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生荣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高中毕业一年后的我，在家中百无聊赖。

那年春节过后，在村里干部的陪同下，我们当地的村完全小学老校长一行来到我家。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当上了“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子王”的“王”。可别说，自那天以后，走进教室后我感觉自己俨然就是一个“王”。因为我任教的是一个教学点，在一处离我家很近的平缓山坡上，我哩，既是学校唯一的校长，也是唯一的教师，教三个年级30个大小不一的农村娃，在粉笔灰中一站就是七年。

教师工资普遍低，为了提高收入，我想方设法，用自家闲置的老宅基地与他人交换，将学校边那坡山地圈为一个长方形的大园子。忘不了那年冬天，在浓霜甚至小雪里，我挥汗搭建园子埂，还在埂上栽植了一种叫“狗卵子”的刺树。然后，利用课余时间慢慢将园子里的荒草地一钯一钯地翻了一个底朝天，栽下了一百多棵桃树。那時，我精心呵护着它们，就像呵护教室里我那三十几个学生娃一样。

春天还没真正来临，我就蹲在桃苗前，看它的新枝何时发芽绽蕾。天气在我和孩子们的盼望中渐渐暖和起来，我看见了桃树打起鼓鼓的叶芽，就像孩子们粉嫩的小拳头，好可爱。我用食指轻轻地点抚它们，偶尔也可见难得的花骨朵。到了开花的季节了，花骨朵终于灿烂地绽开，可不久它们就飘落了，如同红色的雪片，消失在我的视觉中。只见花开花落，不见枝头结果，哪怕是青涩的毛桃也没看见。就像当年民办教师等着那转为公办的政策一样，我等得心煎难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