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祖慈

夏日中，武汉市民在长江中畅游。摄影/Tauno Tohk

2016年武汉横渡长江活动虽取消，但游泳爱好者坚持下水。摄影/刘郎才气/图虫创意

大磉哥，圈子里的人都这么亲切地称呼俞关荣。“大磉”，是他在游泳爱好者论坛曾使用的网名。

磉，指柱子底下的石墩，稳固而坚定的意思。在朋友眼里，他们的大磉哥仗义、耿直、充满善心。

他一生遭际诸多，乞求过死，懂得了生。作为武汉长江救援队第一任队长，队伍成立后的近十载救援中，成功挽救了700多条生命，上百个家庭。

在他走的那天，身边却连一个能送他的人也没有。

一个没患过大病的人

2月6日上午10点多，长江救援队秘书长郝振海接到了俞关荣妻子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噩耗——俞老刚刚在武汉市第六医院不幸去世。

这个消息，对俞老身边的人而言，如晴天霹雳。

就在同一天早上，妻子王天蓉还去了趟医院，给丈夫送了增强免疫力用的白蛋白。跟医院里的护士打听丈夫状况时，护士回答的是“还好”。谁知刚回到家，还来不及坐下，就接到了医院的通知：人已经不行了，赶紧过来。

俞老的病情并非一瞬间惡化。1月23日晚上，郝振海在朋友那儿得知老队长患病的消息时，第一时间给老队长打了个电话。“他说他（发热）39°8，然后呼吸比较困难”，他到现在都记得，俞队一直在电话那头说自己总感觉缺氧。

“你怎么传染上了这个病？”他问电话那头的俞队长。“这个病”，指的是在武汉爆发、蔓延至全国的新冠肺炎。直到1月23日前后，人们刚开始试图辨认这一病毒的真正面目，但心中仍有太多未知及不确定。

早在1月11日，俞关荣从同学会回来后，便有了感冒症状，连妻子也出现了相似症状。二人去医院诊断后，医生给俞关荣打了一针头孢，妻子因皮试未通过，就注射了另外一种进口的药。

看病回来后，妻子身体渐好，但俞关荣的病情却急转直下，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武汉市新冠肺炎的病例数一夜暴增。据国家卫健委的通报，1月11日新冠肺炎由武汉一地的41例，1月22日已扩大全国多地的571例。

1月23日，武汉政府宣布封城：从当日10时起，全城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那一天，俞关荣和妻子骑共享单车去了医院。医院内大排起长龙。

“环境特别糟糕，人太多了”，在1月25日和俞关荣通话时，郝振海了解到他当时的状况，嗓子眼总冒出黏腻的痰，吐不出咽不下，卡在那里，像堵住呼吸一样，“必须每两分钟喝一次水，用这个水把黏痰往下冲”。

从电话里听见俞队的声音，郝振海吓了一跳，“就剩了一点点声音了，他说他浑身在发抖。”

1月26日，俞关荣拍完CT后，被医生告知双肺感染严重，但并未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朋友的帮助下，1月29日他终于住进了武汉第六医院的病房。

对于这一刻的俞关荣及其家人而言，住院本应该意味着一线希望，代表着心安与转机。谁知住院却成了那段日子里，俞关荣最痛苦不堪的时刻。

医院的病床躺满病患，卫生状况堪忧。俞关荣曾在电话里告诉妻子，护士们太忙了，病人的屎盆和尿盆根本来不及倒。

2007年8月18日俞关荣组织并参加了武汉-鄂州100公里极限挑战赛。供图/郝振海

妻子请求医生，能不能让她进去打扫一下卫生再出来，但当时医院已对病患实施强制隔离，家属甚至无法同自己的至亲见上一面。妻子知道丈夫向来极爱干净，跑去买了成人纸尿裤，但最终还是没能送进病房。

俞关荣住院的第二晚，郝振海收到王天蓉发来的求助短信，“……里头脏得不得了，生不如死”。

2月5日早上，郝振海和现任队长张建民给俞关荣送去一盒药，希望这盒药能够挽救俞队的生命。在几位朋友眼中，这是当下非常时期的“救命的药”，能在日益严峻的疫情中保命。

没想到仅仅过了24小时，长江救援队的队员们就得知了噩耗。

张建民一下子就哭了。如今回想起来当日的情景，依然数度哽咽。在郝振海看来，虽然直到临终前老队长都未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一个从未患过大病的人就这么没了，至今仍不敢相信。

在郝振海的记忆里，俞队是最健康、最不该被病魔打倒的那一个，刚过71岁的他，还会和队友们“比拼”朋友圈走路的步数。每天俞队的步数，都是一万多到两万步。

不久前，俞队去了趟成都，培训队员救援课程。临出行，俞关荣跟郝振海聊了救援队未来的发展。

没想到，那次见面却成了诀别。

一群喜欢游泳的人

不论是张建民或郝振海，与俞关荣的初相识，都绕不开游泳，和一个叫悠泳网的论坛。

在社交网络并未像今日一般普及的2005年，一群游泳爱好者们便在这个论坛里，建立了自己的虚拟社群，分享着与游泳相关的一切。

张建民说，当时谁要是在水里救了个人，便会发帖子大肆“吹牛”一番。线上的网友，有时会在线下聚会。张建民对俞关荣的印象是，不喝酒也不打麻将，“总是穿得像个老大哥”。

这位“老大哥”即使救了人，也不会在论坛上发帖“吹牛”。

张建民说，武汉当时有12支业余冬泳队，分布在武汉的两江，如武昌、青山、汉口等各个区域，队伍全部由喜爱游泳的市民组成。同住长江边上，即便各自离得有点儿远，也是在一条江里游泳，寒来暑往，不分季节。

武汉又名江城，依江水而兴盛的城市孕育出了水文化。1956年，毛主席在这里横渡长江，曾写下一首《水调歌头·游泳》，词中别有一番畅快——“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尤其到了夏天，市民都喜欢去到长江里亲水，从沿岸众多的码头上，直接跳入江水游泳。

在江里游泳，总无法避免溺水事故。据武汉市水上公安局统计，2010年前，平均一年因溺水而亡的多达百人。

俞关荣便想，既然大家都擅长游泳，又热心救人，何不组织一支水上救援队？

这一想法在2010年得以实践。起先他在悠泳网上发出了号召，没想到12支冬泳队的上百号人纷纷响应并加入了队伍。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队伍就这样成立了起来，没有任何资金来源、设备支持，全由俞关荣及队员们自掏腰包。张建民记得队员们入队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队服。二三十块的黄色队服上，印着“武汉水上救援队”几个统一字样。

自此，俞关荣参与并指挥了救援队大大小小无数场救援任务。2016年6月，湖北省发生洪涝灾害。新洲的河堤溃口，迅猛的水流倾泻而下，一瞬间淹没了周遭的村庄和楼房。

新洲一名救援支队的队长给俞关荣打电话请求支援。俞关荣收到请求后，带队紧急调配了冲锋舟便开来新洲的水上“捞人”。当地的河水已漫过两三层高的房屋，水势汹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喊救命，第一次差点给冲跑了”，郝振海对当时情景記忆犹新。

67岁的俞关荣和他在同一艘冲锋艇上，他们救下因家被淹没而抱在树上已有两个小时的人，也在一段危险湍流中将一对险些遇难的母子拖上了艇。

在那一个月中，俞关荣带着队伍辗转多个乡镇及社区，安全转移了1277人。

2010年前后，多家民间救援队在中国不同地区陆续组建，如2007年成立的蓝天救援队，2008年的公羊队，2013年的蓝豹救援队……这些都是由民间群体自发组建、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组织，并专长于山野、城市、水域等多个领域的专项或综合性救援队伍。

2015年，武汉水上救援队于民政局正式注册后，更名为“武汉市长江救援志愿队”。作为一家新兴的民间救援组织，集结原本散落在民间的力量，也代表一种更规范科学的救援体系开始逐步建立。

对俞关荣来说，没有什么比科学的救援方式更重要，也更急需在队里传播。

他倡导，要先合理化地利用救生器具，救援的原则是“器材优先”，而人尽量不下水，这样能最大程度地保障救援者自身的安全。从救生圈到抛绳包，再到哪怕是一根竹竿、一个塑料壶或泡沫板，运用灵活时，都能在关键时刻救起一个生命。

其次是救援方式。俞队要求队员们每天都要训练，比如救生圈的精准抛投。他也会亲自上阵为大家演示心肺复苏等一系列的专业救援技能。

市民往来于江边，江涛依旧。摄影/Tauno Tohk

长江救援队负责横渡长江活动现场的安全保障工作。摄影/刘郎才气/图虫创意

生死之间留给遇难者的时间并不多，倘若救援中有任何一环出现懈怠或差错，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队里发展出一套“值守救援”的模式。每年6月1日起，早晨6点到晚上8点，救援队的成员都会轮流去到江边进行值守，在市民喜欢下水的各大亲水点巡逻。这项工作从不曾间断，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旦溺水事故发生再拨打110，则很容易错过最佳救援时间。

截至2018年，长江救援队人员增加至1871人，共38支队伍。自2010年成立以来，成功挽救了700余人的生命。

在俞关荣眼里，每条生命的背后都代表着一个家庭，一个或许“像他一样的父亲”。他不希望当年的不幸在其他任何一个家庭里重演。

一名身为父亲的人

2005年，在工厂操作间值夜班的儿子发生了意外。

当时厂房内设施简陋，只配有极其简易的大电扇——由一只马达改装而成，上面装有一个叶片。叶片裸露在外，转起来风力极大，极其危险。那天晚上，年仅22岁的儿子不幸触电身亡。

深陷丧子之痛，俞关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缓过神来。他更是无尽地自责。他说，有大半年的时间，都会不自觉流泪。那些日子，他常去儿子坟前哭泣，跟儿子说话。一站就是半个小时，哪怕是在雨天。

同为救援队一员，曾与俞老一起出过救援任务的王冰（ID：爵士冰）说，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大磉哥才开始涉足户外的。“把生死看淡了，想要做一些为自己活着的事情”，王冰回忆起俞老进行户外的初衷。

那一年，俞关荣决定去攀登珠峰。他想起有一次和儿子聊到过珠峰的测量高度，儿子曾表示，以后要跟他一起去看看8844米的世界屋脊。

56岁的俞关荣独自整理好行李，跟随西藏登山队，踏上了攀登珠峰的道路。他没有为自己的这趟行程预设任何可能。他想过，说不定就死在那里了，也好。

他耐受住缺氧的严酷环境，上到珠峰大本营。珠峰的棱角第一次映入视线，再继续向上攀登，风将遮挡着的云朵吹散、舒展在天际。他的内心被一种大自然的浩瀚所震慑。

在自然面前，人类如蝼蚁一般渺小，而自己所遭受的创痛以另一种无形的方式于此刻湮灭。

他在珠峰脚下停驻，同仿佛在天上的儿子，说了许久的话。他并没有继续步入8000多米的海拔，而是懂得了不再耽于自身的悲伤。

那次行程中，他遇到了很多经验丰富的攀登者。交流后，俞关荣对户外有了一层新的认识——并非一般人想象中的冒险，而是进行活动前都要做出各种训练、预案，对可能面临的危险有着丰富的准备。这群人往往更珍惜生命。

抱着这份感悟，俞关荣决定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活：户外的方式。

2010年10月攀登卓奥友峰。供图/郝振海

此后，他独自一人骑行西藏，登顶过7546米高的慕士塔格峰，横渡过琼州海峡……户外的技能也被运用到救援中。他学会了迅速打好绳结。在一次攀岩训练中，俞关荣曾用绳结为队员们打了保护，而在救援时，同样的一个绳结，能及时拉住一个溺水中的遇险者。

“好多救援的人都是擅长户外的”，郝振海评价道。

诸多运动中，俞关荣最擅长的一项，仍属游泳。王冰说，俞关荣有着一份过人的“水感”：“在公开水域里游，漩涡什么样，遇到大浪要怎样游，以什么样的动作，他都非常了解。”

2016年夏天，俞关荣带着救援队里的20多名队员，进行了一次历时3天，从岳阳楼到黄鹤楼的220公里长漂。67岁的他同队员们一起，平均一天順着水流游上约7个小时，70公里。

每一年，俞关荣都会策划一次长漂，从一开始的20公里，到30公里、60公里，再到220公里的距离，他不断挑战着自身极限。

同他一起长漂的张建民说，武汉市参加横渡长江的比赛资格是10分钟400米，而俞队的泳速能达到8分钟400米。他的耐力也很好，在那三天的长漂中，没见他喊过累。

说起来，俞关荣与这方水的结缘，要追溯到他的童年。

一个逝去的好人

5岁时，俞关荣和家人一起从上海移居武汉。江汉区一处废弃的河堤，是他最初玩水的地方。

他没有任何游泳的概念，只能一点点用脚底触着被江水没过的台阶，走入水中，直至突然跌进水面，一边在水下憋着气，一边试图在水底站住。他没被吓住，反而更感兴趣，几乎天天去玩。

俞关荣中学加入学校游泳队，从几百米的距离，到能游1200米，少年的他做起了横渡长江的梦。于是有一天，他和同伴各自携上一个篮球和排球当作浮力保护，就这样下到江里，试图游往对岸。谁知，游离岸边20分钟后，俞关荣小腿开始抽筋。他在水中扑腾起来，同伴也大声呼救。最终他被一艘刚巧开来的客船救上了岸。

成年后的俞关荣，曾在工厂做过安保工作，后又去了一家翻译公司做管理。但他的生活始终和“救人”二字密切相连。他自学救援知识，并参加了培训课程，将心肺复苏等一系列重要救援技能传播给队员和学校。

俞关荣和人说过，儿子触电那会儿，就当下他所能判断的情况，如果有人在旁边及时给儿子做心肺复苏，儿子或许就不会死了。

救援队成立前，他常独自下水救援。曾在汉江龙王庙一带的水域救起过一位游泳中被水下的鱼钩勾住了腿的人。鱼钩隐藏在水里，水深流速大。“别人喊救命，他就下去了”，张建民回忆起那惊险一幕。

他也曾在第一时间申请，赶赴鲁甸及雅安地震的灾区，支援过当地救援及灾民的心理辅导工作。

即使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遇险者常常清醒过来后，第一件事就是“逃跑”，离开那个令自己害怕的地方。郝振海说：“这大概是人的本能，我们遇到的这个事太多了，也没抱希望说人家要来感谢。”

2019武汉渡江节。摄影/MR.YOO/图虫创意

俞关荣对于所谓的荣誉感，甚至抱一种“反英雄主义”的态度。在他眼里，除工具和方法外，最重要的当属救援者的观念：不盲目救援。武汉曾出现过多起救援者在救人过程中不幸身亡的事故。

就在2014年10月，救援队队员陈忠贵在下水进行救援时，被暗流漂来的一片水葫芦覆盖。三名落水青年被他救上岸了，自己却丧生于水底。

俞关荣因此更加注重培训救援者的救援观念。他常推翻一些人们广为熟知并赞颂的英雄事迹，比如学生课本里曾学到的少年英雄赖宁，他会在进行校园演讲时，当着学生的面反驳这种“自我牺牲”精神。郝振海一度觉得俞队实在“太敢讲”。

俞关荣的想法很简单：不要想着当英雄，只做一个好人就行。

这位好人逝去的时候，他躺着的病床旁，没有—束鲜花，也没有一声悼念。别离来得悄无声息，异常平静。

世间最平等与冷酷的，莫过于死亡。哪怕是一个救过无数人生命的人，都无法逃开这一场瘟疫所裹挟来的，巨大而沉痛的苦难。

2月6日，俞关荣的遗体被医院送往火葬场火化。当天，湖北省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为2447例，其中武汉市1501例。

连日来，张建民、郝振海和多名队员都在尽全力为多家医院运送物资，身边亦有几名因新冠肺炎而倒下的朋友。

队员们说，愿疫情尽快结束，然后办一场追悼会，好好对大磉哥说一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