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哲

摘 要 当美国播客产业如火如荼发展之际，中文播客在音频市场始终没有开辟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但随着中国迎来“耳朵经济”时代，播客这一稚嫩的舶来媒介在中国正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文章梳理了播客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发现了播客的沙龙属性，并将播客与广播进行区分，从媒介、内容、受众、生产的角度分析了播客在中国的发展优势。

关键词 中文播客；沙龙声音；媒介广播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23-0081-04

1 中文播客的发展脉络与生产特征

1.1 发展热潮：舶来媒介的此岸新生

“播客（Podcast）”诞生于21世纪初的美国，其名由苹果公司的便携多媒体播放器“iPod”和“广播（broadcast）”合成而来，是指一种基于互联网、利用RSS等技术发布、可供用户订阅后自动接收的聚合数字音频文件[ 1 ]。如今，距标志播客诞生的事件——2004年亚当·库里（Adam Curry）开发首个可订阅客户端Podcatcher已有十六年[2]，伴随以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播客节目Serial为代表所引领的播客复兴热潮，播客这一新兴的互联网数字媒介正大跨步进入如火如荼的商业化发展时代。

与相对成熟的美国播客产业不同，中文播客的发展仍处在萌芽阶段。但彼岸风生水起之时，此岸也有暗流涌动。虽然商业模式不甚明朗、普及程度尚属小众，中文播客正以随风潜入夜的姿态迅速地浸润注意力市场。2019年，中文播客见证了内容广泛化、制作机构化、机构专业化和媒介商业化，更多群体开始将播客作为自己的内容消费 之选[3]。艾媒咨询《2019—2020中国在线音频专题研究报告》指出，2019年中国有4.89亿在线音频用户，预计2020年该数字将达5.42亿。中国在线音频迎来“耳朵经济”全场景高速发展期[4]，数字音频市场的发展前景一片广阔。

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意外催生了播客等文化内容产品发展创新的沃壤。迫于社交隔离的防疫要求，线下研讨会、讲座、论坛、课堂等文化活动纷纷停摆，而与之对应的是，人们获取信息、新知的需求与交流、表达的渴望不减反增，拓展线上渠道成为必然之势。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与音视频通讯技术的发展，学界与业界联合自发组织的线上公益文化活动如讲座、论坛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填补了特殊时期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空白。而播客作为文化传播的新型媒介载体，也积极把握住了此次的发展机遇。2020年3月，国内首款基于RSS的中文播客App“小宇宙”上线，不仅俘获了大量忠实听众，更吸引了部分潜在的草根生产者参与到节目制作中，实现从用户到生产者的转变。根据Listen Notes的统计数据，2020年4月平均每天出现的新中文播客超过10档，中文播客的数量在5月已达1万个，呈井喷之势；截至2020年10月31日，在小宇宙App上有97档新中文播客节目订阅量破千[5]。在小宇宙的成功范本下，喜马拉雅、蜻蜓FM、网易云音乐等平台纷纷主动投身中文播客浪潮，针对播客内容调整产品，另外更有老牌互联网公司开始研发独立的播客产品，为加入播客赛道整装待发，如快手也已正式发布新播客App“皮艇”。正如美国经济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人人成为制作者而不限于消费者”才是扁平世界里最具革命性的合作形式，随着平台拓展、更多的优质内容生产者入驻，平台、创作者、听众形成上下联动，播客这一稚嫩的舶来媒介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正焕发蓬勃的生命力。

1.2 生产特征：以声为媒的沙龙复兴

然而，尽管已经有生产者看见发展机遇与红利，并将播客节目视为产品、摩拳擦掌准备一举进军播客市场，中文播客仍以UGC（User-generated Content）、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为主要生产模式。受到个人独立播客的资源、水准等限制，对比美国播客兼具时事新闻、叙事、访谈、深度阅读、纪实等丰富种类的节目，中文播客节目形态较为单一，目前以聊天访谈类为主，本文中笔者将重点讨论这种节目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聊天式对谈并不意味着严肃内容缺席。据苹果发布的2019年度最佳播客榜单，包括大内密谈、故事FM、头号玩家、无业游民、忽左忽右、BYM职场系列、博物志、剩余价值等在内的14个播客，触角延伸至文娱艺术、个人成长、社会科学、科技、新闻热点等各大领域，内容体量丰富庞杂。就其生产形式、内容与影响的层面而言，聊天访谈类中文播客可以视作数字音频版文化沙龙。沙龙诞生于17世纪的法国，复兴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法国，是介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文化社交场所，被哈贝马斯视为“公共领域”的发端，曾为美国现代主义文化生产提供了隐秘的发展空间与孕育平台[6]。而中文播客正是漂浮于主流大众媒体、个人社交媒体之外的第三大陆，扮演了社会黏合剂与思想催化剂的角色。作为一款互联网数字产品，播客不仅显著突破了传统沙龙对场地、共时性的要求，还在沙龙参与者之外允许了旁观者的存在，把小型的家庭客厅拓展成为人数不设限的公共讲堂。而评论区则是由听众组成的次级大型沙龙，听众在此交流收听心得、补充讨论，其中不乏精彩言谈。仅在小宇宙App上，热门播客“随机波动”的单集播放量就可达3.4万，评论留言达到302条①。

如果說传统沙龙是“一块独特的飞地”[7]，那么中文播客便形成了中文互联网中一块独特的“虚拟飞地”。创作者将录音设备放置于私人言谈的沙发边上，就开启了公开场合的麦克风，消弭了私密与公共的边界，把私人观点凝聚成公共话语流向公众，完成了从个体表达到多方互动、从自我体认到群体认同、从私人空间到公共领域、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实践探索。

缘于播客新式舶来品的属性，现阶段的中文主播大多是学历较高（往往有海外留学背景）或在学界、业界有一定知名度的知识分子与互联网意见领袖，如青年学者、媒体/法律/文化/科普从业者等。其中一部分主播亦兼为美国早期播客听众，受到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化思潮影响，思想较为前卫，在他们投身于播客制作实践的过程中，常常从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女性视角解读社会时事、长期热点议题、公共领域文化现象，其中女性群体的困境、社会结构中的隐形暴力是经常出现的议题。以近期上海名媛拼单群的爆款文章为例，该文发布后在互联网掀起议论热潮，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沈奕斐与律师商建刚在“沈奕斐的播客”发布《谈互联网污名化：我为什么讨厌对“上海名媛群”的嘲讽》，记者祝羽捷邀请作家侯虹斌做客“落选沙龙”，发布《“名媛”背后：阶层焦虑、厌女与慕强》，“活字电波”发布《群嘲“拼单名媛”遮蔽了哪些真正的女性问题》等等，不同身份、文化背景的主播输出了多元学科的理论解读，为受众提供了对单一事件进行全视角反思的可能。

2 中文播客的受众心理与发展优势

2.1 媒介冷性：广播电台的传奇续章

不同于视频和文字，播客更接近口语传播这一最古老的传播方式，以言语的形态介入人们的生活，与一百年前的广播不谋而合。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将广播电台喻作“部落鼓”“有力量将心灵和社会合二为一的共鸣箱”，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只有言语能力能与之匹敌。“如果坐在黑暗的屋子里谈话，话语就突然获得新的意义和异常的质感。话语的质感甚至比建筑物的质感还要丰富。”[8]在麦克卢汉写下这行文字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播客为聆听者提供了另一个“黑暗屋子”的想象，自点击播放选定的播客文件、戴上耳机的时刻起，我们便走进了这间黑暗的屋子，开始旁听屋内的谈话。作为一种单纯的媒介，音频在抓取听觉感官的同时留下无数线索，从“在场”到“不在场”，听众收听高清晰度的播客内容的同时，对录制场景、主播其人的想象也在正在发生。

在数据极速传输的5G时代，享受视频即时传输便捷性的同时，人们也承受着眼球信息过载的负担。播客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一方面，播客解放了影像发达时代人们的视神经，使人们长期黏滞于电子屏幕上的目光得以暂时抽离，消解视觉与精神疲劳，原本单一媒介的“缺陷”现在反转一跃成为优势；另一方面，播客丰富、深度、垂直深耕的内容特征又缓解了人们的信息焦虑，满足了人们汲取严肃内容的需求，成为文化充电的不二之选。面对大量视觉信息与人体生理局限的矛盾，它是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

声音具有不可复制性，在播客时代，声音即颜值。PodFest China《2020 中文播客听众与消费调研》报告指出，50.5%的播客听众几乎每天都会收听播客，28.5%的听众每周收听时长在6小时以上，人们往往选择在乘坐公共交通（53.9%）、闲暇休息（51.8%）、做家务（48.8%）、睡前（39.8%）时收听播客[3]。播客成为日常活动的背景音，静水流深地渗透进生活的缝隙，主播声音的独特性逐渐变为不可替代的感官氛围建构，陪伴式收听成为一种习惯。借助音频媒介传递的话语因声音的人格化而蕴含了更丰富的层次与面向，声音通过耳膜激发观点和情感的共振，与听众之间形成奇妙的情感联结。

2.2 受众心理：审慎克制的合理依赖

报告显示，76.1%的听众具备一年以上的收听史，33.3%的听众承认“粉丝效应”是他们追随特定主播或嘉宾的重要原因[3]。但粉丝效应绝不足以解释播客听众的依赖感与忠诚度。麦克卢汉对广播媒介怀有敏锐的警惕，他直言“希特勒之所以能出现在政治舞台，这与他利用广播对公众发表谈话有直接的关系”[8]。但他同样指出，广播属于热媒介还是冷媒介，完全取决于一个条件：广播引入的文化里，人们的文化素养高还是低。这就引出了当代中文播客在受众端迥异于广播之处：受众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高知、高收入群体，中文播客就其目前的特性来看无疑是冷媒介。报告显示，播客的大学本科学历用户占比达到60.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用户占比达到26.3%，41.2%的用户月收入1万元以上[3]。他们是卡茨“使用与满足”理论中积极的受众，对自己的需求有清晰的把握，践行着以目标为导向的内容消费行为。在最初选择信息源时，他们就已经主动地进行了一次严密的把关，对于未知的播客内容也往往保有批判的审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不少用户在失去兴趣时便会退出收听，还有部分用户会依据播客开头的内容判断是否听完整期节目[3]。

不同于定时定点的收音机时代的广播，移动互联时代的播客具有灵活性与便捷性，允许了更多的使用场景，从而弱化了声音对注意力的卷入；在播客App小宇宙、泛音频平台喜马拉雅、蜻蜓FM、网易云音乐中，增加了评论功能，便于主播了解收听效果、调整内容、更新创意话题库，也形成了互动与反馈的良性循环。不少播客节目开设了听众群，在听众接触播客、满足媒介内容消费的需求之后，又提供了满足社交需求的选项，实现了互联网的跨平台追随，增强了主播与听众之间、听众内部的纽带与联结。声音本身具备社群属性，对同一播客的往期价值输出持有普遍认同的听众，实际上处在兴趣与观念的同温层，对彼此的存在有着更充分的体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听众社群也往往有更强的吸引力与向心力。

2.3 生产优势：灵活流淌的临场思想

从生产角度来说，播客节目录制只需录音、剪辑设备，在如今的移动互联时代甚至仅凭一台智能手机即可完成，非专业人士也能得心应手地制作出清晰流畅、观赏性强的节目。由于制作成本低、流程高效便捷，创作者极大程度上突破了资金、技术、时间、场所等方面的桎梏，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优质内容的生产创作中。疫情期间，异地主播以线上连线的方式实现节目录制，而通过后期调整音频、音量，可以呈现出不亚于以往的声音效果。这种灵活性还体现在节目更新的频率上。现阶段的中文播客往往没有固定的更新频率，而大部分听众对更新频率也无太高预期，这有利于主播对一个话题进行长线准备、打造优质节目，也进一步降低了业余主播“入坑”的门槛。

此外，播客以单纯的声音为媒介，主播、嘉宾不再囿于镜头的凝视压力，在节目中往往能够回归一种更质朴日常的说话状态。而张弛有度的对话氛围有利于逻辑事实梳理、思想观念交流与个性情感表达，正如同为播客听众和受邀嘉宾的青年学者、作家淡豹在PodFest China2020年会上的发言，播客提供了很多“不是来自权威的结构化的设计”“临场的不在提纲上的东西”[4]。这种自然流淌的特性也适应了听众的收听场景，强化了播客的伴随属性。

由于目前中文主播的身份背景差异比较小且集中于文化领域，主播间存在的同温层也增进了他们在线下线上交流的机会。不同节目的主播互相邀請对谈的行为时有发生，听众也乐于旁观自己喜爱的主播之间的互动、看到不同学科领域碰撞出的思维火花，从这一层面来说，内容创作者以强强联合、携手共进的真人社交方式，节约了邀请嘉宾的成本，提升了节目制作的效率也促进了学科、思想与文化的流动。

3 结语

中文播客从其声音属性而言具备了传统广播的优势，又因受众的自主性中和了后者一味输出的隐患，既具备了较强的用户黏度，又以低门槛的生产成本拓展了私人交谈与公共言说的边界，促进了思想的碰撞与文化的传播。尽管目前还在摸索与实验阶段，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尚未明朗，但播客作为新时代新形式的文化媒介，其前景依然值得期待。

注释

①这是截至发稿前，节目《【随机波动023】对话姜思达：除了底气我们如今一无所有，不如干脆自由生活》】的播放量和评论条数。

参考文献

[1]许惟一.中文播客市场有望进入快速发展期[N].国际出版周报，2020-10-19（007）.

[2]宋青.播客：音频媒介融合与“新听觉文化”[J].中国广播，2019（4）：23-27.

[3]PodFest China：2020中文播客听众与消费调研[EB/OL].（2020-07-27）[2020-11-07].https：//podfestchina. com/portfolio/podcast-audience-report/.

[4]艾媒报告中心（report.iimedia.cn）.艾媒报告|2019-2020年中国在线音频专题研究报告[EB/OL].[2019-12-16].https：//report.iimedia.cn/download. jsp？reportId=38953.

[5]语境.刺猬公社|梁文道、姜思达跨界对谈，一场“重要的少数人”的狂欢.[EB/OL].[2020-11-02].https：//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66775995170 908&sudaref=s.weibo.com.

[6]刘英.女性与沙龙：现代主义文化生产与流动空间[J].妇女研究论丛，2019（6）：110-118，125.

[7]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8]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