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翻译是一种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交流活动。每种语言对应某种特定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决定了语言必然是不同的。本文将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对《红楼梦》中汉语习语的不同翻译。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习语翻译的两个英译本，探讨文化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总结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并指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会对翻译和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以期能够有效地指导翻译。

关键词：文化差异;《红楼梦》;习语

作者简介：陈红梅（1996.2-），女，汉族，重庆合川人，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方向：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5-0-03

曹雪芹编著的《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而且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这部小说主要是通过讲述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爱情悲剧故事来揭露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兴衰过程。但小说不仅仅局限于描写悲剧爱情故事，而是通过描写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描绘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生活图景，并预示了封建社会的最终覆灭。

《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在外国文化中广为流传。因此，对于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乏有很多译本。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个英译本分别是由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英译版《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由牛津学者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本文包括四个部分，旨在从文化与翻译的关系角度对比分析霍克斯和杨宪益两英译本中的一些习语例子，以探索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尤其是这些文化差异对汉语习语翻译的影响。因此，译者需对不同文化背景有所了解，以便译文能够有效传达出原作的文化意义。

一、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的翻译理论

（一）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翻译理论

杨宪益和戴乃迭是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翻译家夫妻，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事专业翻译工作以来，他们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其翻译量达上千万字。《红楼梦》是他们的优秀译本之一，他们在译本中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无限崇尚，并且他們的文化翻译观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杨宪益夫妇在《红楼梦》中所体现的翻译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译文要忠实于原文和保持译文的通顺畅达;二是尊重中国文化。他们采用“仿译法”来翻译《红楼梦》。杨宪益夫妇坚持他们一贯的翻译理念：向外国读者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因此，他们在翻译中保留了大量的汉语成语、俗语、文化词语以及各种比喻所反映的民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使中国语言的文化特色得以充分再现。此外，他们主要采用异化策略和直译法，使译文符合原作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通过异化、直译等翻译策略和技巧，保留了这些词在源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基本含义，忠实地向读者传达了原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

（二）霍克斯的翻译理论

大卫·霍克斯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年轻时即翻译《楚辞》（The Songs of the South），其著作A Little Primer of Tu Fu更是具权威且广为人知的唐诗翻译作品。而他的译作The Story of the Stone《红楼梦》更是身为翻译家非凡成就的印证。

霍克斯在从事翻译工作时，十分重视“三个忠实”原则，即对作者和读者的忠实，以及对艺术的忠实。他不仅坚持翻译要以作者为中心，而且要以读者为中心。增强译文的文学性和审美性成为指导霍克斯翻译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在这种指导原则下，他的翻译趋向于一种“交际翻译”。霍克斯善于运用母语英语进行翻译，使译文显得更加流畅。意译是霍克斯翻译实践中最常用的翻译方法。在翻译过程中，霍克斯倾向于用西方读者所熟悉的意象代替源语言的意象，用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去翻译原文，尽可能地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需求。因此，他在翻译《红楼梦》时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如霍克斯将《红楼梦》译成《石头记》。

二、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翻译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它不仅涉及到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涉及到文化的转换，因为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语言，同时一个社会的语言也是其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种语言的词汇差异都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特征。因此，一个译者不仅要对自己本国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有所了解，还要有其广泛的知识储备。译者应理解这些作品背后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译者还需对比分析语言中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内涵。

所谓翻译，就是文化信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因此，可以说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霍克斯有着扎实的汉语功底，他翻译的《石头记》译文优美流畅，受到了翻译界的高度赞扬。然而，汉语毕竟不是他的母语，由于对文化的误解，在翻译过程中造成了许多误译。例如，在《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有一段宝玉和茗烟之间的对话：“宝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咱们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做什么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他的家。”霍克斯将“倒忘了”译成 “I've forgotten where they live.” “倒忘了”是汉语里面常用的口语。它指的是某人一时之间没有想起某件事，后经别人提醒之后才想起这件事，而不是真的忘记了。此处造成霍克斯的误译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的，这说明理解一个词背后的文化内涵对于翻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三、《红楼梦》中习语翻译的对比分析

习语是文化的载体，亦是语言的精华。习语一般指那些世代相传、常用在一起，具有特定形式、特定搭配、有特定意义的词组。习语的翻译往往涉及归化和异化、直译和意译等翻译策略与方法。《红楼梦》中的习语更是数不胜数，随处可见，如四字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等。这些习语对曹雪芹语言风格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的展现，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翻译习语时，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有时采取相同的策略，翻译有相似之处;但有时他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使得译文截然不同。下面是一些例子：

例1：刘姥姥道：“这倒不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看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红楼梦》第六回 ）

杨译：”Dont be so sure，” said Granny Liu.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Work out a plan， trust to Buddha， and something may come of it for all you know.”

霍译：“I wouldnt say that，” said Grannie Liu.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Its up to us to think of something. We must leave it to the good Lord to decide whether he will help us or not. Who knows， he might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we are looking for.”

从这两个译本可以看出，霍克斯使用归化的策略来翻译习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根据英语的表达，“天”被翻译成“God”，这无疑是一种等效翻译，使外国读者更容易理解其含义。然而，霍克斯将“天”译成西方人所信奉的“God”，很容易导致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让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宗教信仰，即信奉基督教。而杨宪益将“天”翻译成“Heaven”，既巧妙地避免了变成基督徒的尴尬，又传达了原文的基本含义，保留了原文的风格，体现了中国的宗教文化。

例2：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红楼梦》 第三十一回）

杨译：“You know the ancient saying，” put in Baoyu. “‘A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can hardly purchase a smile. And what are a few fans worth？”

霍譯：Bao-yu laughed. “The ancients used to say that for one smile of a beautiful woman a thousand tales are well spent. For a few old fans its cheap at the price！”

“千金难买一笑”是中国的一个典故。杨采用异化策略来处理这一典故。杨的译文与原文一致，其主要含义是对等的。杨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忠实于原文，保留了原文的神韵，让目标语读者感受到一种异国情调。而霍克斯则颠倒了原著中句子的正常顺序，他考虑到目标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缺乏一定的了解，于是在“smile”后面添加了“beauty woman”作为其定语来修饰“smile”，使译文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其译文。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会使原文的独特魅力大打折扣。霍克斯运用归化策略改变原文的句子结构，通过增加一些词语的方式再现原文的含义，体现了西方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为汉语谚语的翻译提供了新的思路。

例3：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红楼梦》第十六回）

杨译：...accusing the elm while pointing at the mulberry tree.

霍译：...cursing the oak - tree while they mean the ash.

汉语成语“指桑骂槐”意思是指着桑树数落槐树，比喻表面上骂这个人，实际上骂那个人。杨宪益采用异化策略，在翻译中保留了“桑树”和“槐树”的形象。但是霍克斯采用了归化策略，没有翻译“桑树”和“榆树”，而是将其译为“橡树”。这种翻译差异是由不同的地域文化造成的。桑树原产于中国，槐树在中国栽培历史悠久，常作为园林树木和行道树进行种植。由此可见，“桑槐”一词具有鲜明的中国地域特征。霍克斯虽然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传达了习语的隐含意义，但却没有为外语读者保留原文的“异国情调”，也没有传达出汉语习语所暗含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信息。

四、结语

从以上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在翻译汉语习语过程中，当中西文化发生矛盾冲突时，杨宪益和霍克斯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处理方式。这与译者各自的目的密切相关。杨宪益夫妇主要采用异化策略，力图保持原文的文化特色，目的是尽可能地向英美读者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异国风情。而霍克斯则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这使得译文流畅，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其目的是为了迎合英美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霍克斯和杨宪益虽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但他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翻译与文化二者密不可分，翻译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再现原作的文化内涵。因此，笔者认为：译者若想翻译出优秀的作品，必然要对源语和目标语背后相应的文化有所了解和掌握，才能灵活地运用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为翻译界作出真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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