进吞噬并具有其他的免疫调控作用。hs-CRP是临床实验室采用了超敏感检测技术，能准确的检测低浓度 CRP，提高了试验的灵敏度和准确度，是区分低水平炎症状态的灵敏指标。

活动能力是指在空间移动自己身体的能力。活动能力受限严重时引起残疾，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质量下降。活动能力受限由衰老及疾病所致。活动能力受限可形成恶性循环，因为躯体各种活动受限会反过来加重躯体功能受限和器官损害，导致肌少征和衰弱症、关节活动度下降和心血管耐受性进一步降低。活动能力能够反映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预测未来的功能状态和生存情况。SPPB可以很好反映躯体活动能力。Barthel-ADL则反映了基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是否需要帮助的程度。

本研究显示，在老年住院患者中，hs-CRP升高与躯体功能下降和日常生活活动受损有关联。Schaap等[6]研究的如果老人IL-6>5 pg/mL而且CRP>6 mg/L，则他们的握力在3年内丧失40%的危险将增加2～3倍。Langmann等[7]在长照机构老年人中发现衰弱老人血清hs-CRP和IL-6均升高，且与体能和活动能力呈负相关。中国如皋市江岸乡1 478名70～84岁老年人的随机抽样调查[8]显示，hs-CRP水平升高与衰弱和住院风险增加有关。上述资料显示，无论是社区健康老年、长照机构老年人或住院患者，hs-CRP升高和老年人活动能力下降有关。

本研究显示hs-CRP升高与年龄增加相关，刘秀娟[9]对老年健康及营养状况良好居民的研究和孙佳艺等[10]对社区人群的研究均显示hs-CRP均随龄增加而增加的观点相符。本研究显示年龄和hs-CRP升高与活动能力受损的程度均成正相关，考虑在增龄中，患者活动能力受损可能与慢性、低滴度炎性反应有关。

血清hs-CRP升高如何介导患者的活动功能的损害的机制尚不清楚，一些研究显示衰弱老年人的免疫系统、T细胞活性、抗体产生和线粒体的活性随着氧化应激产物的增加而显著减少，最终导致血清炎症水平增加[11-12]。本研究中的老年患者没有急性感染或损伤，但hs-CRP的轻度升高。炎症对机体的影响机制尚不清楚，目前有多种学说，包括免疫衰老和炎性衰老，导致生命后期多系统功能衰退。比如炎性因子可激活补体、介导免疫反应，这些补体、免疫反应和炎性因子可介导细胞失去凋亡的能力或再生殖的能力，而引起肌少症和衰弱，导致躯体活动功能障碍。

刘秀娟[9]认为增加体育活动量可以明显减少大于60岁人群血清中IL-6和hs-CRP水平。故对住院老年患者应关注hs-CRP变化，评估患者活动功能情况，并积极干预，阻断慢性炎性反应，可能有助于延缓衰弱发生，促进成功衰老。当然，hs-CRP是否可作为特定老年人群评估的一部分，仍需进一步研究。

一些研究显示活动能力状态可以预测死亡率。对于不能行走2 km或不能爬1层楼梯的老年人，其在未来8年的死亡风险是不存在这种困难的老人的2倍[13]。Edvardsson等[14]的1年随访发现：CRP和IL-8水平的升高与养老院居民的生存时间缩短有关。本研究显示血清hs-CRP升高和老人活动功能呈负相关，且与躯体功能严重受损相关，而活动能力状态可以预测死亡率，故血清hs-CRP升高有可能影响老年人的寿命。血清CRP水平的测量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筛选试验，在日常临床实践中使用，故对于社区筛查发现hs-CRP升高的人群，应进一步筛查其躯体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功能，评估是否有衰弱，可尽早干预，改善老人的生活方式，减少衰弱者低度、慢性全身炎症状态，减少病理性衰老，促进老年人群健康长寿、成功衰老。

本研究仅是回顾性分析了入院患者的躯体活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功能与血清hs-CRP的关系，系统阐述了hs-CRP慢性升高与活动功能呈负相关，但本研究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把hs-CRP正常组和异常组设计成队列研究长期随访，观察两组人群衰弱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可以更好的阐述慢性炎症与衰弱的关系及慢性、低度炎症是否影响老年人的寿命。hs-CRP升高和老人活动功能呈负相关，徐唯[15]认为体育生活方式具有抗炎症性，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可有效地降低机体的炎症水平，体育锻炼或康复锻炼的干预措施是否能改善hs-CRP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本研究例数偏少，需增加样本量，并需增加慢性炎性因子的种类，尝试找出与活动功能下降有关老年人群特有的炎性标志物。

综上所述，hs-CRP是反映炎性的良好指标，且经济便捷，易于临床检测并广泛应用于临床，老年患者的hs-CRP升高与其躯体活动能力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状态有关联，因此，可能对于老年人的健康状态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