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东乱局;“阿拉伯之春”;美国中东政策;中东地区转型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3.001

自2019年年中以来，以美国和伊朗博弈为中心，中东地区新的热点与危机纷至沓来，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动荡。本轮中东乱局始于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后因美国战略调整与地区国家博弈加剧，而不断呈现冲突化、扩大化、长期化和复杂化特征。本文旨在通过对此轮中东乱局的主要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探究动荡局势产生的根源，并评估其影响和未来走向。

中东乱局的主要表现形式

中东乱局主要指该地区局势之动荡，矛盾之多元，冲突之频仍，关系之芜杂，秩序之混乱，其中动荡、混乱是两大关键词。本轮中东乱局始于2011年初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迄今已持续近10年。随着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开启，中东动荡局面不仅无缓和迹象，反而呈现出冲突持续扩大、危机不断升级、局势更加混乱、矛盾日趋复杂多元的发展趋势。2020年伊始中东地区就开局不利，一系列严重危机接连爆发：美国与伊朗明争暗斗急剧升级，美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苏莱曼尼将军引发地区局势骤然紧张;受美伊博弈以及国内爆发抗议影响，伊拉克政局再现动荡，反恐形势面临新变数;土耳其先后出兵叙利亚和利比亚，致使两场战争的解决更趋复杂化;东地中海的能源和地缘政治竞争进入新阶段，地区国家组成新阵营;美国强行推出偏袒以色列的“世纪协议”，致使巴以冲突再度升温;黎巴嫩、伊拉克、苏丹、阿尔及利亚和伊朗等国爆发大规模抗议，开启新一波“阿拉伯之春”。

第一，地区多种矛盾集中爆发，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战争与冲突持续不断。也门战争、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战争仍在继续，巴以冲突再度升温，而新的热点又接连爆发，如伊朗核问题重新回归、东地中海形势日益紧张、土耳其先后出兵叙利亚和利比亚、波斯湾航行安全面临危机、地区多国爆发新一波抗议潮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热点与危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叠加。比如，伊朗与沙特日趋紧张的关系既有民族、教派冲突的特征，也有地缘竞争的因素，而地区主导权之争则是中心矛盾。叙利亚战争的性质更加复杂，国内权力斗争、教派冲突、民族矛盾、领土纠纷、代理人战争、美俄博弈等都可在其中找到影子。

第二，地区国家政局持续动荡，政权稳定普遍受到冲击，政权安全问题非常突出。中东地区政局动荡主要分为四类情形：一是“政权更迭”风险持续增大。继突尼斯、也门、埃及之后，2019年以来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相继“变天”，长期执政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黯然下台。二是王位继承面临挑战，领导人代际交替加速。这主要发生在沙特、阿曼、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君主国。阿卜杜拉国王去世后，沙特国内政治斗争激烈，王储穆罕默德通过一系列手段固权立威，以确保顺利继位。统治阿曼50年之久的苏丹卡布斯去世，新苏丹接任，阿曼未来稳定有待观察。科威特、阿联酋两国也将面临王位继承问题。三是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影响政治稳定。这些国家主要有土耳其、沙特、黎巴嫩和伊拉克。例如，近年来，土耳其政府接连遭受多重政治挑战，与宣扬温和伊斯兰主义的居伦运动、库尔德反政府武装以及世俗政治力量展开激烈权斗，政局动荡。四是国内抗议不断，冲击政权稳定。这些国家包括埃及、突尼斯、约旦、土耳其、苏丹、阿尔及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伊朗。2019年起，苏丹、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四国领导人在大规模抗议下相继被迫辞职。由于美国制裁导致国内经济压力增大等因素，伊朗自2018年以来也多次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2019年，埃及亦爆发针对塞西总统的6年来最大规模抗议。

第三，美国与伊朗的博弈日益激烈，并构成地区主要冲突源，严重影响地区稳定。2015年7月，美、俄、中、英、法、德六国与伊朗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JCPOA），这标志着困扰地区多年的伊核问题终于告一段落。其后一段时期，随着美伊关系趋缓，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也有所降温。但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伊核问题再度升温。特朗普具有强烈的反伊情结，主张对伊采取强硬政策，不仅否定奥巴马的伊朗政策，批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史上最糟糕协议”，还指责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支持恐怖主义”、“搞地区扩张”，提出废弃核协议，重启对伊制裁，遏制伊朗。2018年5月8日，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此后接连加码对伊制裁。2019年4月，美国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5月，美国正式对伊实施制裁，旨在将伊朗石油出口降为零。特朗普在对伊朗“极限施压”的同时，还积极联手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组建反伊阵线，打造全面遏制伊朗的“中东战略联盟”。以色列和沙特积极参与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的围堵和遏制行动，因此与伊朗的矛盾也急剧上升。针对美以沙的敌对行为，伊朗針锋相对采取各种反制措施。美伊双方在叙利亚、也门、巴勒斯坦、黎巴嫩、巴林、卡塔尔、伊拉克以及波斯湾展开激烈较量，热战与冷战交织，传统战争与网络、无人机、非对称冲突等非传统冲突形态并行。美伊激烈博弈引发黎巴嫩、伊拉克等多国局势动荡，导致中东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土耳其先后出兵叙利亚和利比亚，致使两场战争的解决更趋复杂化。2020年以来，土耳其军队和叙利亚政府军多次在叙西北部伊德利卜地区发生交火，双方各有伤亡。图为2月6日，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宾尼什，人们燃烧轮胎，希望利用烟雾阻碍空袭。

第四，中东格局混乱无序，各方竞相填补权力真空，地缘政治竞争更加激烈。当前，中东正处于新旧秩序更替过渡期，地区权力格局正加速转换。美国在中东持续战略收缩，“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大幕已经开启。“美退俄进”“西退东进”“一降两升”“诸侯争霸”四大特征明显。[1] 时隔30年后，俄罗斯重新成为中东事务的主角之一。由于严重受制于内困，欧盟在中东的作用日渐式微。日本和印度借中东之乱积极向该地区拓展影响力。土耳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朗和以色列等地区国家竭力利用乱局扩大自身势力范围和影响。中东地区格局正由单极向多极加速演进。

总之，与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相比，近10年来中东乱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和新趋势：“美退俄进”态势日益明显;各方势力竞相填补权力真空;代理人战争与地区争霸色彩日益浓厚，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地区冲突由陆上向海上蔓延，陆海联动发展，红海、东地中海和波斯湾同时出事;传统地区联盟体系加速瓦解，多样化新联盟体系逐步形成;波斯湾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海湾国家面临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危机。

中东乱局产生的根源

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石油资源、错综复杂的地区内部矛盾、由传统向现代地区转型的失效、外部大国的侵略和干涉，是造成中东长期动荡不宁、战争与冲突连绵不绝的主要原因。21世纪以来，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因素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除了历史积淀和地区固有矛盾等因素外，还包括大量现实因素。其中，有四大因素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一，“阿拉伯之春”引發地区政治和安全秩序动荡，破坏了社会稳定机制。“阿拉伯之春”是本轮中东乱局的起点。从国家层面看，这场地区性抗议风暴导致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苏丹、阿尔及利亚六国政权垮台，并使也门、叙利亚和利比亚三国陷入大规模战争。这场动荡造成地区多国陷入政治和安全真空，权力架构塌陷，政府几近瘫痪，政治权争纷起，国家治理能力丧失，社会矛盾激增。这些问题在利比亚和也门两国体现最为明显。“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陷入四分五裂境地，东西两个政权并存，部族主义大行其道，恐怖主义肆虐，内战至今仍未停息。也门在萨利赫总统辞职后也陷入危机不断之中。接任的哈迪政府无力掌控局面，胡塞武装乘势而起，出兵占领首都萨那，哈迪政府被迫流亡国外。2015年3月，沙特和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也门战争，试图恢复哈迪政府，但是迄今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外部势力强加的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也门的冲突与动荡，导致也门出现一分为四的格局，并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从地区层面看，这一波风暴导致地区的失衡、失序和失控，地区国家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内外势力纷纷借机重塑于己有利的地区秩序，抢夺势力范围。

第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以及中东政策变化助推和扩大中东动荡。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导致中东乱局的主要因素，中东也是美苏争霸和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战场。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并退出中东，美国借海湾战争在中东建立了由其主导的地区秩序。“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借反恐战争企图对中东实施“民主改造”，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并编造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在美国与中东关系史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使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达到顶点后走下坡路的起点。中东的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仅严重损害了美国国际地位和形象，而且也消耗了其巨大物质资源，从而拖累其全球战略。为此，奥巴马上台后很快调整政策，降低全球反恐战争调门，积极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东则实施战略收缩，力图摆脱“两场战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实现战略重心东移。面对中东乱局，奥巴马总体上采取“幕后领导”策略，尤其是在处理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国事务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不愿再次在中东大规模动武而陷入新的中东战争。在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积极与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合作，与伊朗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解除其战略东移的后顾之忧。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口头上否定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但实际上延续了奥巴马的战略收缩这一中心路线。特朗普同样视中东为战略负担，无意继续深陷中东战争和在中东承担更多责任（如促进中东“民主和自由”、保护盟友安全、提供公共安全品）。因此，特朗普不愿大举增兵叙利亚，无意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基本击溃“伊斯兰国”后，特朗普就急忙宣布撤军。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的战略收缩不仅导致由其主导的中东秩序逐渐坍塌，“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开始呈现，还造成中东出现巨大权力真空，各方竞相填补。美国实施战略收缩，削减对中东的承诺尤其是对地区战略盟友的安全承诺，导致土耳其、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地区盟友对美信赖和依赖下降，彼此矛盾与裂痕增大，地区国家开始增强自身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的自主独立性。美国地区盟友体系也面临瓦解风险。

美国的不作为给中东带来巨大风险和动荡，而特朗普的乱作为也给中东带来混乱和威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受犹太游说集团和以色列影响的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重新回归强硬路线，不仅退出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还对伊实施“极限施压”政策，全方位打压和遏制伊朗，导致伊朗问题重新成为地区重大安全问题。二是特朗普在耶路撒冷地位、犹太定居点、巴以边界、难民问题、戈兰高地主权等一系列重要敏感问题上全然不顾国际法的规定和国际社会的共识，而采取“一边倒”的亲以政策，并推出旨在彻底解决巴以冲突的所谓“世纪协议”，引发巴以冲突和对抗升级，致使巴以矛盾解决更加复杂、无望。三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与地区盟友利益发生冲突，使得美与地区盟友裂痕增大。沙特在石油设施遭到打击后第一时间向美求救，但美无动于衷。波斯湾航行安全危机四伏，但美一改以往做法，不愿单独承担责任，而是四处寻求盟友分担责任。土耳其与美国围绕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居伦运动、土购买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等问题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多。此外，沙特、阿联酋、土耳其和埃及等国有所转向，与其对美不信任感上升有密切关系。

第三，地区国家“主场”和“主角”意识增强，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不断激化地区矛盾与冲突。除了美俄在中东的激烈博弈外，当前中东地区主要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也是引发地区局势紧张的主要因素。当前中东的地区大国竞争主要围绕沙特、伊朗、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和以色列展开。具体主要有三对矛盾：一是伊朗、叙利亚、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PMF）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以及以色列的矛盾。双方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巴林和卡塔尔等地激烈角逐。叙利亚和也门两场战争实际上也是两派的代理人战争。最近黎巴嫩和伊拉克爆发大规模抗议所导致的局势动荡就与地区反伊朗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有关。二是土耳其、卡塔尔、伊朗与阿联酋、沙特、埃及、以色列的矛盾。双方主要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卡塔尔和利比亚开展较量。土耳其与卡塔尔结盟并在卡塔尔建立军事基地对沙特造成巨大冲击。利比亚内战正在向代理人战争方向发展，其中土耳其支持的黎波里的民族团结政府，而沙特、阿联酋和埃及支持来自东部的哈夫塔尔将军。三是土耳其与埃及、以色列、塞浦路斯以及希腊的矛盾。双方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塞浦路斯问题以及东地中海能源资源争夺上。为对付共同对手土耳其，以色列、埃及、希腊和塞浦路斯结成了新的地区联盟。综上所述，土耳其、伊朗、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是当前中东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角，地区各个热点背后均有他们的身影。沙特欲取代埃及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地位，成为阿盟新的“带头大哥”，并以伊朗为最大外部敌人，在地区与其开展激烈的势力范围争夺。土耳其在经历“阿拉伯之春”初期的徘徊和犹豫之后，放弃曾积极推行的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转而推行 “新奥斯曼主义”，谋求在地区推广“土耳其模式”，积极扩大地区影响。为此，土耳其插手巴以问题，出兵叙利亚和利比亚，在波斯湾（卡塔尔）和红海建立军事基地，与埃及、塞浦路斯、希腊和以色列争夺东地中海天然气。长期以商业立国的阿联酋开始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跃跃欲试，试图扮演中东的领导者，插手叙利亚、卡塔尔、也门、利比亚等地区事务，并频繁动用军事手段。可以看出，这种地缘政治竞争本质上是地区主导权之争，背后是国家利益争夺。不过，各个联盟在表面上看带有民族、教派等色彩。比如伊朗、土耳其和卡塔尔形成的三国联盟带有强烈的伊斯兰主义色彩;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民兵之间的联盟则带有明显的什叶派色彩;沙特、阿联酋、巴林与伊朗的对抗则带有很强的阿拉伯—波斯、逊尼派—什叶派对抗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的中东冲突也是身份之战。

第四，地区危机复合形态加重和地区转型徘徊不前，加大了社会动荡风险。当前中东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和徘徊期。该地区不仅面临政治、经济、安全上的危机，也存在深刻的身份危机、“思想危机”[2]。从战后发展中国家转型的经验看，大多国家都经历了政治动荡与暴力，中东也不例外。从地区范围看，中东正处于从旧秩序走向新秩序的过渡期。新旧秩序的转换往往伴随着暴力冲突与战争。从中东战争的止息到两次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再到现今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三场战争，都带有地区秩序转换的明显特征。从国家层次看，当前中东的乱局以及热点问题的出现与该地区主要大国的转型和身份重塑有密切关系。其中，以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三国最为突出。在总统埃尔多安领导下，土耳其正由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向“新土耳其”转型。这种转型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传统的“脱亚入欧”转向欧亚并重、东西方平衡，不再简单地追随西方，而是强调独立自主和大国身份，力求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二是由世俗主义的土耳其转向伊斯兰—突厥国家，强调建立符合本国历史与国情的政治制度;三是改造民主政治运作方式，建立总统制，加强中央集权。转型中的沙特和阿联酋也在重建自己的新身份。萨勒曼国王父子正竭力打造“新沙特”，对内积极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建立萨勒曼王朝，打造非石油经济，抛弃“极端伊斯兰”，[3]推动“宗教君主制”向世俗民族国家转变。而阿联酋则以“斯巴达”自居，由中东的商业领袖向政治领袖转型。[4]

中东乱局的影响

中东乱局不仅严重干扰地区正常发展进程，危及地区稳定，造成生灵涂炭，而且也导致国际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第一，地区政治和经济正常发展进程受到干扰，地区国家普遍卷入多样化危机之中。当前中东地区政局动荡几乎无一国幸免。大多地区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地区各国的政权不安全感显著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9—2018年间西亚北非地区GDP增长率为冷战结束以来最低水平。[5]

第二，地区冲突由点到面扩散，动荡局面不断扩大，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地区矛盾复杂性增强，中东安全与稳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战争与流血冲突、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肆虐。目前，三场战争正在上演的同时，一系列地区危机和热点问题持续爆发，新的危机正在酝酿。被视为中东和平“绿洲”的海湾地区面临的动荡风险持续增大。权力真空与地区持续动荡助长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泛滥，“伊斯兰国”和“基地”組织等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在叙利亚、利比亚、也门、伊拉克、索马里等多国活动猖獗。

第三，地区格局加速调整，中东国际关系剧烈变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由此导致地区问题解决难度增大。美国及西方的影响较前下降，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的影响力明显上升，地区国家普遍推行“东向”政策。在地区力量平衡被打破以及美国地区盟友体系面临瓦解的背景下，地区国家间关系也在加速分化组合，敌友关系快速转换。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关系急转直下，并选择与土耳其、伊朗结盟。土耳其则与埃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昔日盟友和伙伴全部闹翻。曾经敌对的沙特和以色列如今缔结了反伊朗的战略联盟。埃及、以色列、塞浦路斯和希腊则因共同的敌人土耳其走到了一起。

第四，中东乱局造成生灵涂炭，酿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尤其是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四国，战争造成百万人伤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数百万人沦为难民，酿成当代最大国际人道主义灾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10—2017年全球难民和寻求避难者增加了约1300万，其中西亚北非地区占了46%，远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21%。[6]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全球难民统计，2018年全球有7080万人流离失所，难民人数达到创历史纪录的2590万之多。其中来自西亚北非国家的难民最多。叙利亚有1300多万人流离失所，占全国人口的近一半，还有560多万人沦为国际难民。[7]也门有2400万人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全国一半人口忍饥挨饿，400万人流离失所，19万人逃难国外。[8]利比亚有130万人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伊拉克有300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人流亡国外。

第五，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治理面临严重威胁。中东乱局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核扩散、难民危机、国际海上通道安全、能源供应等多个层面严重冲击国际安全与稳定，加剧了大国竞争，威胁全球战略稳定，同时也给全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东乱局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在中东移植和试验的失败。事实表明，全球治理需要在指导思想、理论、方法上进行深刻反思。

结   语

中东乱局的出现虽有偶然性的一面，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中东呈现的混乱、动荡、无序以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全球政治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中东乱局也蕴含着机遇和希望，并非漆黑一片。“中东在地区动荡与阵痛中朝着‘由变生乱、乱中求治的总体方向发展。”[9]在这场乱局中，中东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积极迹象。譬如，突尼斯和埃及两国虽然经历了政权更迭，国内危机四伏，但并未向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那样陷入内战和动荡。汲取多国教训之后，苏丹和阿尔及利亚两国实现了政权的平稳交接。西方尤其是美国对干涉中东事务日趋谨慎，介入程度降低，这有利于中东国家在地区事务上发挥主体性作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沙特、阿联酋、埃及、摩洛哥以及土耳其等国积极推动政治和经济转型，启动了一系列改革与发展计划。尤其是沙特的“去极端化”宗教社会改革对本国、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或许，可将经济学家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观点应用到中东政治上，即在经历了“大乱”后中东可能实现“大治”。当然，鉴于全球政治发展的急剧变化和不确定性，预计当前中东乱局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和中东这两个体系的转型中，“去西方化”、权力的“去中心化”和分散化日益成为一种趋势，这可能有助于中东未来实现和平稳定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甘冲）

[1] 唐志超：《失序的时代与中东权力新格局》，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第32页。

[2] 丁俊：《当代伊斯兰文明的思想危机与理论重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1期，第3页。

[3] Martin Chulov， “I will return Saudi Arabia to moderate Islam， says crown princ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oct/24/i-will-return-saudi-arabia-moderate-islam-crown-prince.

[4] Ishaan Tharoor， “3 Ways the U.A.E. is the Sparta of the Modern-day Middle East”，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5， 2014.

[5] 詳见世界银行统计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18&locations=ZQ&start=1969。

[6]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9： Report， 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InternationalMigration2019_Report.pdf.

[7] 详见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数据，https：//www.unrefugees.org/refugee-facts/statistics/。

[8] “Yemen Humanitarian Crisis”， https：//www.unrefugees.org/emergencies/yemen/.

[9] 余建华等：《中东变局综论》，载《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3期，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