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兆力

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丰硕的文化底蕴，以古都意象、京味文化创作的影视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起创作数目就不断攀升，其丰富多姿的城市形象也随之成为了艺术体验与想象化的各种流动性的投影。影视作品中对于北京城的整体想象更是历经了从动荡皇都、故土北平、城市建设和国际北京的各种变化。北京也逐渐显现出国际化大都市和著名古都的两面性。这种时尚与神秘的双向面貌，使得北京以传统与现代两种想象出现在影视剧作中，進一步丰富了地缘文化所打造的影视剧，成为当下地方影视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标志。近年来，随着大众媒介对京味文化的渲染，出品了《老炮儿》（管虎，2015）、《我在北京，挺好的》（姚远，2014）、《什刹海》（付宁，2020）等影视剧，带有京味文化的影视作品引发了大众的热议，京味文化也再次得到关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各个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影视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中国影视剧中的京味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应如何既对其中传统的文化资源部分进行保护与传播，但同时又能面对机遇与挑战，解决影视剧中京味文化在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平衡式表达，使京味文化真正“走出去”，展现给全世界。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影视剧中“京味文化”传播的必要性

在全球化趋势日渐显著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倡议中，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交流达成了共识基础，其中影视文化率先成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联结、艺术交流、产业互融互通的重要媒介和使者。近年来中国影视剧发展迅猛，优秀作品井喷，国际影响力也逐步上升。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传播中，中国影视剧正在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作为大众传播的影视剧，其自身能够传达较为完整的形象与价值，更加易于跨越不同区域与文化背景，以最为便捷的方式传递中国价值观念、促进文化交流，成为当下各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在“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中，从地理位置来看，北京位于“一带一路”中的北线和中线的起点位置：北线紧接俄罗斯，由此直达北欧各国;中线则从北京起，内接古都西安到乌鲁木齐，外接阿富汗，途径哈萨克斯坦再到匈牙利和巴黎。于欧亚大陆板块来说，北京的地理位置占据重要节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至关重要。从所属地位来看，北京更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文化交流和政策沟通的中枢。从京味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来看，京味文化作为地域“首善之区”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承载、反映着中华文化的魅力与光辉。京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林中亮丽的一抹，其传播有助于沿线国家观众对中华文化达成完整化的认知。若其缺席，则意味着中国民族文化传播中的失语，其认知的完整性也会随之遭到破坏。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城市精神与文化传播需要以当下的科技和媒介手段作为载体，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环境与文化特点进行策划，让影视产品“走出去”。在此机遇下，研究中国影视剧中如何将京味文化成功地传播给沿线国家的观众，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京味儿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影视剧，一直深深地根植于北京文化精神之中，以其生动的表现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也以这个城市的物象载体和隐喻符号的形式建构着对北京城的文化想象。自改革开放以来，影视作品在京味文化建设与表现方面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无论是在民国古装剧还是家庭伦理剧或者红色谍战剧中，都多多少少透露着北京的气息，城市的变迁和北京人的风貌也正在以多种表现形式日渐走入大众的视野。在此基础上，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把握目前已有的发展良好局面，优化北京故事，传播京味印记，全面提升带有京味文化的影视剧的沿线国家的传播力。

二、走出“内城文化”的局限

京味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重大的历史传承价值。向海外推广极具特色的京味文化，易操作，文化影响力更高，文化认同感更强，因此，更能促进中国与世界文化的融合。[1]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二者的交融与碰撞中走上了现代化之路。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之初，在一边拆迁与一边起高楼的京城中，京味文化又叠合了某种原乡守候的诗化想象。

在现当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北京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裹挟着北京城中原汁原味的京味人生与京味文化也正在悄悄历经着变化。这变化如何进入剧作文本中，创作者如何书写京城之变、京味之变，更如何平衡原汁原味的京味文化和新北京文化精神，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特别是在理性与情感上，我们对发生在当代形态中的北京文化需要充分的体认、走出“内城文化”局限，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中超越区域化坐标。

北京不仅仅只是中国的北京，也是世界的北京，京味文化需要被世界接受。当下京味文化的书写表达多是囿于京城人对于老北京的认知，当这样的书写表达进入异国空间文化中，北京的文化经验与异域的文化碰撞会形成怎样的传播效果，又激发出沿线国家观众对于北京怎样的想象？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三、京味文化表达方式的再调整

具体到影视大众媒介而言，所谓“京味”就是要表现出“地方感”，在视觉层面上，多是对北京地理风光与人文景观的展现，风俗习惯的展示，而在听觉上多是表现为汲取地方音乐和方言俗语的表达。时下流行的媒介景观中，选取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元素作为影视剧的取景地，以叙事空间的方式出现，谱写城市文化外在形象的表征，是时下影视作品塑造京城形象惯用的视听方式之一。这种叙述方式多见于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创作目的的商业电影中。但从“一带一路”影视文化传播的深层次上看，京味的体现当然不能停留在仅仅展示地区的自然景物与风俗风貌层面上，而要表现深刻的思想观念和历史文化。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京味文化以及京味影视想要走向国际，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传播，面向国际市场调整目前的创作策略是必不可少的。

从传播的视角来看，影视剧对京味文化的传播具有三个层级的能量，即可划分为告知层级、传达层级和赋予层级。这三个层级释放出的能量从底到高，分别会对接受者产生不同的作用。第一个的告知层级所传播的是“认识”这一层面，即可使传播对象对物像的基本外在形象轮廓形成简单的印象。具体到中国影视剧中所传播的京味文化来说，即让沿线国家受众对北京这座城市形成基本大体性的观感，这一传播的媒介主要依靠受众来识别醒目的京味符号，电影《老炮儿》中的胡同与四合院、《北京的乐与路》（张婉婷，2001）中的三里屯、《非诚勿扰2》（冯小刚，2010）中慕田峪长和798艺术区，电视剧《什刹海》除了以四季变化的什刹海、鼓楼、故宫等老北京符码为背景风貌外，还展现了鸟巢、水立方、CBD等新北京地标。每一座城市都会拥有各自的符码体系，这些带有文化差异性的符号越来越受到影视剧的重视。地域文化符号作为城市个性的表征和文化的载体，虽然是文化外在形象的书写，但对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传播来说，却是城市文化魅力被加以识别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长时间沉淀下来的文化资源的凝结式标识，反映了某个特定社会或社会群体所特有的精神、物质、智力与情感等方面的一系列特质。[2]中国之外的观众借助影视剧中的这些符号对北京产生认可与各种想象。

从影视剧中的京味符号的发展过程来分析，这些符号出现最多的是“历史古迹”与“现代地标”，因为这类符号一方面具有较高的建筑审美价值，同时也是京味文化感知中最为突出也最易为接受理解的部分。这些符号的视觉呈现手法多是以背景画面的方式、大景别转场空镜头来出现在观众面前，决定了它们只能以浮光掠影的粗线条来呈现，更不用说对城市文化与意象的深层挖掘与表达。但是，只从视觉观看效果来说，景观表达具有良好的视效感和风光观赏性，因此能够达到“告知”这一层次的传播效果。然而，时代下的“本土品牌”与“时事人物”等符号类型在影视中出现的频率却是极少的甚至是缺乏的，京味文化形象的符号在影视剧中尚未体现出它应有的多元化。此外，在符号的塑造与选用上，还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甚至直接将时尚logo等同于当代文化符号搬入到影像中，而真正含有当代北京文化的符号融入得少而又少，这样的一种选取方式有可能会造成外国观众对京味文化的理解与感知出现明显的局限性和偏差性。这一现象涉及到了一系列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深层问题。一方面，来自不同国家的观众对北京城市的印象与认知是不尽相同的，并且“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北京，经过一系列曲折的城市发展建设的演化，在1994年终于确定了两大方向：现代国际城市和世界著名古都。前者要向世界的先进水平看齐，后者要彰显中国的历史文化特色。如果说，北京的定义的后一方向主要以古代京城的街区、胡同、四合院、文物保护单位为标志展现北京历史的厚重，集中地体现为故宫建筑群、历史/文化型公园、以什刹海和南锣鼓巷为中心的平安片区、前门大街为核心的文化保护区……那么，北京定义的前一方面，则需要世界建筑史上和世界城市史上最高水平的东西来体现”[3]。正如这两大方向，任何一方面的单一化呈现，都不是完全的诠释了北京与文化。同时，北京的文化载体也不应仅仅是几处建筑、logo如此简单，而是要蕴含着生动的北京人文精神层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北京影视剧在选用京味符号上，应当挖掘一系列全面的、真实的、带有历史进程性的文化符号，将北京城市与文化面貌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

在告知层级后的传达层级提出了更高的传播要求。传达层级对于受众来说，是对某物或某事产生比较清晰的认识，其中带有着理性的思考。如果将京味文化只是转化为现代建筑群、名胜古迹等符号集般的展示，那么北京城的地域性核心文化是无法展现的。影视剧传播京味文化并非等同于活动的形象写真式的图集手册，而是要对北京地域的核心精神与时代文化做出细致的表达和结构性的阐释。作为历史古城、国家首都、国际城市，北京文化构成的复杂性本可以为影视剧创作者给予丰富的文本素材，形成不同的观察和选择视角，汇聚成多种主题与风格。但由于京味文化产生的时间节点，所以一些影视剧对于北京的想象多是从传统角度加以阐释，又在不断的类型或题材创作中重复，致使传统的京味文化在有意无意间框定了对于北京形象与文化的想象边界。的确，京味文化让北京的展现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京味文化在艺术表达中多从古城乡愁、消费文化和身份归属问题角度来构建“北京城市想象”，其中比较突出的“怀旧风”从荧屏与银幕和各类出版物媒介中均可见，传达出对老北京的思念，流露出的也是“不忍”也得“忍看老北京城日渐消失”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各种艺术中的积蓄，也逐渐成就了一种文学艺术中的想象方式，化作为一种北京人“内部”视角打量下的城市与文化谱写，强调以同一面的“典型”作品构设“正宗”的京味形象与文化表达。其实，京味文化的谱写本没有错，但不能将京味文化局限在影视剧中某些符号上，应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京味文化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着新的时代特色。一味的“怀古”必然会禁锢创作者对于京味文化的正确阐述与传达，也更会遮蔽城市描写的丰富性。目前京味形象的表述主要限制于北京人内部的视角，为老北京人所构想表达的是怀旧之感;偶有外乡人书写，也是用来探讨身份归属的问题。但是从当今北京所属地位来看，北京作为一个国际都市，其讲述的视角也应外扩展到外国，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他国观众所构想，只有构想了才会有后来的真正了解与交流。如果创作者仍是抱着怀旧的情绪来创作，传达层面的效果势必会出现文化折扣的现象，想象中夹杂着太多的文化记忆与伤感而忽视了当下新北京的“北京精神”。这样的阐发模式也许更符合国人观众对于屏幕中影像的认可、满足了一代北京人对于故都的乡土想象，但从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化都市的自我建构与意义追寻的角度来看，却无法营造外国观众对于当今北京精神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感，甚至会导致误读出现，同时也会致使影视剧中京味文化的表达窄化和北京想象模式的凝滞。前不久的电视剧《什刹海》在创作中就引入了外国人“大卫”的视角，剧中的大卫是一名摄影师，摄影师的身份本就是代表着观看与记录，并且在他的人设中还增添了对北京文化的好奇与痴迷，剧作中时常以他的视角来观看北京，将他的体验与北京的讲述相互融合。同时剧作文本还设定了北京人的老、中、青三代都分别与大卫有着不同的故事，如果说，剧中老一辈人代表着传统京味文化，中年一代人留有北京变迁历程的痕迹，那么年轻一代人则诠释了首都文化和新北京精神，大卫与三代人物的关系象征着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逐渐让京味文化“走出去”，也使得京味文化变得更加现代化与国际化。

文化體验如同阅读剧本一般“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观众会赋予京味文化和京味形象不同的意义，正所谓“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北京——因阶级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及文化水准不同，导致了各自‘北京想像的巨大差异。”[4]准确地说，赋予层次是传播中最高也是难度最大的一个层级，因为创作者是无法把控海外观众赋予影像和文化体验的全部意义。但创作中如果考虑到了域外视角下的“北京”，或者将“北漂”视点叙事转变为“洋北漂”叙事，都会有助于外国观众的接受认知。传播中与“接受”认知相对应的是赋予层面，即传播对象接受并认同传达内容的同时，赋予其内容新的含义。当然这种新的含义生产也许与创作者的诉求有所出入，影视媒介虽然不能决定受众对某事物的具体意义的赋予，但以去除乡愁情绪、尊重现实的情感为基底的创作会减少因情绪表述而产生的晦涩难懂的影像意义，更加有效引导外国受众关注某些直面化的人与事，达成某种定向性意义的赋予。定向性意义中往往包含着基本情感的好恶，在基本的好恶后，影视剧作品具有一定的晕轮效应，影视中的文化可以有助于树立城市形象，如果受众喜爱某部影视剧，则会对其中的场景产生连带好感。因此，影视作品构建出的城市新意象对于受众来说不仅是传播城市文化，还能提升北京城的美誉度和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直接表现为旅游热度的直线上升，影视剧中的精准的立体化京味文化传播可以为北京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魅力境界。

参考文献：

[1]董晓莉.“京味文化”走出去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EB/OL].（2013-03-15）[2020-12-01]http：//www.bjzx.gov.cn/zxqk/bjgc/201303/zy/201807/t20180705_14081.html.

[2]蒙象飞.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45.

[3]张法.城市文化中象征北京走向现代国际大都市的CBD（商务中心区）[ J ].艺术百家，2014（4）.

[4]陈平原.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 J ].北京社会科学，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