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敏

“南海I号”是一艘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失事，沉没在广东下川岛大帆石海域的南宋木质沉船。2007年，中国“华天龙”号救捞船对它进行整体打捞，并运至海陵岛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2013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牵头，组织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者，启动了“南海I号”古沉船全面发掘与保护项目。截止2019年8月，“南海I号”沉船中共出土18万余件文物，展现了我国宋代繁盛的海外贸易体系，对研究我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古代航运史有着重要意义，“南海I号”沉船船货主要包括陶瓷器、金属货币、金属器、竹漆木器等，本文通过《宋史》中关于宋与东南亚诸国海上交往的文献，阐述12世纪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情况；对比“南海I号”沉船出水瓷器与同时期东南亚出土瓷器，推断东南亚是蕉叶纹瓷器和绿釉瓷器的需求市场；以“南海I号”沉船向海外运输宋代铜钱和东南亚出土宋代铜钱的实例及文献，佐证宋钱外流的现象；探索“南海I号”沉船出水香炉与东南亚香料间的关系。

一、公元12世纪宋与东南亚诸国海上交往情况

“诸国朝贡，其交州、宜州、黎州诸国见辞，并如上仪。惟迓劳宴赉之数，则有杀焉。其授书皆令有司付之。又有西蕃唃氏、西南诸蕃占城、回鹘、大食、于阗、三佛齐、邛部川蛮及溪峒之属，或比间数岁入贡。层檀、日本、大理、注辇、蒲甘、龟兹、佛泥、拂菻、真腊、罗殿、渤泥、邈黎、阇婆、甘眉流诸国入贡，或一再，或三四，不常至。注辇、三佛齐使者至，以真珠、龙脑、金莲花等登陛跪散之，谓之「撒殿」。”占城、蒲甘、佛泥、真腊、勃泥、阇婆、邈黎、甘眉流、三佛齐向宋的朝贡情况，反映了宋与东南亚诸国的官方交往。

“占城国在中国之西南，东至海，西至云南，南至真腊国，北至欢州界。泛海南去三佛齐五日程。陆行至宾陀罗国一月程，其国隶占城焉。东去麻逸国二日程，蒲端国七日程。北至广州，便风半月程。东北至两浙一月程。西北至交州两日程，陆行半月程。”

“三佛齐国，盖南蛮之别种，与占城为邻，居真腊、阇婆之间，所管十五州……。泛海使风二十日至广州。”

“阇婆国在南海中。其国东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仑国；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泛海五日至大食国。北至海四日，西北泛海十五日至勃泥国，又十五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阯，达广州。”

“勃泥国在西南大海中，去阇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去占城与摩逸各三十日程，皆计顺风为则。”

“丹眉流国，东至占腊五十程，南至罗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东北至罗斛二十五程，东南至阇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华二十五程，东北至广州一百三十五程。”[1]

《宋史》记载从占城、三佛齐、阇婆、勃泥、丹眉流乘海船航行到周边国家的时长，是当时船员的航海经验，反映了12世纪的南中国海海面上，人们利用季风，借助海船，航行于东南亚诸国间的情况。学者考证与宋有往来的交趾位于今越南北部、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阇婆在今爪哇岛、三佛齐在今苏门答腊岛、勃泥在今加里曼丹岛、丹眉流在今泰国、真腊在今柬埔寨、蒲甘在今缅甸中南部、摩逸在今吕宋岛、蒲端在今菲律宾群岛。

二、“南海I号”沉船出水与东南亚地区出土的瓷器

同时期、窑口和形制的“南海I号”出水瓷器在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和东南亚国家亦有发现。菲律宾发现的宋元时期德化窑和磁灶窑军持与“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军持器型相近；[2]在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陈列着当地出土的12世纪德化窑青白釉敞口大盘和青白釉印花粉盒，与“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德化窑器物器型一致；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菲律宾国家博物馆鲍比-奥利蓝达展示的菲律宾八打雁butan沉船出水的宋代磁灶窑酱釉四系罐，与“南海I号”沉船出水磁灶窑器物器型一致。

图1 宋德化窑青白釉蕉叶纹盘

宋德化窑青白釉蕉叶纹盘，口径26.9cm，底径8.8cm，高7.9cm。2002年南海I号沉船遗址出水。敞口微撇，尖圆唇，斜直腹，圈足。青白釉，足底露胎，胎色灰白，胎质细腻坚硬。盘内壁口沿下刻划一道弦纹，弦纹下刻划五组蕉叶纹，篦划蕉叶纹理，内底刻划弦纹，弦纹内划一弧线。外壁有明显拉胚痕迹，底墨书“五”字。

芭蕉树产自东亚、东南亚热带地区，芭蕉叶可以用来盛饭菜，至今，东南亚地区仍有该习俗。丹留眉“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苏吉旦（爪哇岛）“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事，食已则弃之。”[3]“文郎马神（加里曼丹岛），初用焦叶为食器，后于华人市，渐用瓷器。”[4]宋人将瓷器运往东南亚地区销售，改变了东南亚地区人们的饮食方式，瓷器取代了芭蕉叶，来盛放食物和水。瓷器商人将芭蕉叶纹刻划在瓷器上，迎合了东南亚地区人们的饮食观，“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宋德化窑青白釉蕉叶纹敞口大盘、粉盒和执壶是东南亚地区餐具演进的见证。

图2 宋磁灶窑绿釉印花菱口碟

宋磁灶窑绿釉印花菱口碟，口径10.3cm，底径5.7cm，高1.5cm。2002年南海I号沉船遗址出水。模印六瓣菱口，平折沿，弧腹，内底对应连接口沿的菱花接合处皆压印出筋，菱角处压出槽，平底略内凹。胎色灰黄，胎质致密坚硬。通体施绿釉，釉质光滑发亮，内壁印三叶草花卉纹，有花卉一枝居中，两侧各环绕一枝。

“南海I号”沉船出水宋磁灶窑绿秞印花碟、绿秞玉壶春瓶、绿秞葫芦瓶、绿秞熏炉、绿秞菊瓣碗、绿釉粉盒、绿秞军持和绿釉罐等，笔者认为这些货物是面向穆斯林市场的。穆斯林信奉的伊斯兰教崇尚黑、白、绿三色。“色尚白，本色也。爱绿，天授万物之正色也。不用红、黄。红，艳色也；黄，僻色也。” [5]伊斯兰教认为，绿色是神圣的颜色，所以绿色在伊斯兰教徒生活中广泛使用。除了福建泉州发现有宋代伊斯兰教徒墓地外，海南三亚和陵水也发现了梅山墓葬群、干教坡墓葬群、番岭坡墓葬群、土福湾墓葬群等宋代伊斯兰教徒墓地；“太宗雍熙三年占城人蒲罗遏率族百人，避国难，移往海南岛之儋州”。“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邦、番浦，后聚所三亚里番村。”[6]这些墓葬和文献反映了公元12世纪伊斯兰教徒的迁徙路线：从占城到宋地。笔者认为“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绿秞陶瓷器迎合了东南亚和海南岛上伊斯兰教徒的审美。另外，“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宋磁灶窑酱釉罐底部有阿拉伯数字“30”的墨书，沉船还出水有伊斯兰教徒用来净手的绿釉军持，伊斯兰教的传播和信徒的迁徙不但影响了福建地区瓷业的生产，而且开拓了宋瓷的海外市场。

三、“南海I号”沉船出水与东南亚地区出土的宋代铜钱

图3 “南海I号”沉船出土铜钱凝结物

“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铜钱数万枚，以宋代铜钱为主，下限是南宋淳熙时期。类似的宋钱在东南亚地区也有考古发现，“越南河内况赛场宝藏两个陶罐中，共计藏有23000余枚古钱币。其中北宋钱币有20618枚，这批钱币的下限是南宋绍兴时期；越南右龚县发现古钱币10公斤，以宋钱为主，且种类丰富。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雅加达附近出土33枚宋钱，在巴厘诸岛也发现有中国北宋的铜钱。新加坡福康宁的单马锡遗址出土了宋真宗、仁宗时的大量铜钱，现陈列于新加坡博物院中；新加坡建国始于1200年，英国人曾在禁山附近发现中国陶瓷及宋代铜币数枚；新加坡扯旗山炮台也发现了大量宋代的宋元铜宝、熙宁通宝等钱。泰国曼谷东南约80公里的暹罗湾吞武里海域发现的海上贸易沉船，载有唐宋铜钱10万多枚。菲律宾马尼拉附近圣安娜也有宋钱出土。缅甸、文莱各地亦有中国宋钱的考古发现。”[7]“南海I号”沉船出水和东南亚地区出土的宋代铜钱，佐证了12世纪宋钱外流的历史现象。

宋朝时曾多次颁布诏令、敕令、律法禁止金银铜钱外流。与海上贸易有关的史料大致可分三类：

一类记载铜钱等货币向海外流出，部分国家甚至流通中国钱币，如《乐全集》卷26《论钱禁铜法事》“钱本中国宝货，近乃与 四夷共用”；[8]

二类记载在南宋时，铜钱金银自海上流出成为政府禁令的主要对象，如《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记载“自国家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临安出门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凡舶船之方发也，官必点视，及遣巡捕官监送放洋”。[9]

三类记载各种律令对铜钱出海的处罚条款，如《庆元条法事类》中《铜钱下海敕》《铜钱金银出界敕》记载“铜钱入海船者……十贯流两千里”，“诸以铜钱以蕃商博易……十贯配远恶州”，“诸以铜钱出中国界者……五贯绞”。[10]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首先宋代对外贸易量大，商品经济发达，政府虽大量铸造铜钱，但仍不足用；其次宋代货币尤其是铜钱外流严重，政府屡次敕令禁止，律法严格；再次南宋时海上贸易中大量货币流出，成为主要的货币外流通道，当时商人出海携带铜钱，蕃商也接收铜钱作为货币，以至于政府下令严禁与蕃商用铜钱交易，严禁携带铜钱出海。

四、“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香炉与东南亚香料

图4 宋磁灶窑绿釉狮纽香薰

磁灶窑绿釉狮钮熏炉，口径11.3cm，底径6.1cm，高18.2cm。2014年南海I号出土。熏炉分盖与身两部分。器盖为挠首卧狮钮，狮子制作粗糙，表意性强，盖身盔状，平顶，顶部中心穿一大圆孔，壁弧斜，壁上穿三孔，宽平沿。炉身为盘口，口部外侧贴附两铲型耳，束颈，腹部为六瓣瓜棱状，下腹斜收成平底略内凹，腹下接三个兽足，是宋仿商周青铜鼎的造型设计。整件器物胎质坚硬，胎色灰黄，外壁施绿釉。

南海I号沉船出土较完整香具有磁灶窑绿釉狮钮熏炉2件，德化窑青白釉三足炉2件，德化窑青白釉筒式炉1件，鎏银铜香熏器盖2件。瓷香炉烧制成本相对金属香炉较低，宋代制瓷工艺不断发展、成熟，使得瓷香炉开始流行，进而推动了宋代香料贸易。宋代香料主要来自海上香料贸易，“香料，陆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万斤为一纲。[11]宋人在海外贸易中从东南亚获得了大量的进口香料，大量香料的引入是宋人焚香的物质基础。香料通过海船运入中国，如1974年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遗物中，香药有降真香、沉香、檀香等，占出土遗物的绝大多数，未经脱水时其重量达4700多斤。宋太宗“雍熙四年五月,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 ,分四纲 ,各往海南诸蕃国 ,勾招进奉 ,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12]

12世纪初，现在的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爪哇、苏门答腊）产香料。中南半岛占城“地产名香、犀象、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绝少，无羊豕蔬茄,人采香为生” 三佛齐“地亦产香，气味腥烈，较之下岸诸国，此为差胜”，[13]真腊盛产沉水香、黄熟香、速香、暂香、生沉香、生香、安息香、除脂拂手香、麝香木、金颜香、笃耨香。马来半岛佛罗安出产速暂香、降真香、檀香等；登流眉出产白豆蔻、笺香、沉香等；单马令出产降真香、速香、黄熟香头等；彭坑出产黄熟香、打白香、粗降香；凌牙门、丁家庐出口降真香等；吉兰丹输出租降真香。阇婆出产檀香、丁香、茴香、降真香、胡椒和肉豆蔻等。[14]

12世纪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南海I号”沉船佐证宋地的瓷器经海船运往东南亚，泉州湾后渚港沉船见证来自东南亚的香料运往宋地。瓷器与香料的交易，改变着当时东南亚人的饮食餐具，也推动着宋人焚香、祭祀活动，用香群体更加广泛，官民共享，趋向大众化。宋代宫廷中“凡常祀，天地宗庙，皆内降御封香，仍制漆匮，付光禄、司农寺；每祠祭，命判寺官缄署礼料送祀所；凡祈告，亦内出香，遂为定制。”[15]反映了官方祭祀用香；宋代画作 《清明上河图》 上，贩卖香料的商店，其中一家“刘氏上色沉檀拣香铺”的招牌就立在主干道旁，可见民间亦有香料市场。

五、结束语

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赵宋王朝对海外贸易极为重视，出台鼓励通商的政策，加之宋朝长期受到北方辽、西夏、金、元等政权的威胁，西北路上丝绸之路基本堵绝，面向东南海路，发展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乃势所必然。

“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蕉叶纹瓷盘、绿釉瓷器、香具、铜钱、锡器、宝石、胡椒等船货和东南亚的饮食、物产，穆斯林在东南亚的迁徙有关，见证了12世纪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反映了12世纪宋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出土的瓷器、金属器、竹木漆器等船货背后，焚香、点茶、插花和养鸟的风俗时尚，指南针导航技术，瓷器制作、铁器铸造和海船建造工艺等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两地的交往中进行着传播。宋与东南亚诸国的经济贸易活动推动了两地人们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