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

摘  要：屈原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楚辞》不同篇章的理解，深入探讨《楚辞》的创作背景，探讨楚文化在《楚辞》当中的具体体现及楚文化对于后代的深远影响，挖掘《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巨大价值与影响。

关键词：楚辞;楚文化;神游;骚体;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5-0-02

一、楚文化之地理条件

文化一词的解释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辞海》中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化、艺术、教育、科学等，同时也泛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根据上述可知，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由于其渗透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广泛性的传承性的概念。楚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深远，深深地渗透在了其后历史朝代的继承与发展中，正如姜亮夫在《夏殷民族考》中所说的：

武王既诛纣，周家八百年之孕育，糅夏（周为夏后）、殷两族文化而协调之，遂完成其为吾族文化之大本大根。不论其为文字语言，为政治，为经济，为社会制度，为家族，为民习，乃至于为学术思想，莫不定型。此所以成其为春秋之诸子，战国至奇放。[1]

姜亮夫提出“吾族文化之大本大根”的观点，独见楚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之深及其根基之稳。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楚文化发源地是长江流域的荆楚大地，重要的文化活动中心。春秋战国时期，《楚辞》中所提到的楚国境内以荆江为界的两条湖泊——洞庭湖与云梦泽，对于楚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山海经》中记载：

洞庭之山……帝之儿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阮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暴雨。[2]

洞庭湖由于面积之大，气势蓬勃，在江南地区多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意感兴怀之地，屈原在江边吟咏时作出《九歌·湘夫人》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经久不衰的诗句。地理位置的优越为楚国国力的雄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战国时期，楚国与秦国势不两立，《史记》中记载：“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秦国势力增强则楚国变弱，楚国实力增强则秦国变弱，二者力量势均力敌，难以分出高下，直至秦出兵武关“弱楚”之时，两湖流域江南人民奋起反击秦军的入侵。无论是从食物、武器装备，亦或是群众力量上来看，以洞庭湖与云梦泽为标志的楚国的优越地理位置，都彰显了楚国的强大国力。这为楚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坚实物质基础。正如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叙录》中所总结的：

楚日以大，而云梦、江夏、洞庭、湘、沅、淮、泗之间，其土地肥沃，遂尽得夏、殷之故及三苗、蛮夷之长。其文化既承袭固制，复以时以地而有所创新。以后进新兴之族，因地制宜，故其民生健硕。公室氏室虽暂失于秦，而其民之健犹故也。[1]

姜先生认为楚国因介于多湖之间，具备了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等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发挥所长，文化上能够在继承中创新，这使得其国强民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稳健，无论其是否为战国至霸，都为后代民族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对于推动历史的发展进程起到了奠基与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楚文化与《楚辞》的“神”

在屈原的神游观念里，读者往往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于自由的向往与理想世界的无限憧憬。无论是以神仙为主人公的神游故事，还是其浪漫主义的充分发挥，在不久之后的秦汉等历朝历代的文学著作中皆可有所见。例如后代以继承屈原“神游”思想为代表并衍生为“隐仙”思想的《招隐士》。汉初身居江淮故楚之地的淮南王刘安及其群臣创作的“屈原赋”类骚体诗作，《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淮南王有赋82篇，其群臣有赋44篇。[3]王逸认为《招隐士》不仅是以屈原“游仙”思想为文学创作的出发点，融入了“隐仙”的思想，還发扬了《楚辞》的文学创作体裁，保留了《楚辞》的艺术特色，使“神”的思想被永久地继承下来。在此后的以《洛神赋》为代表的书画论、以司空图为代表的《二十四诗品》、陆机《文赋》等诗歌创作的意境论中都得以挖掘与发展。

从文化习俗上来看，楚人对其文化中的“神”有着特殊的理解与崇敬之心。《楚辞》中的“离骚”“九章”“远游”“九歌”等篇皆足以体现楚民对于“神”的追求、“仙”的敬畏。例如“九歌”中的北土诸神，“河神”被称为南浦美人，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壮汉;“农神”没有身宽体胖的形体，“火神”变成飞扬缥渺的佳人;“山神”不是身带铁锤的力士，反而是“含睇”“宜笑”的绰约美人;没有以牛、羊为祭的奢华宴席、高朋满座，而是代之以蕙肴、桂花酒、兰藉、椒浆等美好芳香之物。以此可见，“神”的高洁神圣不仅体现在屈原的心中，更渗透于楚文化中。

三、楚文化的影响

3.1楚辞体与骚体的形成

姜亮夫认为“汉世文章尽在楚”，可见，以屈原、宋玉的词赋为代表的在先秦文学中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表现的楚文学，直接为汉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开拓了道路。

皇室子弟，多好楚辞，刘邦为表达维护天下统一的豪情壮志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由于汉初之际，君臣多为楚人之后，因此楚歌不绝楚声不断。楚文化的主导作用和楚文学的巨大影响体现在汉初的京城内外、朝廷上下，社会上作辞赋与读楚辞的现象蔚然成风。屈原的离骚体，被视为诗词歌赋的主流文体。

汉武帝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汉代骚体诗创作进入了极盛阶段。汉武帝为加强统治及主观个人需要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罢黜道家黄老之学后，在文学艺术上喜好词赋而大力弘扬楚文化传统。因此以楚文化中的代表《楚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能够品读与鉴赏《楚辞》、擅长作词赋的文人墨客，也因此享有了前所未有的高贵地位。

汉武帝不仅命其学者编着解说《楚辭》的著作，例如刘安的《离骚传》，且招纳与宠幸辞赋家。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了一定社会时期的文化发展，与此同时，文化又反作用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等。因此，《楚辞》被视为同《春秋》一样的经典而成为历朝历代人们的必读之物，楚辞作品亦随之编辑成书，无论是辑本或是考证等，楚辞体的诗歌通过成于帝王、再到文人墨客之口、再至被平民百姓所推崇，皆可见得楚辞体的创作高潮，进而反映了楚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汉代的“赋”由“楚辞”转化而来，最明显之处在与其对于《离骚》或《橘颂》篇等句式的继承，从字尾的“兮”字可以看出。

《汉书·艺文志》有：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又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

可见虽然汉赋被视为楚辞或其相同流派中的作品并不甚多，且又自立门户，然而其作品本身却是建立在《楚辞》的基础之上的，通过以其为典范，模仿《楚辞》的句式与文法，继承屈原赋的思想，例如后人关于汉乐府对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思想的评价，认为是《九章·思美人》中“娱忧”的缘事而发的继承。

3.2 对乐府诗与汉赋的影响

汉代的乐府诗出现于民间，历代学者认为其为汉代社会南北朝文化融合与发展的产物，是适应统一社会的生活变化和语言演进而形成的新的诗体。与《楚辞》的相同之处在于其句式的灵活性与多样化，不同之处在于乐府诗不带有楚歌楚辞在诗歌语言形式上的语气助词“兮”的典型特征、在音韵节奏与诗歌风格上乐府诗更加灵活与富有创新、语言上比骚体诗更加口语化。由此可见，汉代乐府诗是在以《楚辞》的文学创作体裁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应社会生活变化及发展中的语言而产生。而汉代的乐府民歌，亦在汉初兴盛的楚歌、骚体的影响下，通过与赵、代、秦等各地的歌谣进行传播与融合，自然而然地扩楚声而成新体，极大地促成了不同文化间的互相渗透。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评论：

学《离骚》者得其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3]

汉魏六朝之后，五言诗的发展，亦受到了楚辞词句与思想的影响，例如晋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中所写：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4]

有学者认为其中的“绪风”，最早见于《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故阴”被理解为秋冬之意，名句“池塘生春草”亦是从《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一句引发出来的。可见楚辞的传统，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国诗歌的发展史当中。

四、结语

楚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楚文化的诞生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出现了以《楚辞》为代表的对中国文学史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战国以后，汉代文学在楚文化的影响下继承、提炼，逐步从中独立出来。由于汉文学对于楚文学的借鉴与融合，使得楚文化确定了其在几千年来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中的主导地位，源远流长的楚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与来源，更孕育着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

参考文献：

[1]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高山.山海经（第五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3]蔡靖泉.楚文化流变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4]尹锡康，周发祥.楚辞资料海外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