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 中证金融研究院, 北京 100033)

一、引 言

金融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构成要素,是资源配置的核心和枢纽。国际金融中心是能够集中提供广泛的跨国界金融服务的地方,是全球金融资源的重要汇集地,对于争夺全球金融资源、维护本国经济安全、提升本国竞争力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构建和维护国际金融中心[1]。我国也将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列为重要战略。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200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了到2020年要把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按照既定计划,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已进入冲刺阶段。

经过多年发展,上海金融市场体系逐渐完善,市场能级显著提升,金融机构更加聚集,对外开放稳步推进,金融环境持续优化。这其中,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助推作用。应该说,一个成熟、功能完备的资本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要素[2],在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纵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其形成发展过程的显著特征是伴随着一国或地区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

本文从总结梳理国际金融中心的含义、演进规律、发展共性和构成要素等入手,在理论层面阐述资本市场发展和功能发挥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机理和渠道,并分析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的成就和不足,最后给出相关思考与建议。

二、国际金融中心的含义、演进规律和构成要素

(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含义

国际金融中心并无一个统一、严格、明确的定义。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一份工作论文[3],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是拥有便捷的投融资服务和活跃的金融交易的国际大型城市,能够为国内经济提供有市场深度、流动性强的多元化资金融通和使用,金融体系完备,金融服务业高度密集,具备完善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可以保护市场委托代理关系和监管功能的完整性。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金融联系的纽带,能够实现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的配置与传导,对全球经济金融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力和辐射力。在IMF评判标准下,伦敦是目前最大和最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资产总量和国际金融业务相对国内金融业务的比重最大,其次是纽约。近几十年逐渐兴起的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离岸金融中心属于区域性金融中心,从各方面实力还未能比肩伦敦和纽约。

目前,国际上较为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评价指标主要有2007年起对外公布的英国智库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以及2010年起对外发布的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指数中心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研发编制的新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前者从营商环境、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城市声誉5个方面对金融中心城市进行评分和排名,后者主要关注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市场、成长发展、产业支撑、服务水平和国家环境相关指标。在这两个排名体系中,伦敦、纽约、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我国上海分别位列前5名。

(二)国际金融中心的演进规律

近现代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历经多次重构,国际金融中心几经变迁。考察目前国际上重要金融中心的布局和形成发展过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4]。从演进路径看,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4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代表了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两大模式,即自然集聚模式和政府推动模式。伦敦和纽约金融中心由市场自发形成,属于自然集聚模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更多依靠政府的明确定位和政策扶持,属于政府推动模式。前者通过持续不断的金融改革和创新仍在全球金融业占据主要地位;后者凭借独特的发展定位和金融创新,与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逐渐缩小。

1.自然集聚模式

自然集聚模式的国际金融中心一般是市场经济长期自由发展的结果。一个城市首先要具备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才可以吸引产业企业集聚并形成规模经济,由企业引发的融资、交易等需求吸引金融机构提供便利的投融资服务,从而不断吸引和提高金融交易的流动性[5]。聚集性经济具有外部规模和范围经济的优势,可以通过信息、科技和劳工市场的外溢效益不断辐射,吸引和带动周边以及更广阔地域的产业、金融资源,形成“强者恒强”效应[6]。这其中,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健全的金融制度是重要保障。

2.政府推动模式

在国家(地区)推动模式下,金融中心的金融体系建设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程度,往往还要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一般较早确立相关发展规划,提供有利于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宽松制度环境,为金融中心建设注入动力。典型的城市代表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独立后,政府积极促进金融业发展,着手建设外汇离岸交易中心,致力于将新加坡发展成为区域金融中心[7]。中国香港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就确立了发展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政策目标,规划了以股票市场发展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发展路径,并在之后不断进行巩固和强化[8]。

(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共性

尽管发展模式存在差异,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演进还有一定共性可循。自然集聚模式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和维护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而政府推动模式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提升的结果。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再度上升与巩固,就与英国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政策推动密切相关。

1.国家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源和资金,一些城市成为贸易、金融活动的集中地,进行大量商品流通、货币流通、经济信息流通,建设各类商业设施,提供银行信贷等金融服务

英国在18世纪通过殖民掠夺积累了大量资源、资金,取代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霸主地位,伦敦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城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纽约发挥了资本输出地的作用,成为物资集中交易的地区[9]。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亚洲重要的贸易、航运中心。20世纪60年代,香港已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新加坡则建设了世界一流的港口和国际机场,助力其成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

2.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国(地区)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满足国际清算、借贷和储备等功能

以英国为例,由于长达几世纪之久的贸易和金融要素的聚集,英镑的流通能力大大提升。19世纪,英国采取各项手段保证英镑汇率的稳定,使得伦敦成为英国乃至欧洲的贸易汇兑与清算中心,直到今天,伦敦仍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从美国来看,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债权国地位,美元成为国际最主要清偿工具,纽约成为美国国债的集中交易市场,并凭借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能力,同时成就了美元霸主地位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10]。新加坡、香港等未能成为国际最顶尖的金融中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在地区的货币国际化程度不够高。

3.金融自由化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前提

金融自由化意味着一国金融市场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包括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管制较少、机构和资金可以较自由地进出市场、金融资产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力量决定等。金融自由化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催化剂,伦敦、纽约、中国香港、新加坡都是金融自由化水平较高的城市。

(四)国际金融中心的构成要素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金融要素在全球重要城市流动、集聚和作用的结果,其必备要素一般包括:经济繁荣发展,社会环境稳定,法治体系完备,政府鼓励扶持,金融制度健全,金融活动繁荣,教育体系发达[11]。此外,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可以使金融、贸易、航运等产业形成协同效应。

三、成熟完备的资本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

(一)资本市场在支持一国或地区产业创新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方面有独特优势,有助于提升经济实力,为形成国际金融中心提供重要基础

国际金融中心首先须是全球或地区有影响力的经济中心,且需要该地区及所在国拥有较为强劲、活跃的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作为支撑[12]。如第25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前十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所在国家美国、英国、中国、日本、德国,大多为全球GDP排名前十的国家(1)2019年3月11日,第25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排名依次为纽约、伦敦、中国香港、新加坡、上海、东京、多伦多、苏黎世、北京、法兰克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虽然GDP名次稍微靠后(2018年分别排名第35、37名),但其人均GDP和第三产业相当发达,位居世界前列。

资本市场在促进经济创新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资本市场投融资双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能够迅速聚集资金、信息、技术、人才、劳工等要素资源,通过风险投资,拓宽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解决创新企业“最早一公里”的资金需求,推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调整产业增量。另一方面,资本市场能够针对企业不同需求,提供灵活、多元化融资服务,支持企业做大做强。资本市场提供的并购重组、资产证券化等交易平台,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加速企业优胜劣汰,促进产业升级,调整产业存量。因此,一个健康、活跃的资本市场,可以激发创新活力,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发展。在美国,硅谷和华尔街形成了以科技产业、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相连接的一整套价值发现和筛选机制,让科技创新者和科技投资者有机结合,使技术和资本产生聚合效应。纳斯达克交易所吸引了全球优质创新企业和众多投资者,为美国引领全球科技创新注入巨大动力,使得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断得到巩固与强化。

(二)资本市场有助于完善市场经济,能够快速聚集高水平、高质量金融要素,加速国际金融中心形成

一是资本市场具有高效的配置资源能力,迅速聚集资金、信息、人才等稀缺资源,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辐射和带动更广阔地域金融效率、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例如,芝加哥位于美国中西部,从地理位置来看,很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由于拥有活跃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等全球顶级的交易所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推动了芝加哥金融中心地位逐步提高,跻身全球前十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行列,并逐渐带动周边经济金融发展,形成了以芝加哥城为核心、众多城区构成的大芝加哥都市区。

二是吸引优质的市场参与主体,包括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一流的经营机构以及全球化的投资者等。企业想要寻求更合理的定价、更便宜的资金和更优质的服务,就要不断提升经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企业的高利润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有助于促进形成专业的投融资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在这一过程中,对财会、法律、审计、证券交易和清算、风险对冲等专业机构和人才的需求增加,使得一流金融机构集聚、人力资本积累、促进良性竞争,对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行业服务水平提升、人才建设都有极大促进作用[4]。金融服务产业集聚是社会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的产物,而且相互竞争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降低成本,增加社会总福利。

三是资本市场具有相对高效透明灵活的定价机制,形成的价格信息有助于指导区域及全球经济贸易活动。国际金融中心必须要有资产价格决定权,具备引领示范性,广泛使用于一国商品或服务进出口。资本市场参与各方充分竞争和反复博弈,集中市场产生的价格具有很高的公允性、权威性和连续性,有助于形成定价权,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

四是资本市场提供的高效透明规范的交易所、场外交易平台,以及便捷安全的交易、托管、清算、结算、支付等基础设施服务,实现了海量、快捷、便利的金融信息和资源的交流与整合。实践表明,良好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在增强金融体系弹性、应对外部冲击、化解风险隐患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雷曼兄弟破产事件中,中央对手方机制通过多边抵消和净额结算制度,对其数万亿规模的数百万个仓位和客户账户进行了平仓、对冲和转移,缓释了交易风险,且绝大多数中央对手方没有遭受损失,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起到重要作用[13]。

(三)资本市场各项监管措施和法律制度,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软实力支撑,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由扩大规模、集聚资源转为注重质量、提升功能至关重要

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需要较为完善的法治环境和监管制度,这使得一国金融市场能够对接国际惯例,被全球参与者接纳。法治化是资本市场建设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国际金融中心软环境建设的核心。只有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下,以制度化的框架协调国际金融活动的各种关系,才能使资本市场各方敬畏和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最大程度获得共识。

资本市场有助于建立科学高效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的确立有利于企业产权明晰、权责分明,促进资本社会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强化了公司经营规范性,有助于保护投资者权益;强制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有效的监督机制,提高了公司运营透明度;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机制的实施,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新能力。这些制度有利于强化社会诚信契约和法治理念,进一步提高国际认可。

(四)资本市场有助于分散金融体系风险和稳定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资本市场提供的直接融资服务,使得企业风险由广大投资者共同分担,降低了企业长期依赖银行信贷积累的债务风险。与间接融资相比,直接融资具有能动的前瞻性、较短的顺周期性和较快的逆周期反应,可以改善实体经济运行过度依赖银行体系的局面,分散和化解金融风险隐患。IMF相关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后,资本市场主导型经济体相比银行主导型经济体，具有更快的恢复速度和更强的发展弹性。因此,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夯实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的微观基础,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五)资本市场是一国对外开放的主战场,有利于提高国际金融中心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

国际经验表明,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在封闭环境下形成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相反,一个开放包容的资本市场具有更高的韧性和活力,有助于一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根据Wind数据进行测算,以美国为例,二战后1945—2018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年复合增长率7.08%,以现价计算,美国同期GDP年复合增长率为6.36%。由于美国股票市场分享到众多外国企业赴美上市、盈利增长、市值扩张的好处,不仅强化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极大促进了美国经济快速发展。股市基本反映了美国经济增长情况,甚至还高于经济增长率。提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有助于引入优质资源和良性竞争、服务开放型经济体,对提高国际金融中心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有重要促进作用。

四、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持续改革发展,大力助推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上海成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首选城市,有其历史必然性。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创新探索的先行者,更是我国资本市场的起源地。近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持续改革发展,极大助推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是上海已建成我国较为发达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以上交所为龙头的上海资本市场提供的金融服务涵盖股票和债券融资、证券买卖、期货期权交易等,上交所主板市场影响力不断加强。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统计,截至2018年底,上交所股票市值达26.95万亿人民币,居全球第4名,仅次于纽约泛欧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和东京交易所。二级市场交易额、IPO融资额在全球交易所中分别排第7和第5位。债券市场方面,相继推出创新创业债、绿色债、可续期债、熊猫债、“一带一路”债等新品种,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多样化融资需求。

二是商品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助推上海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和人民币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中心取得积极进展。国际金融中心必须要有资产价格决定权,具备引领示范性,广泛使用于全球商品或服务进出口。根据中国证监会年报,截至2018年底,我国期货市场共上市61个期货和期权品种,其中,上期所、中金所和上交所积极推进商品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建设,已上市涵盖大宗商品、股指、国债等在内的24个期货和期权品种,占我国期货市场品种总数的4%,铜、天然橡胶等多个期货品种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一,为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等各类参与者提供了重要的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工具。上海INE原油期货目前交易规模稳居世界第三,市场运行稳健,境外客户有序参与,助推“上海价格”影响力不断扩大。

三是上海拥有较为成熟、专业的金融机构服务体系,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聚集优势逐步凸显。根据中国证监会官网数据统计,2018年底,上海共有25家证券公司、54家基金管理公司、33家期货公司和4806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均位列全国各省区市首位,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优质丰富多元的投融资和财富管理服务。目前,野村证券、摩根大通等境外机构获批在上海设立绝对控股的合资券商,位于上海的渣打银行成为首家外资基金托管人。越来越多的外资券商、投资机构选择在上海设立经营机构并展业,充分体现了上海作为全球跨境投融资中心和资产管理中心的重要地位。

四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新举措加快推进,上海与中国香港、伦敦等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互联互通、跨境合作加强,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Wind数据显示,2013年底,境外资金持有股市市值3448.43亿元,占A股总市值和流通市值比重分别为1.49%和1.73%,至2018年底境外资金持股市值提升至1.15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和流通市值比重分别为2.65%和3.26%。2014年11月和2019年6月,沪港通、沪伦通相继启动。2018年5月起,沪港通每日额度扩大4倍,全年成交金额近4.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2018年,A股成功纳入MSCI、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指数,全年外资净流入300亿元,国际投资者参与度和认可度明显增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机制多元化、层次丰富化,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尽管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发展取得瞩目成绩,但仍存在一定不足。现阶段,资本市场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短板,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与经济发展阶段和体量不匹配,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具体有如下表现。

一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创新经济的包容性不足。由于股票发行制度相对呆板和滞后,我国股票市场未能有效支持经济转型时期和技术革命背景下诞生的新经济产业主体。从上市公司结构看,权重占比最高的传统制造业和金融行业并不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前十大上市公司中有8家为金融行业和石油石化行业,A股市场至今未能培育出一家中国市值前十的创新型企业[14]。而美国前十大上市公司中,有一半是高科技企业。

二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有待健全。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初级阶段,存在股债结构不平衡、现货期货市场不平衡、场内场外市场不平衡、公募私募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股票市场一家独大,期货衍生品市场发展滞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起步晚,创新资本积累不足,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市场化运行的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善,不易形成市场稳定预期。

三是各类市场主体发展建设不够成熟。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代表性不强,公司治理水平有待提高。证券和期货交易所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有待提高。投资者结构不够完善,股票市场以个人投资者为主,投机心理较重,容易加大市场波动。长期机构投资者受体制机制约束,投资股市的比例较低。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成立时间晚,资本实力薄弱,且服务能力、核心竞争力不足,盈利能力弱,不仅与国际优秀同行相去甚远,也不如我国银行业、保险业经营机构。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显示,从资本实力看,截至2018年底,我国131家证券公司净资本总和1.57万亿,不如工商银行一家净资本2.64万亿。从盈利能力看,131家证券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2662.7亿元和666.2亿元,营业收入还不如摩根士丹利一家国际投行(401.1亿美元),也远比不上工商银行(7737.89亿元)。此外,高层次金融人才与全球一流市场存在一定差距。

四是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监管能力有待提高。资本市场法律责任规定偏轻,震慑力有限。立法过程复杂、耗时较长,及时快修的立法工作机制尚未建立。违法行为规制不全,不能全面覆盖适用复杂多样的市场违法行为。执法手段赋权不足,不能有效应对复杂案件的调查处置需要。监管数据统计和风险监控监测手段难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增长和复杂变化,智能化、科技化水平有待提高。

五是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全球机构投资者普遍低配中国股票资产,与当前中国经济、贸易和投资等活动在全球所占份额不匹配。中国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即“债券通”)仅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施行,境外交易者无法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2)截至2018年底,我国债券市场托管面值86.4万亿,其中交易所市场10.7万亿,占比12.4%,从发行额来看,全市场发行43.6万亿,交易所市场发行5.7万亿,占比13.1%,已经成为债券市场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我国资本市场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不高,始终没有国外优质企业在我国股市上市融资。根据WFE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球前十大规模交易所中,只有上交所、深交所没有外国公司上市,不仅远低于纽交所、纳斯达克交易所和伦敦交易所等国际一流交易所,也不如同为新兴市场的巴西、印度尼西亚等(表1、2)。从债券融资看差距也不小,发达市场中国际债券占债券融资总量比重普遍高于我国(3)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口径,国际债包括非居民在境内发行的本币计价债券，以及全球发行人在离岸市场发行的本币计价债券。(表3)。

表1 全球前十大交易所上市公司中外国公司占比

数据来源:世界交易所协会WFE,数据截至2018年底。

表2 新兴股票市场外国公司上市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交易所协会WFE,数据截至2018年底。

表3 美、英、中、香港地区境外债券情况 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截至2018年底。

五、思考与建议

根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要重点推动发展资本市场,强化融资功能。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参与全球经济贸易的有力保障和坚实后盾,也是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遵循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紧密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项任务,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显著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辐射力和全球影响力。具体包括如下举措。

第一，牢固树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宗旨。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发展资本市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加快建设多层次股权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适应经济发展的多层次、多样性融资和风险管理需求。

第二，各方通力合作,全力确保在上交所试点注册制这项重大改革取得成功。试点注册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对于促进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提升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适应多元化投融资需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进一步建设好资本市场现有在沪平台,推动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品市场持续均衡发展。不断完善金融品种创新机制,带动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联动发展。对标全球领先的金融中心,健全符合国际惯例、公正透明、规范有序的制度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为全球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提供更加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

第四，不断强化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保驾护航。上海已经率先成立金融法院,在金融案件集中管辖、民事赔偿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为完善金融法治体系建设积累了有益经验。要持续推动《证券法》、《公司法》、《刑法》修订和《期货法》制定,提高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力度,切实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第五，加强监管,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强有力的监管是建设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效保障。一方面,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高科技监管水平,依法保障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更加重视防范资本市场风险,持续做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私募基金、债券违约风险化解和交易场所清理整顿等工作,净化金融市场生态。

第六，坚持积极稳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研究放宽QFII/RQFII准入条件、投资范围。扎实推进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提升外资机构在上海展业的便利度,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落户上海。同时,提高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第七，加大金融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一流的人才队伍和专业机构。要加强国内现有金融教育机构与国际教育机构的合作,打造优质金融教育资源,培养财会、法律、审计、证券交易和清算、风险对冲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同时,要加强人才引进力度,大力引进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急需的各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