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文娟1,2 朱春奎

(1.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2.清华大学 应急管理研究基地, 北京 100084;3.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产学研合作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主要途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历来重视产学研合作,尤其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产学研深度融合被提到了新的高度。政府、高校、企业都希望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在实践助推下,学术界积极做出回应,深入研究该领域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但是深入研究的前提是对该领域已有研究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总结。在此背景下,对国际产学研合作的研究进行综述和评价,供后续研究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一、文献综述及分析框架

产学研合作领域作为国际科技创新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较丰富,学者们对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这些综述都围绕产学研合作领域的关键研究问题,即产学研合作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发生,发生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总结了现有研究议题。具体来看,涉及的议题有大学特征(动机、障碍或促进因素、知识转移绩效)、企业特征(动机、障碍或促进因素、知识转移绩效、创新合作网络)、合作模式(委托研究、合作研究、学术咨询等)、科研人员的参与行为等。

上述研究议题并没有充分体现现有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中介组织与政策环境。原则上,综述中的议题应与学界主要研究趋势相对应,但是上述研究综述中的议题设置却无法相对完整地概括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当近年来该领域主流期刊文献中,中介组织研究(如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政策环境对产学研合作的影响这两个研究议题不断兴起与发展时,更是如此。此外,从实践来看,中介组织和政策环境也对其合作过程及参与主体的合作动机、合作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尝试构建产学研合作综合分析框架(图1),此框架包含参与主体、合作过程、合作结果、中介组织和政策环境等,拟采用该框架对国际产学研合作领域的文献进行综述。

图1 国际产学研合作综合分析框架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该领域最新进展,以及与之前研究的演化关系,本文的研究对2015—2018年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数据检索处理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在SSCI中检索该领域的文献。其次,人工阅读筛选出直接相关的研究(共103篇)。最后,按照相应主题进行编码。由于篇幅有限,具体过程不再赘述。

二、主要研究议题及述评

(一)大学视角

大学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科研人员的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2015年之后的研究并没对科研人员的参与行为过多探讨,仅有一篇文献研究了科研人员的非职务发明专利行为,其他研究侧重分析影响科研人员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因素。

在分析影响科研人员参与产学研合作因素的相关研究中,性别、社会资本和大学的创新创业文化被着重关注。性别视角的研究发现,女性科学家比男性科学家参与程度更低[1]。但是,在不同的组织环境中,女性和男性绩效表现是有差异的,女性在网络化组织中比官僚制组织中绩效更佳。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会调节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障碍因素[2]。科学家个人的强联系有助于形成长期双向互动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为科研机构创造知识收益[3]。对创新创业文化的研究发现,科研人员越感到组织的创业文化氛围越浓,他们越倾向于参与更多的创业活动[4]。

此外,2015年之后的研究依然对科研人员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动机、行为及产学研合作对科研人员和机构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与之前的研究比较一致。相关研究揭示了动机与行为的关系,如学习动机对合作广度和深度的影响不显著,获取基金支持和公益使命的动机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有显著正向影响[5]。相关研究指出,学术参与对科研单位及科研人员有积极和消极影响,积极影响包括提高教学质量、开拓研究思路和获取企业资源;消极影响包括影响学术研究方向、选题及成果发表、分散研究者的时间精力。

整体来看,2015年之后大学视角的研究,主要围绕科研人员的参与行为展开,既关注了哪些因素影响科研人员的参与行为,又解释了科研人员的参与行为会对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带来什么影响。

(二)企业视角

企业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企业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企业参与行为一般包括专利购买、合作研发、成立研究中心等。2015年之后的研究并没有对企业参与行为做出探讨,而是侧重分析影响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因素(地理临近)和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创新的影响效应。

现有研究指出,影响企业参与产学合作的因素有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吸收能力、战略因素、规模、企业科研投入、人力资源等;外部因素包括区域科研基金数量、市场环境、供应商、区域研究者和研究生数量、区域工业工程师数量、区域科学家数量等。在这些因素中,地理临近与产学研合作的关系被重点关注。现有研究结果发现,企业与大学地理临近,增加了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机会[6]。企业吸收能力越强,对合作对象的选择越不受地理位置限制;企业与本地大学的合作中转移更多的是隐性知识,与外地大学的合作中转移更多的是显性知识[7]。

此外,2015年之后的研究还分析了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创新的影响。企业参与产学合作对产品和过程创新、技术新颖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合作密度对产学研合作和技术新颖度具有调节效应,当合作密度高时,产学研合作对技术新颖度的影响效应呈倒U型,当合作密度低时,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技术新颖度的影响效应呈U型[8]。

整体来看,2015年至今的研究与之前研究关注的问题一致,影响因素的研究着重讨论了地理临近的影响。同时,现有研究深化了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创新的影响。

(三)合作过程

产学研中多主体的合作过程(合作模式及合作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研究议题,2015年之后,合作模式继续受到了关注,研究了不同合作模式之间的收益差别关系,重点关注了产学研合作关系管理。

产学研合作关系管理贯穿于产学研合作的始终,对产学研合作的成功至关重要。2015年之后的研究关注的问题与之前关注的问题一致,即哪些因素影响了合作关系成功,以及这些因素对合作关系的影响程度如何。研究中提及的因素有信任、沟通和信息传播、奖惩机制、收益分配机制、社会资本等。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之后,学者们对合作项目的管理机制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将产学研合作项目分为探索型、发展型和应用型,并探讨了这三种项目中的知识流动过程[9]。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对合作过程进行了剖析,如将服务主导逻辑中价值共创概念应用于剖析产学研合作过程,研究指出产学研合作是一个价值共创过程,该过程包括交互、资源和结果三个要素[10]。

整体来看,2015年之后的研究聚焦在产学研合作关系管理,研究了信任、社会资本等对其影响,对其进行类型化划分,且借鉴其他学科理论进行分析。但是,目前的研究仅对影响合作项目过程的因素做了分析,较少提出理论框型。

(四)合作结果

产学研合作结果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合作绩效评价和产学研合作影响两个议题。2015年之后的研究依然聚焦在这两方面:绩效评价主要研究了大学的合作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合作影响主要研究了合作的地理外溢效应。

合作绩效评价主要以大学为对象,对企业研究较少。大学绩效评价主要评价大学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投入产出比。绩效影响因素分析中,被提及的因素包括组织外部、组织和个人因素,组织外部因素包括国家政策、体制/文化等因素;组织因素包括大学的技术转移政策、技术转移中介组织、院系收入来源、院系特征、大学特征等;个人因素包括领导力、科研人员声望、社会资本、外部网络等。

产学研合作的影响关注的是产学研合作的地理外溢,该问题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有较多论述,近期有一篇文献探究了产学研合作和区域发展的关系,产学研合作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也可以促进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和区域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关系[11],较前人的研究,该研究解释了产学研合作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双向影响机制。

整体来看,2015年之后的研究研究了制度、组织和个人因素对产学研合作绩效的影响作用,且依然关注产学研合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

(五)中介组织

产学研合作的中介组织包括技术转移办公室、科技园、孵化器等。其中,技术转移办公室被学界重点关注,2015年之后的研究集中在探讨技术转移办公室的绩效、组织结构、组织认同等问题。

绩效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影响绩效的因素有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关系资本)、使命陈述、和决策者等。技术转移办公室的知识资本利用度越高,使命描述越清晰,决策者认为开放性越重要,技术转移办公室的绩效越高[12-14]。

组织结构相关研究关注组织结构类型及影响组织结构的因素。如Brescia等[15]分析了世界排名前200大学的知识转移组织的结构,根据知识转移组织的活动(知识产权支持,研究支持,衍生企业支持),将组织结构分为三种类型:外部、内部和混合组织结构,而且指出组织、大学和国家背景对组织结构均有影响。组织认同主要研究了哪些因素影响科研人员的组织认同,研究涉及的因素有个人和组织因素。个人因素包括企业家经历、学科背景、产业经历、咨询经历、性别、学历、科学生产力;组织因素有技术办公室的结构[16]。

整体来看,2015年之后的研究依然关注技术转移办公室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且更加强调技术转移组织内部的管理和组织认同问题。

(六)政策环境

产学研合作政策环境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政策效果评价。2015年之后的研究既有宏观层面的政策效果研究,也有微观层面的政策效果研究。

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一国范围内法律法规(政策)对区域知识转移的影响。如Wong和Salmin[17]以马来西亚为例,研究了杜拜法案对发展中国家“大学——产业——政府”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马来西亚实施了类似于杜拜法案的法案之后,大学、产业和公共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了长期合作机制;专利合作过程被内化到了大学和企业的技术开发过程;大学、产业和公共机构之间形成了合作开发,以及联合研究的机制。微观政策效果评估主要集中在研究大学知识转移政策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如Barjak等[18]研究了公共研究机构和大学政策(发明人激励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政策的确定性和透明性对产学研合作结果的影响。

整体来看,2015年之后产学研合作政策的研究数量较少,大多以政策效果评价为主,较少关注政策的制定过程、制定逻辑及实施过程。

三、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国际学术界已经对产学研合作中的学研机构、企业、合作过程、合作结果、中介组织、政策环境进行了详细研究。研究内容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对大学和企业的研究中研究焦点比较明确,都集中在分析其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二是比较注重合作过程和合作结果的研究;三是对中介组织的研究和政策的研究明显不足。

我国产学研合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左右,已从产学研合作发展到产学研协同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阶段。学界对产学研合作的动因及影响因素、组织模式和治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9]。但与国外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内容相比,依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必要做出改进。

在研究内容上,需要更加细化的研究。细化研究不同类型大学的产学研合作情况,如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地方高校的区别,综合性大学和特色大学的区别等;细化研究不同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特点及模式之间的关系,如合作研发、企业博士后、合同研究、校办企业,同时关注这些模式之间的关系;细化研究不同产业产学研合作联盟的特点,尤其是自动化、生物技术以及临床医学产业,这些产业的学术研究与企业实践紧密相连,需要快速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或产品,而且教育与实践是合二为一的过程;细化研究产学研合作的中介组织,尤其是大学的科研管理机构或资产管理公司,从实践看,我国高校中履行科技成果或专利转移转化的机构是科研管理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但是学界对其运营状况的研究几乎为零。

在研究视角上,注重更加微观层面的研究,国内产学研合作的研究对于产学研合作的概念、类型划分、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以及各个合作主体之间的互动,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仿真模拟,为了解和揭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提供了基础,但是缺少对产学研合作联盟管理层面的关注,产学研合作联盟的具体运营过程仍然是一个黑箱。更进一步来看,对于产学研合作中主要的科研人员的心理动机和组织行为也较少关注。未来的研究应该系统研究和探索产学研合作联盟的管理运营问题和科研人员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组织行为。

在研究方法上,应多采用案例研究,剖析典型案例,揭示产学研合作具体情景中各主体的行为特点和知识流动状况,总结相关经验,形成产学研合作领域的知识积累,进而上升到理论层面,为产学研合作的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应多采用实证研究,尤其访谈调研等研究方法,探析产学研合作中各主体的行为模式和组织行为特征,为产学研合作实践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