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轶民

一、日本学术界对“近代日本电力事业”的研究视角

电力事业作为近代日本产业革命的一环，在政府引导下快速推进，它所带来的电力使用及普及，不仅是日本社会“文明开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解决了工业生产中的能源短缺问题，成为近代日本实现工业化的关键。

日本的电力事业自19 世纪80 年代起步以来，经过近70 年的发展，到1945 年日本战败前，已经颇具规模和体系。期间，日本经历了国内产业革命、世界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电力事业的发展受此影响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日本学者普遍将事业经营形态作为主要评判标准，认为：20世纪30 年代以前是日本电力事业的“自由竞争时代”①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1945 年以前的日本电力事业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883-1906 年：电力事业的起步时期；1907-1931 年：电力集中化与电力消费市场的形成与扩大时期；1932-1945 年：电力统制时期。第三阶段具体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段，1932 至1938 年期间为企业自主统制时期、1939 至1945 年期间为国家管理时期。参见：橘川武郎.日本電力業発展のダイナミズム[M].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4-7.，这一时期，规模各异的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到电力开发和供给事业中，电力消费市场逐步形成并不断扩大。1930 年代以后，电力事业进入所谓的“统制时期”，先是大型电力会社对电力供给进行垄断性的“自主统制”，之后是中央政府在“战时统制经济”的国策下对电力供给和消费进行全面的“国家统制”。在此分期背景下，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政府在电力事业统制时期（特别是1937 年以后）的干涉行为和管控职能给予了充分关注，普遍认为在1930 年代以前，国家对电力事业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引入竞争机制形成了所谓的“电力事业民间主导体制”，电力的普及与电力消费市场的成长是民间电力从业者自由竞争的结果。

日本学者对1930 年代以前日本电力事业发展中的国家政府作用缺乏考察意识，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学者多从国家近代化的视角，对近代产业与公共事业的形成及其社会经济影响进行考察。相关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是以电力从业者为分析对象，从以下三方面展开：（1）从企业经营史的角度对个别电力会社的发展变迁进行考察，以各电力会社的社史为代表①東京電力社史編集委員会.東京電力三十年史[M].東京：東京電力会社，1983；萩原古寿.大阪電灯株式会社沿革史[M].東京：萩原古寿，1925.。（2）关注电力事业与地域社会变化之间的关联性，从社会史和地域史角度分析电力事业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3）将电力事业作为日本资本主义体制形成过程中的代表性产业，分析电力产业的构造和发展动向及其所反映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主要包括对电力事业的资金调配、财务状况、电力垄断形成过程的研究②橘川武郎.日本電力業発展のダイナミズム[M].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栗原東洋.現代日本産業発達史Ⅲ電力[M].東京：交詢社出版局，1964；西野寿章.国家管理以前における電気事業の性格と地域との対応-中部地方を事例として-[J].人文地理，第40 巻第6 号,1988：24-48.。第二，战后，在日本国内外政治环境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战争责任被归结于膨胀的军部势力，文官政府与财界的战争责任被模糊化。在此背景下，日本学界也普遍将1930 年代以后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大化和太平洋战争归因于所谓的“军部暴走”，战时经济普遍被认为是法西斯军政下的一种“非常态”，因此，对包含了电力统制在内的“战时统制经济”的相应探讨，也被局限在“总体战体制”研究的框架内进行③“总体战体制”是指日本在二战期间为推动战争而确立的一元化战争指导体制。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施行，政府对从生产到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管理控制，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保障前线军事物资供应。。这种侧重近代化分析视角的产业史研究和强调战时经济“非常态”的政治经济史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1930 年代前后日本社会经济的统一性，造成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断档，也进一步强化了模糊战争责任的倾向④与之相对，一些西方学者在进行日本近代史研究时，从“帝国日本”的形成及其构造角度，对近代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进行了长时段的分析，着重考察了近代政府决策形成的国际背景和长期影响，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综述性研究成果，可以被视为是对日本学者研究视角的一种补足和纠正。Ramon H.Myers and Mark R.Peattie(eds),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1895-194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作为侵略战争受害国的中国，在进行近代日本社会经济史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在对日本社会向战时经济转变的过程进行考察时，也应对上述日本视角拨乱反正。。“战时统制经济”虽然有战时“非常态”的一面，但其经济基础和运作机制的形成，则是近代日本社会经济“统制化”量变积累的结果，根源可以追溯到近代政府成立之初：在民间资本积累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为实现独立和追赶欧美的双重目标，政府以强大的资本力量，依托行政手段,介入到民间资本无力涉足的产业领域，使相关产业的发展与近代日本的国家政策（军事立国与对外扩张）产生了必然的联系，并呈现出“国家主导”的特点。电力事业便是其中的典型。

首先，电力事业的展开需要足够的技术支撑；其次，前期投入大且投资回收期长；最后，电力事业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国家在电力事业方面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为：第一，在电力开发和供给方面，国家主导下的电力技术革新使大规模电力开发成为可能，成为供电量提升和供电范围扩大的关键。第二，在电力需求创造方面，“官需”“军需”及战争景气造就的工业用电需求，是电力消费市场扩大的关键。第三，在电力行政方面，国家从1910 年代开始便意识到自由放任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规模经济的优越性，提出了“统制”的概念①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统制”与二战期间日本实行的经济统制以及30 年代以后电力事业的“企业自主统制”、“国家统制”是不同的概念,在当时特指对电力事业的统一管理和规制。日満財政経済研究会.電気統制ニ関スル研究(中間報告2)[M].東京：日満財政経済研究会，1936.，试图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对电力事业进行引导和规制，中央政府对电力事业的介入在1920 年代进一步得到强化，主要表现为鼓励企业兼并，通过大型电力会社对电力事业进行间接监管，这也直接催化了电力行业垄断的形成，为1930 年代初垄断性电力企业自主统制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看，20 世纪30 年代以前，尚未出现“康采恩式”的垄断性电力企业，中央政府对电力也未实行国营化管理，从一般性企业到专门性的电力会社，各类事业体零散模式的电力开发和供给活动受到政府的鼓励，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电力事业的自由竞争局面。中央政府从一开始便通过引导和规制对电力事业发挥指导作用，到了1930 年代以后，进一步向间接监管和战时国家管理方向转变，可以说这种政府主导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取电力事业作为研究对象，拟从以下方面对20 世纪30 年代以前电力事业发展和电力市场成长过程中的国家主导作用和统制化倾向进行考察。第一，对1910 年以前的电力事业进行探讨。在民间企业作用有限的情况下，考察政府是如何在电力开发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又是如何在电力供给方面对电力会社的活动加以引导，特别是政府如何将“强兵”和对外扩张的战略目标落实到电力事业之中。在此影响下，电力消费市场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构造特点。第二，对1910-1930 年间的电力事业进行探讨。政府主导下的电力技术革新，在这一时期对供电能力和供电范围的扩大起到了何种作用。电力消费市场，又是如何通过战时景气得以进一步扩大。政府强化对电力事业行政介入的动因是什么，与之后的电力统制又有何种关系。

二、1910 年以前的电力事业

1910 年以前，日本的电力事业尚处于草创时期。在产业革命的背景下，以纺织业为代表的部分工业部门因扩大生产需要，自发性地导入发电机、电动机和照明设备，促成了最初的民间工业用电需求。但这股零散的民间力量并不足以奠定电力事业发展的基础，政府在这一时期承担起了电力开发和供电引导的职责：首先，是在电力技术革新方面，建立从人才培养到任用的一套体制，进而形成了横跨产、官、学的电力人才互补机制；其次，在电力技术应用方面，推动最新的电力技术率先应用于军事部门；第三，在供电方面，引导各主要电力会社为军工业生产和公共事业照明供电。在此影响下，电力消费市场呈现出军工业生产用电和照明用电（军事部门与公共事业照明为主）并存的局面。

（一）在电力使用上企业的自发性及其局限

1886 年，大阪纺织会社委托东京电灯会社在本社的三轩家工厂内安装企业自用发电机，用于工厂内的电灯照明供电，这被认为是企业自用发电的开端。此后，地方的纺织企业和矿山开始陆续引入自用发电设备。从1907 年日本国内各事业形态的发电总量来看，专门电力会社的年总发电量约5.6 万千瓦，企业自用发电的年发电量约3.8 万千瓦，企业自用发电量虽较前者存在差距，但绝对量不少，占到了同年全国总发电量的3 成以上，企业自用发电在“火主水从”时代的作用不容小觑。进入水力发电时代以后，随着专门电力会社电力供给量的激增，企业自用发电量的占比相对下降，但仍然保持了逐年增长，特别是在电力费用处于高位的时期，自用发电成为企业规避高用电成本的有效手段，这一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进入1930 年代电力统制时期②笔者根据所列资料分析得出该结论。逓信省通信局.電気事業要覧(明治40-43 年)[M].東京：電気協会，1908-1911.逓信省通信局.電気事業要覧(第1 回-第25 回)[M].東京：電気協会，1926-1935.。

企业自用发电在依靠政府大规模电力开发以前，对于工厂的电气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第一，推行自用发电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纤维工业（制丝业和纺织业）和炭矿开采业。1907-1910 年间通信省通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使用自用发电（50 千瓦以上）的企业法人中，隶属纤维工业与炭矿开采业的企业合计占到了总数的7 成左右[1]。第二，发电方式以火力发电为主。如前所述，水力发电因为受制于自然条件，又无完备的输电网络支撑，很难大规模推广，只有位于山区邻水地区的少部分企业使用水力发电，从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水源、地势条件较好且地区开发程度较低的东北部地区。第三，生产的电能主要用途较为有限，主要是用于工厂内的照明（电灯）。特别是从1890 年代起，随着机制棉纱出口需求的激增，以大阪纺织会社为代表的一批规模较大的纺织企业，在这一时期扩大生产规模，开始施行夜间生产作业，电灯相较于可能引燃棉纱的油灯安全性更高，因而被广泛使用。与之相对，将电力用于驱动工厂内动力装置（电机）的情况则相对较少，主要是一些矿山企业。以栃木县的足尾铜山为代表的炭矿开采企业，利用电力驱动抽水泵，以获得更大的马力来提升采矿效率；同时，将电力用于矿山内搬运的小型轨道电车驱动。像足尾铜山、秋田县的小坂银山等企业，在1897 年都引入了小型轨道电车。第四，发电装置的安装和配置通常委托专门的电力会社来完成。以东京电灯会社为例，截止1890 年，东京电灯会社为包括名古屋纺织会社、八幡纺织会社、北海道制麻会社在内总计11 家企业提供了发电装置的安装服务[2]。

由企业推动的自用发电，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前提下的主动选择，这从侧面反映了产业革命时期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特征。从引入自用发电的主要产业部门来看，纤维工业、炭矿开采业都是日本在产业革命时期最早完成产业资本积累、实现机械化的工业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创新带来了新的能源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能源革命的展开。近代日本产业革命，与以电力普及为主要内容的能源革命之间相辅相成关系也由此可见。但其规模较小、分布零散、缺乏技术开发和设备更新的资本，这种企业的生产行为，不属公共事业的范畴，城市基础设施、行政机关、居民生活的用电仍需专门的电力会社来提供。

（二）政府主导的电力开发与供给

企业在电力开发（电力技术革新和发电、输电设施建设）方面缺乏资本与动力，又无需承担公共事业用电供给的职能，从而为政府的介入创造了条件。电力普及、电力开发以及专门电力会社的设立与供电活动，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展开。

第一，政府将推广电力使用作为“文明开化”的示范性工作，在公共领域发起了一场“照明革命”。早在日本第一家电力会社东京电灯会社成立以前，明治政府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名为“点灯”的电灯应用试点活动，旨在向社会大众展示宣传电灯的功用。最早一批进行试点的场所和场合包括：工部大学校（1874 年）、工学寮主楼（1875 年）、开成学校毕业典礼（1878年年）、地学协会开幕式（1878 年）、东京大学理学部毕业典礼（1878 年）以及大阪师范学校毕业典礼（1878 年）[3]。为大学配备电气照明设备，同时将“点灯仪式”选在作为近代人才培养机构的大学内举行，以电灯照明渲染气氛，将电力使用的效果以直观的形式展现在大众眼前，达到了教育成果展示和新能源利用推广的综合宣传效果，向社会显示了政府“文明开化”的决心。至1884 年，试点的范围逐渐向政府官邸、皇居、神社、医院、军工厂、纺织工厂及外国人居留地扩展[4]，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部门的主要设施。

除了政府的示范性举措外，各电力会社亦配合政府展开宣传工作。关于电力照明相较于传统照明方式的优势，当时的东京电灯会社做了如下说明：首先，相较于可能引发瓦斯爆炸的天然气灯和易产生煤烟并引发火灾的石油灯，电灯更为安全环保。其次，电灯照明不易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安装便利、防风防水性较强，由发电站统一调控电流电量并提供绝缘和避雷方面的措施，如此一来照明的稳定性得到了大大提升。最后，电灯照明的使用成本更低，同等照明亮度条件下，电灯使用一天的支出与石油灯几乎持平，同时无需替换灯油，也没有清洁成本[5]。政府对电灯使用的推广，与专门的电力会社开展的宣传形成合力，推动了城市照明的电气化进程。

第二，电力技术的发展和电力事业的迅速展开，与政府建立以“实学”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制度、大力培养具有“服务国家”意识的电力技术人才、推进技术官僚任用体制的形成关系密切。为摆脱对欧美技术的依赖，1871 年，日本工部省牵头创立工部寮，开始尝试进行高级技术人才的自主培养，1877 年工部寮升格为工部大学校（东京大学工学部前身），并在学内设置电信科（电气工学专业）[6]。除了直属工部省的工部大学校，政府主导下设立的各帝国大学内也相继开设电气工学专业。进入大学电气工学专业学习的人在毕业后多数选择出国深造，他们将西欧的电力技术成果带回日本，回国后或在大学任教，致力于新人才的培养；或进入研究机构，主持电力技术的自主开发工作，为电池、电源、输电设备的国产化以及送配电技术的完善做出了贡献[7]。与此同时，相继设立了以电气试验所（1891 年成立）、电气学会（1892 年成立）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其中担任要职的基本出身于工部大学校或帝国大学电气工学专业。各主要电力会社的创立者和要职人员，也多毕业于帝国大学且隶属于上述学术团体。政府在启用技术人才方面亦不遗余力，在通信局内任职的官员多数都有帝大或出国留学经历，这批人被称为“技术官僚”。事实上，近代电力技术人才在产、学、官之间的流动相当频繁，他们在学在研时推进电力技术的研究，在商时致力于电力实业的发展，为官时则促成电力行政体制的建立。被称为“日本电力之父”的藤冈市助，即是工部大学校电信科最早毕业的学生之一。藤冈于1881 年毕业后，先是任教于工部大学校，致力于电灯实用化的研究。之后在1883 年与实业家矢岛作郎等九人共同促成了日本第一家电力会社东京电灯会社的设立。此后，他又历任东京电灯会社技师长、日本电器协会会长，1888 年与同为工部大学校毕业的岩垂邦彦展开了日本电业史上著名的“交流直流之争”，为近代日本交流发电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8]。1894 年，藤冈就任通信省设立的电力调查委员会委员，受命进行电力事业的调查工作。这种流动性帮助政府在电力界编织起了一张广大的人脉网，政府更容易促成产、学、官之间的合作，从而推动电力事业的顺利进行，保证政策目标的达成。

第三，电力技术的运用、发送电设施的研发和建设，多具有明确的军事服务目的。首先，政府以提升军队作战能力、推动军队的近代化为目标，在军队中推广电信与电气照明技术。海军省从1882年起开始陆续为军舰配置电灯[9]，比睿、金刚、扶桑、筑紫等主要军舰在1890 年前后已经基本实现了设备的电气化[10]。这些军舰不仅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了两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海上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1888 年，陆军省将电信讯号及电灯的管理维护工作划归工兵科[11]，由此可见，最晚从1880 年代末，日本便已经着手推进军队的电气化。1906 年，时任电器学会会长的榎本武扬指出：“在过去的两年里（笔者注：指日俄战争），电力在战争中发挥了何等重要的作用早已为世人所知，已无反复说明的必要了”[12]。其次，政府为满足国内军事基地的用电需求，推动水力发电与远距离高压输电技术的开发和应用。1899 年，郡山的黑濑川水力发电站与广岛日军大本营之间的特别高压输电线路铺设完成，此举被视为日本远距离高压输电的开端①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日本在广岛市设立军队最高统帅机关“大本营”，用于作战指挥和战斗人员及物资的调度。战争结束后的1896 年，大本营宣告解散，但日本认为广岛在国防上的重要作用仍然存在，因此其作为军事基地的功能得以延续。。该项目的具体建设由广岛当地的资本家松本清助主持，鉴于其重大的战略意义，明治政府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给予了大力援助：指派涩泽荣一参与出资和筹资，电气工学家田边朔朗为发电站选址设计，藤冈市助和山川义太郎分别为输电线的铺设提供技术指导[13]。但由于技术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加之投入较大，水力发电与远距离高压输电技术的民用化并未随即展开。再次，政府为扩大军需工业生产能力，在军需工业建立之初即同步推进同部门电气化的实施。日本从1880 年代开始，大力扩充军备，国内的军需工业在政府支持下实现了跃进式发展，以吴的海军工厂、炮兵工厂村田制造所、横须贺造船厂为代表的各地军工厂，以军需为中心的官营制铁工厂（八幡制铁所）都相继引入电灯和电力生产设备，成为当时最大的电力消费者。可以说，电力事业作为明治政府“强兵”政策的一环得到推进，基于国防和对外扩张的军事动机成为电力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军事关联设施和军事工业生产用电构成了这一时期电力消费的重要部分。

（三）政府主导下电力消费市场的形成：军工用电与照明电气化

总体上看，1910 年以前的电力消费市场，可以划分为照明用电和生产用电两部分，照明用电在这一时期占据了电力消费的主体（详见后文工业生产电气化部分的论述）。生产用电包括军事工业生产用电和企业自用发电中的生产用电，消费主要集中在前者①除部分矿山以外，企业的自用发电主要是用于照明。；照明用电包括了军事部门照明、公共事业照明、企业工厂照明以及家庭照明三部分，消费主要集中在前两者。由此，1910 年以前的日本电力消费市场呈现出军事工业生产用电和照明用电（军事相关部门与公共事业照明为主）两立局面。

虽然缺乏这一时期军事工业生产用电量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但可以通过对主要电力会社供电对象和供电业务进行考察，来了解这一时期军需用电的比重情况。以大阪电灯会社1892 年的供电情况为例，该会社同年主要的供电对象包括：大阪炮兵工厂、第二十炮兵联队营地、炮兵辎重队、野战炮兵第四联队、骑兵第四大队、大阪邮电局、大阪府立医院等，多为军事关联设施或政府行政机关[14]。同期东京电灯会社的供电对象也主要是横须贺造船厂、小石川炮兵工厂这样的军需类官营工厂。为了满足军需供电的需求，电力会社有时还需要对自身设备配置情况进行调整，整合原有的发送电技术体系。例如大阪电灯会社从创社之初开始即坚持采用交流电技术体系进行供电，但从19 世纪90 年代开始，为了满足大阪炮兵工厂等军事相关部门内的直流电设备的用电需求，又在社内增设了大量的直流发电设备[15]。

表1 日本全国电灯消费需求变化（1887-1926 年）

这一时期，城市照明电气化总体上得到推进，但家庭照明电气化的进程较为缓慢，电灯的普及率并不高。接下来，考察日本全国电灯消费需求的变化情况。根据日本内阁统计局（1907 年以前数据）和通信省电气局（1907 年以后数据）的统计数据显示，东京电灯会社开始营业的同年，全日本的电灯需求户数不过83 户，电灯配置数为1447 盏。以东京为开端，此后，大阪、名古屋等主要城市的电力会社也开始接受申请，为城市中心区的照明进行供电。到1907 年电力集中化开始以前，虽然电灯需求户数和电灯配置数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但绝对数量不大。同时考虑到各专门性电力会社的主要照明供电对象，除了前述的军事设施、军工厂以及官营工厂以外，多半是国家公共机关、道路设施等具有政府强制性质的公共事业，可以推断家庭的电灯使用数实际只占到了总电灯使用数中的很小一部分。家用电灯消费的急剧增长实际上是在1910 年以后。

家庭照明电气化的相对滞后，主要是受到高额电费的影响。1910 年以前的日本电力开发以火力发电为中心展开，主要电力会社基本采用火力发电的方式进行供电①1883年，日本第一家电力公司东京电灯会社成立，并于1887年在东京的日本桥设立了日本第一座直流电火力发电站，开始进行电力供给。同年，名古屋电灯会社、神户电灯会社、京都电灯会社、大阪电灯会社也相继成立，并陆续展开火力发电站的建设。到1903 年底，日本国内的电力事业从业者（法人）达到了近80 家，其中超半数采用火力发电。1906 年底，日本全国发电设备的合计发电量约合9 万1 千千瓦，其中火力发电量约合6 万6 千千瓦，占总发电量的7 成以上。内閣統計局.日本帝国統計年鑑(第1 回-59 回)[M].東京：東京リプリント出版社，1962-1967.。火力发电相较于水力发电不仅在发电量上处于劣势，同时易受到煤炭价格波动的影响，发电成本居高不下。在供电能力有限、供电成本升高、同时又要确保“军需”供电和公共事业供电的情况下，各电力会社为了保证一定的盈利，便会提高电费价格。高昂的电力费用非普通家庭可以负担，电灯成为城市中富裕阶层家庭才能够消费的奢侈品，一般家庭特别是近郊家庭仍然依靠以石油为能源的油灯进行室内照明②导致电费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于发电和输电成本较高，在水力发电和远距离高压送电技术普遍应用以前，发电量和输电区域都受到限制。萩原古寿.電気の供給と料金問題[M].東京：小倉政三，1920：153-257.。这也使供电区域呈现出一定的“分化”特点。总体而言，到了1907 年，城市化进展较快、居民购买力较高的关东、关西、中部地区，电灯配置数和电灯需求户数都明显高于其它地区，欠发达地区与中小城市电灯普及程度仍相对较低[16]。同时，城市照明供电的对象集中在主要城市的商业区和行政区。以东京电灯会社的照明供电情况为例，1887 年，东京电灯会社制定了《电气灯营业临时规则》，同年11 月获得许可，依托分散于市内的小规模火力发电站和高架电缆，开始为包括日本桥区、京桥区、神田区在内的城市中心区供电。这些区域集合了政府机关、大型会社、商店街、政府要员和商界名流的宅邸，可谓是东京最富庶繁华的地区[17]。特别是台东区的吉原遊郭街地区（红灯区），电灯使用申请数量最多，城市近郊地区的申请数量则较少[18]。

1907 年以后，随着水力发电和远距离高压输电技术的发展，配送电网络逐步完善，用电费用相对下降[19]，普通家庭的电灯使用才真正成为可能。1908 年桂川水力发电站投入使用，同年在电费下调的作用下，电灯使用申请数量大增[20]。1911 到1926年期间，电灯需求户数和电灯配置数激增③从人均电灯占有数量看，东京、大阪在内的六大都市占据优势。逓信省電気局監理課.地方別現住人口百人平均電燈箇数比較.本邦に於ける電気事業概況[M].東京：逓信省電気局，1918:付図表；逓信省電気局.電気事業概況[M].東京：逓信省電気局，1926：12-13；逓信省通信局.電気事業要覧第21 回(1930 年)[M].東京：電気協会，1935：1076-1083.，并呈现出向地方中小城市扩散的特征，日本进入电气照明的全面普及时代[21]。由于电灯的普及，都市家庭中逐渐淘汰了石油灯和天然气灯。但天然气灯因其在照明亮度方面的优势，在室外街道照明中仍然被留用，此后随着各地天然气会社开始寻求业务转型，天然气逐渐经历了由“光用”向“热用”的功能转型，取暖、厨房及洗浴方面使用天然气的器具陆续登场[22]。与之相对，电力的使用仍然局限于照明领域，特别是在进入电力统制时代以后，国家对生产以外的民用领域电力消费进行限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电力使用的多元化发展，日本家庭的全面电气化直到战后才真正开始[23]。

三、1910-1930 年间的电力事业

政府在1910 年以前对于电力技术革新的支持与投入，在1910 年以后收到了成效，技术问题的解决成为电力使用普及、特别是工业生产领域电气化实现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对外扩张的国家政策不仅刺激了国内军事工业的用电需求，也影响到了国内能源价格市场的走向（煤炭价格上涨），更为日本国内的工业生产带来了所谓的“战时景气”，寻求生产规模扩大的各工业部门在传统能源使用成本节节攀升的情况下，开始扩大电力的使用。随着电力供给市场与电力消费市场的扩大，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滋生，使政府开始强化电力行政，加强对电力事业的监管和调控。

（一）政府主导下电力技术革新的效果：供电能力的提升与供电范围的扩大

供电能力的提升与供电范围的扩大得益于这一时期水力发电与远距离高压输电技术的成熟。水力发电虽然几乎与火力发电同期展开，但从发电量和分布上来看都远不及火力发电。这一时期水力发电的特点：（1）规模小且分散，“集中水力发电”的概念尚未出现。从分布上来看主要集中在水力资源丰富的日本东北和北陆地区。（2）在电力供给特别是城市供电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从功能上来看，多为所谓的“自用水力发电”，即小企业或手工工厂自发在就近的河川区域建设水力发电站，产生的电能主要用于满足内部生产活动①1888 年建成于宫城纺织所内的三居沢发电站，被视为日本最初的水力发电站。1890 年，下野麻纺织会社、足尾铜山、日本织物会社也相继完成了自用水力发电站的建设。。水力发电受限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条件尚未成熟：与零散设置于城市内或近郊的火力发电站不同，由于需要靠近河川并利用地势落差，水力发电站多建于远离城市的山间地区，如何实现稳定的远距离输电成为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

在政府对电力技术革新的大力支持下，19 世纪90 年代初，三相交流发电机和高压远距离输电技术得到发展，水力发电的大规模推广和运用成为可能②除了输电技术问题得以解决外，火力发电成本的上升也是促成电力开发方式向水力发电转换的重要原因。日俄战争开战后，日本国内的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火力发电成本随之上升，以水力发电取代火力发电的呼声亦高涨起来。。1907 年，东京电灯会社完成驹桥水力发电站的建设，依托远距离高压输电技术开始为市区供电。这被视为是日本电力开发方式由“火主水从”向“水主火从”转变的契机。此后，各地的电力会社相继开始建设水力发电站并铺设中远距离输电线，日本国内的水力发电站建设和高压输电线路铺设进入井喷期。水力集中发电不仅改善了以往小规模火力发电导致的城市煤烟污染问题，更极大提升了发电量（表2）。从日本全国发电量的变化情况来看，到1911 年前后，水力发电量首次超过火力发电量，此后，总发电量在水力发电的推动下急剧增长。

表2 日本全国发电量（水力／火力）变化（1907-1926 年）(单位：千瓦)

表3 日本全国配电线路总延长变化（1907-1920 年）（单位：公里）

与此同时，配电网络的完善进一步缩小了地区间供电能力的差距，扩大了供电范围。1899 年远距离特别高压输电在广岛首获成功，此后日本政府开始计划将远距离高压输电技术应用到民用领域①特别是鉴于美国在1900 年代初实现了5 万V 高压远距离送电，东京电灯会社率先派出技术人员赴美实地调查，并将带回的技术运用到驹桥水力发电站的配电工程中，高压配电线的铺设与水力发电站的建设同步展开。。具体来看日本全国配电线路延伸长度的变化情况。如表3 所示，1907 年到1920 年期间，日本国内配电线路总延长持续增长，从最初的不足2 万公里增长至30 万公里以上。从高压线路的占比和增长率来看，对旧有线路的高压化改造以及新建高压（含特高压）输电线路，是促成配电线路总延长增加的主要原因。这样，日本的电力开发与利用迎来“水主火从”的远距离高压输电时代。

（二）政府主导下电力消费市场的扩大：战时景气与工业生产的全面电气化

工业生产领域的电气化始于19 世纪80 年代，是以政府主导下军事工业的电力使用为开端展开的。普通工厂的电气化生产，最早是以企业自用发电的形式出现，但如前所述，涉及的工业部门和地域非常有限。电力在工业生产中的大规模使用始于1910 年，到1920 年工业生产领域的电气化最终完成。

工业生产领域实现大规模使用电力，首先得益于供电能力的提升与供电范围的扩大。水力发电的运用推广使发电量增加，缓解了电力供不应求的状况，降低了电力使用成本。再加上煤炭价格长期居高不下，1910 年到1920 年期间，电力对煤炭的相对价格（电费与煤炭价格的比）持续下降。这就使得以电力驱动的电动机在与以煤炭热反应驱动的蒸汽机的竞争当中逐渐占据上风，部分企业和工厂选择淘汰原有的蒸汽动力装置，更多新设工厂则直接购入电动机和其它电力设备投入生产②由于蒸汽动力在当时的日本并未普及，对于多数在此之前并未引入蒸汽动力进行生产的工厂而言，引入电力设备时不用考虑旧设备的淘汰更新成本。。远距离高压输电线的铺设，则使更多远离发电站的工厂得以获得稳定多量的电力供给。到1917 年，民营工厂与官营工厂的合计电气化率首次超过蒸汽动力，进入1920 年代，日本国内工厂的动力装置配备完成了由蒸汽机向电动机的转型。

工业生产领域电力大规模运用的实现，还取决于工厂用电需求的出现。具体来看：第一，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年）结束到1907 年经济大恐慌期间，日本国内出现了兴办企业的狂潮（第二次企業設立ブーム），各产业领域的民营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时景气”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国内民用工业的发展，企业工厂数量激增③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国内工厂数量的变化数据参考以下资料。内閣統計局.工業及賃金.日本帝国統計年鑑第31 回(1911 年)-第39 回(1919 年)[M].東京：東京統計協会，1912-1921.，工业体量的扩大要求更加充足、高效的动力源[24]。第二，日俄战争（1904-1905 年）爆发以后，日本国内的煤炭价格攀升，导致以煤炭为主要燃料的蒸汽动力的使用成本大幅攀升，工厂开始寻求以电力取代煤炭动力。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迎来了电力消费市场的第一次高速成长期。日本学者南亮进对1900-1930 年间日本电力市场的消费构成做了定量推算：用电需求主要分为“电灯（照明用电）”和“电力（工厂生产用电）”两大部分，从贡献比（电灯：电力）来看，日俄战争结束后（1908-1913 年）为53:47，电灯略高于电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 年）为33:67，电力的贡献度开始大幅超过电灯；一战结束后，两者间的差距被不断拉大，到1931 年，电灯对电力的贡献比达到了11:89④根据东京电力会社社史记载，日本全国电灯用电量占总用电量的比值为：1907 年为71.9%、1913 年为43.9%、1919年下降到22.2%。東京電力社史編集委員会.東京電力三十年史[M].東京：東京電力会社，1983：50.。通过南进亮的推算结果可以看出，1910 年以后，日本全国工厂的生产用电需求已经开始反超一般性的照明用电需求[25]。

表4 日本全国工业生产用电需求变化（1907-1931 年）

具体考察日本全国工厂用电量的年度变化情况。如表4 所示，从1907 年到1911 年，电力使用工厂数和电动机数均实现了4 倍左右的增长，总消费电量增长了约6 倍。1911 年到1916 年间，在战时景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下，日本国内工厂为扩大生产加大了引进电气化设备（特别是大功率电气设备）的力度，1911 年的工厂总消费电量较1911 年增长了近9 倍。进入1920年代，全国工厂的消费电量合计突破百万千瓦大关，之后持续增长，到1931 年达到了350 万千瓦以上。从消费结构来看，除了较早开始电气化的纤维工业和炭矿开采业以外，化学工业、机械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等新兴产业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电力消费部门[26]。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学工业在政府的鼓励下，开始化学反应中运用电力①1915 年颁布《染料医药品制造奖励法》，人造肥料、火药、合成染料以及医药品等行业得到扶植奖励。，电力化学工业的出现成为电力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的关键[27]。

(三)电力行政的强化与电力统制的雏形

进入1910 年代，随着电力事业基础奠定的完成和电力市场的初步形成，日本政府开始不断强化电力行政，对电力的开发和供给进行规制和调控。

对自用发电的规制是近代日本电力行政的开端，始于1910 年代。总体来看，1930 年代以前，企业自用发电在发电量上呈现出增长趋势,为部分产业部门的生产扩大做出了贡献。但由于缺乏管理，企业随意的开发行为带来了资源浪费和河流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在早期鉴于水力发电和远距离高压输电技术尚未成熟，全国总发电量不足、远距离送电无法实现的情况，政府对企业的电力自主开发行为采取默认和放任的态度；另一方面，政府对电力技术的革新予以支持，使电力技术难题的攻克和以城市供电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电力开发事业②或称依托于远距离高压输电技术的电力集中化。的实现成为可能。随着技术问题的解决，总发电量得到提升，专门的电力会社具备了远距离输电的能力，自用发电的重要性相对降低，政府开始逐步加强对自用发电的规制。1911 年，《电气事业法》的颁布，确立了电力行政的基本方针，企业的电力自主开发运用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28]。

从1920 年开始，日本政府又将电力行政的目标对象转向专门的电力会社。首先，对电力会社的水电开发活动进行规制，目的是为解决因水力发电站建设而带来的河流沿岸住民（农业灌溉）、企业（生产用水）与电力会社之间的水权之争问题③1916 年庄川流木事件、1924 年宫田用水事件，都是河流沿岸居民与电力会社围绕水权而爆发的冲突事件。。1926 年，政府颁布《河川行政监督令》，对以发电为目的拦河造坝且占用河流沿岸土地的开发行动征收使用费[29]。其次，提出“电力事业整合”与“电力国营构想”，意图强化对专门电力会社业务内容的引导，将电力开发与输电网络铺设的总体规划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束电力市场的竞争乱象，实现电力资源的合理配置[30]。1923 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原有的电力设备和输送电网络遭受严重破坏，专门的电力会社陷入一时混乱，以此为契机，1927 年通信省在电气局内设立了“临时电气事业调查部”，1929 年，又设立临时电气事业调查会，以电力事业的国家统制为目标，开展基础性的调查工作[31]。随着昭和恐慌的爆发，日元贬值，日本各主要电力会社外债偿还负担加重，寻求政府援助，政府以此为契机开始实质上推进电力事业的统制。1930 年，“临时电气事业调查部”向众议院提交《电气事业法修正案》，修正案以扩大国家权力为目的，提出了包括电力设备合理化、加强政府监管以及干涉企业经营形态在内的各项举措[32]。在此基础上，政府积极促成以五大主要电力会社为成员的“电力联盟”（1932年），同时设立了“电气委员会”，对电力事业进行间接监管。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自1932年起，日本开始实行“电力区域独占供给制度”，同时展开对重复电力设备的撤并以及统一电费政策的制定工作。日本由此正式进入“电力统制”时代。

四、结语：电力事业的国家主导性与社会经济的统制化倾向

近代电力的使用普及除了在“文明开化”方面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归根结底是产业发展的产物。从这一层面来看，电力事业作为一场能源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展开、乃至国家近代化的实现是紧密相关。在近代欧美国家，能源革命是民间产业资本积累的结果：产业革命自下而上，生产的扩大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催生出新的能源需求，推动民间企业的技术者、科学家自发进行能源技术革新。他们创造出的能源技术成果以技术资本的形式再次流入生产领域并得到反复利用，成为工业化实现的关键。但在日本，早期民间产业资本积累薄弱，既缺乏对新能源的渴求又无力负担能源技术革新的成本。因此，强有力的国家中央政府，在能源革命的发生和展开上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首先，电力知识的习得与研究在国家框架下有组织且高效地展开。产、官、学之间相互协作，使日本在电力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迎头赶上欧美国家，短时间内完成了能源革命

其次，电力消费市场的成长与以“军事立国”为核心的对外扩张性政策紧密相关。“官需”“军需”在电力消费市场形成初期占据了主导地位，民用生产领域的电气化则是“战争景气”的产物：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近代日本工业崛起的重要契机，工业发展带来的工厂用电需求增长，成为1910 年代电力消费市场全面兴起的关键，也触发了民营电力会社间的“电力战”。

第三，中央政府逐步认识到电力事业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性，开始尝试对电力事业进行直接介入。从20 世纪20 年代开始，政府积极促成电力行业内的企业合并，同时提出电力国营化的构想，并着手开始相关的调查工作，这为1930 年代初电力统制的正式开始奠定了基础。

将这一时期的“国家主导”与1932 年以后“企业自主统制”以及1939 年以后的“电力国家管理”关联起来看，一个突出趋势是：从引导（1910 年代前后的技术支持与需求创出）到规制（1910 年代开始的电力行政强化）再到自主统制（1930 年代初依靠大企业进行的自主统制）和战时统制（1930 年代后半期国家对发电与供电进行直接调配），国家在电力事业中的指导力不断上升。对于后发型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而言，电力普及不单是一场能源与产业领域的革命，也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不可或缺的条件，必须由国家主导：“它是文明开化的标志，也是工业化的基石；在平时它是国家实力的体现，到战时它就成了国家战力的构成部分”。中央政府正是基于国家战略，顺应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对电力事业的发展走向进行调控，从而促成了近代日本国家主导型电力事业的产生。

如此看来，以电力事业为代表，日本社会经济在20 世纪30 年代以后逐渐走向备战与战时统制状态，不能完全归因于这一时期军部势力的膨胀与法西斯专政的建立，社会经济的统制化倾向自近代国家建立之初就业已存在。对急于摆脱被殖民地化危险、力争跻身列强行列，但同时基础薄弱的近代日本而言，依靠政府之力提升国家竞争力是必然的选择，并在“强兵”政策的推行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军事立国”与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无论是早期的明治政府还是1920 年代的政党内阁，无一不是沿着这一政策基调，试图对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进行引导和控制。日本学者大多以企业经营形态和技术革新为主要研究视角，对近代日本电力事业进行研究，作为一种补充，从国家层面对电力事业进行考察，不仅是对日本电力事业断代分期标准本身的一种补足，也为我们解释日本社会经济的“统制化”进程、“总体战体制”的最终形成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