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正仁

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正在由东快西慢向南快北慢整体转变，转变的关节点是东南沿海继续保持稳健发展的同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发展缓慢的西南地区正在实现整体崛起。研究西南地区整体崛起现象，探索其原因、意义、问题和对策，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一、西南地区正在整体崛起

西南地区整体崛起不仅体现在重庆、成都这些基础较好的特大城市迅速跻身于中国新一线城市行列，更体现在长期处于非常落后状态的贵州、云南、西藏实现了超常规发展。贵州连续8 年经济增速处于全国前3位，其中3年居全国第1位；西藏近年来经济也处于高速增长状态，2018年与贵州并列全国经济增速第1 位；云南连续几年经济增速位居前列，2019年上半年超越贵州，名列全国第1位。

为了更充分地展现西南地区从长期落后到整体崛起的脉络和图景，我们将进行更长历史时期、更多数据变化的对比分析。鉴于西藏经济规模小、人口少，两者占比均不到西南地区的2%，其在国家战略中所处重要地位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加之历史上习惯将云、贵、川称作西南3省，重庆转为直辖市后变为云、贵、川、渝3省1市，这里对西南地区经济数据的分析将不包括西藏，这显然不会影响西南地区经济整体崛起的研究结论。

西南地区与全国比较。对表1中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整个西南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起点很低，新中国成立初期处于赤贫状态；西南地区内部各省市之间发展基础和贫困状态又各有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完成，1952 年中国经济总量只有679 亿元，这个全球第1人口大国人均GDP仅有119元，全球倒数，而西南地区人均GDP 只有65 元，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54.6%，是极贫国家中的极贫地区。西南地区内部，由于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不同，赤贫状态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重庆由于抗日战争期间陪都地位余留的工业基础，是西南经济较好地区，人均GDP 刚过100元，不过也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4%；其次是云南，人均GDP 为69.5 元，超过西南地区平均水平，为全国平均的58.4%；贵州人均GDP 为57.4元，排在西南地区第3 位，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7.9%，在西南地区的经济总量最小，相当于四川的34.7%，重庆的48%，云南的72.6%；四川经济总量虽排名西南地区第1 位，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GDP只有53.2元，排名西南地区倒数第1，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4.5%。在西南地区内部，贵州和四川的人均GDP只相当于重庆的57%和53%。

表1 西南地区各省市GDP、人均GDP数据变化及与全国比较

第二，改革开放前，西南地区得益于国家沿海与内地均衡增长战略，经济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差距有所缩小；西南地区各省市发展态势各异，内部差距也在缩小。在1952—1978 年的26 年间，全国名义GDP 增长4.34 倍，西南地区则增长了4.8 倍。在此期间，西南地区人均GDP 提高到234 元，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由54.6%提高到62.3%。其中，四川增长最快，名义GDP 总量增长6.5 倍，人均达到261 元，从全国平均水平的44.5%大幅提升到69.4%，提高了25 个百分点；云南增长次之，名义GDP 增长了5 倍，人均GDP 达到223 元，从全国平均水平的58.4%提高到59.3%；贵州增长了4.5 倍，增速排名第3，人均GDP 为173.5 元，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7.9%下降到46.1%（经济增速略高于全国，人口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导致人均下降）；重庆增长不到3 倍，不仅增速慢于西南地区其他省份，而且慢于全国平均速度，致使其人均GDP只达255 元，从相当于全国84%下降到67.8%。这样一来，西南地区各省区人均GDP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四川从西南地区倒数第1变成正数第1，超过重庆；重庆不仅失去西南地区人均GDP 第1 宝座，而且对于云南和贵州的优势也大大降低。

第三，改革开放后至实施西部大开发前，西南地区在国家“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带后富”非均衡发展战略中没有赶上全国步伐，增长略有滞后，与全国水平发展差距有所扩大；但由于发展基础、发展战略和政策举措等多方面影响，西南地区各省市呈现出相当大的发展差距。在此期间，全国名义GDP 增长23.7 倍，西南地区名义GDP 增长22.3 倍。由于在此期间劳动力向东南沿海的大量转移，常住人口减少，西南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的水平没有下降，维持在62.9%。其中，云南增长最快，增长了27.3 倍，比全国快3.6 倍，人均GDP 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9.3%提升到64.6%；重庆次之，经济总量增长了22.6 倍；四川总量增长了20.7倍；贵州不仅基数小，增速也最慢，只增长了20.3倍，从而使其人均GDP水平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6.1%下降到39.9%，成为全国人均GDP长期倒数第1的省份。

第四，21 世纪以来，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南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长速度，正在实现整体崛起，改革开放前期与全国发展差距拉大状况得到根本扭转；西南地区各省市间的发展也更加均衡。2000—2018年，全国名义GDP 增长了9 倍，西南地区名义GDP 增长了10倍，人均GDP 从全国水平的62.98%显著提升到73.6%，提高了10 个百分点以上。其中重庆人均GDP 达到66799 元，超过了全国64521 元的平均水平，从全国平均水平的72.8%大幅提升到103.5%，提高了30个百分点以上，经济总量排位也从全国第23 位上升到第17 位；四川经济总量排位则从第10位上升到第6位，人均GDP也从占全国水平的68%提升到76%，提高了8个百分点；贵州一改改革开放以来的颓势，经济总量增长了13.9倍，高出全国4.9倍，人均GDP占全国平均水平也从2000年的39.9%大幅提升到64%，提高了24 个百分点；云南因改革开放前期的高速增长垫高了基数等原因，21世纪以来的增长幅度明显要小些，经济总量只增长了8.1倍，但近年也出现了高速增长势头，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前列。

西南地区与东北地区比较。与东北地区比较，西南地区整体崛起态势更加明显（如表2所示）。

表2 西南地区与东北地区GDP和人均GDP变化趋势比较

第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东北地区属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西南地区属于我国相当落后地区，两地区发展水平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1952年，西南地区人口总量是东北地区的2.33倍，但经济总量只是东北地区的75%，人均GDP 仅仅是东北地区的32%。东北地区人均GDP 水平不仅远远高于西南地区，相当于后者的3倍以上，而且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倍。

第二，改革开放前，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增速大体一致，由于在此期间东北地区人口增长快于西南地区，西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比重有所提升。1978年，西南地区经济总量仍然相当于东北地区的75%，但由于东北地区人口增幅大于西南地区，西南地区人口总量从期初相当于东北地区的2.33 倍下降到1.8 倍，西南地区人均GDP 与东北地区相比提升了9.8个百分点，达到41.8%。东北地区人均GDP仍然相当于全国的1.49倍。

第三，改革开放至20 世纪末，西南地区经济增长快于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均量都在明显提高。2000年，西南地区经济总量从相当于东北地区的75%大幅提升到87.7%，人均量也从41.8%上升到48.6%。

第四，21世纪以来，西南地区经济快速崛起，东北地区则相对衰落。2018年，西南地区经济总量达到93729亿元，东北地区56752亿元，西南地区经济总量相当于东北地区的165%，人均则从20 世纪末相当于东北地区的48.6%提升到91%，提高了4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倍和改革开放前的1.49倍，下降到2018年的81%。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远远落后于东北地区、两者完全不在同一层次的话，那么到2018年，由于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南地区的崛起和东北地区的相对衰落，西南地区已经与东北地区处于相同层次了。

二、西南地区崛起的原因

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大转变是西南崛起的外部因素。上述分析让我们看到，西南地区崛起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紧密相关。历史上西南地区远离中原地带，大多属于封闭落后之地，近代以来又由于远离中国工商业中心沿海地区，加之云贵高原、喀斯特山区地形地貌，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交通设施异常落后，发展环境相当恶劣。如果任其与其他区域自由竞争，各种资源配置将因“马太效应”而很不利于西南地区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1956 年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中国通过更好发挥沿海工业的作用，更多地支持内地发展，从而使区域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协调。加之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围堵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战略需要，大量军工企业迁入西南，相应配套企业建成，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和投入使用，西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第一波超过全国平均速度的发展，使得1952—1978 年间西南地区缩小了与全国的发展差距。

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期，国家实施沿海优先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扩大了西南地区与沿海和全国的发展差距。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的设立，14 个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的优惠，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国家级新区的建立，其特殊优惠政策吸引了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各地区大量人才、技术、企业，大量资源流失使西南地区业已形成的良好发展态势显现疲态，尽管有改革开放活力的增强，但是发展还是不仅远落后于沿海，也赶不上全国经济发展水平。西南3 省1 市除云南外，其他省市都落后于全国水平，更难与沿海地区相提并论。在此期间云南的异军突起有其特殊背景和原因：一是国家“财政分灶吃饭”政策为云南这个全国第一烟草税大省带来强大活力；二是国家“沿边开放”政策使云南这个全国边境口岸城市最多的省份之一获得了强大活力。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强有力地推进了西南地区的发展，使该地区与全国发展差距明显缩小。改革开放后的前20多年间，东西部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对经济发展全局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良影响日益显现，为此，国家在21 世纪推进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同时，为解决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疲软问题，并继续调动东部地区积极性，国家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概括为：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支持东部优先发展。这样一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尽管各区域都强调，但由于西部大开发摆在第一位，并赋予强有力的实施，整个西部地区发展得以加速。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相比，因人口多体量大，使得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更加突出。

西南地区抢抓机遇、顽强拼搏、创新发展、奋力后发赶超是西南地区崛起的内在原因。同样的宏观环境，相同的发展机遇，主观努力不同，发展结果迥异。有利的国家宏观战略固然是西南地区崛起的重要原因，但这仅仅是外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西南地区崛起的内因，是西南地区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抢抓西部大开发机遇、脱贫攻坚机遇，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科学发展、奋力赶超的结果。

曾经是贫穷落后代名词的贵州实现华丽转身，是内外因相互转化在西南地区崛起中的生动写照。贵州自身奋力后发赶超的主观努力主要体现在：一是构筑精神高地。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二个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贵州省委高举“发展、团结、奋斗”的旗帜，“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解放思想“十破十立”，广大干部群众打开了眼界，开动了脑筋，树立了信心，凝聚了力量，强化了行动。二是抢抓发展机遇。贵州不仅抢抓西部大开发机遇加快电力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抢抓《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即国发﹝2012﹞2 号文件机遇加快全面发展。贵州省委、省政府以及各部门全面对接中央和国家各部委，全面对接中国几大银行及各央企。突出体现在国发﹝2012﹞2号文件发出后的3年内，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各部门领导，都会齐聚北京，对接中央、国家部委和央企领导，汇报工作情况，提出思路方案，拿出发展项目，寻求相关支持，取得显著效果。三是补齐基础短板。制约贵州发展的短板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为此，贵州以长远战略眼光埋头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贵州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全国第九个“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省份，“天堑变坦途”“高原变平原”的理想得以实现，加之贵州“一干十支”机场体系建成和国际航线的陆续通航，贵州长期封闭落后、与世隔绝状况得以根本改观。四是明确奋斗目标。2012 年4月的中共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三高于、一达到、五翻番”的五年奋斗目标。2017 年4 月召开的中共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又提出了“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奋斗目标。五是确立战略行动。只有目标没有战略行动，目标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与奋斗目标相适应，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与奋斗目标相适应的战略是“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两大战略；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与三大奋斗目标相适应的则是三大战略行动，即“大扶贫战略行动”“大数据战略行动”和“大生态战略行动”。六是实施工程推进。区域发展中观念、目标、战略层面的东西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将它们落在实处。贵州在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目标和战略时，提出了以“五个100工程”为抓手，即在全省集中力量建设100 个产业园区、100 个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100 个旅游景区、100 个示范小城镇、100个现代城市综合体；在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目标和战略时，提出了产业精准扶贫工程、易地搬迁扶贫工程、深入推进“小康水、小康电、小康路、小康讯、小康房、小康寨”六个小康行动计划等。七是打造产业支柱。白酒、烟草是贵州的传统产业支柱，在21 世纪发展中不仅没有被抛弃，而且做得更加扎实，“贵州茅台酒”不仅火遍全国，而且走向世界，成为重要民族品牌；西部大开发前10年打造了“水火互济”的电力能源支柱产业，一度使贵州成为“西电东送”的主战场，为贵州的后续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勇立潮头打造大数据产业，吸引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苹果、华为、腾讯、富士康等一大批世界知名企业将数据中心建在贵州，成为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旅游发展“井喷”，生态旅游业成为重要产业支柱；绿茶种植面积全国第1，生态绿色有机农业规模日益壮大。八是营造干事氛围。贵州省为改变惯性思维，确立开拓创新意识，从江苏、山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引进优秀县委书记、县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形成“鲶鱼效应”，搅动官场静水。同时，不断加大干部下基层力度，挑选精兵强将深入基层第一线任村第一书记，在脱贫、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贵州的努力和奋斗，使其成为西部大开发19 年来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增速最快的省（区），也成为中国发展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

贵州的开拓奋斗是西南地区整体开拓奋斗的一个缩影。重庆、成都积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2013 年以来成都稳居新一线城市榜首，重庆从15个新一线城市第7 名进到第3 名，昆明则从二线城市进到2019年的新一线城市，成渝城市群正在崛起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之后的我国第四经济增长极，无不体现重庆、四川、云南抢抓机遇、拼搏奋斗、创新发展的主观努力。

重庆抢抓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遇，依托中（中国重庆）新（新加坡）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牵头中国西部重庆、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陕西、四川10省（区、市），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合作机制，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通过区域联动、国际合作共同打造具有多重经济效应的战略性通道。

四川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重要指示，解放思想，苦干实干，组织实施“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部署，聚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打造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5大支柱产业，努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经济增长成效显著，增速连续名列全国前10，经济总量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排名全国第6名，稳居西部第1名。

云南省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发展8 大重点产业，全力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推动数字经济快速萌芽，落地一批工农业精深加工大项目，全面启动“旅游革命”，打造“一部手机游云南”智慧旅游标杆，稳步推进基础设施“五网建设”。2018年经济增速排名全国前三，2019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跃居全国第1名。

三、西南地区崛起关乎中国发展全局

西南崛起对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明确、党的十九大重申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打赢脱贫攻坚战。西南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区。2011 年，该地区农村贫困总人口按照2300元（2010不变价）新标准为3731万人（云南1468 万人，贵州1149 万人，四川912 万人，重庆202 万人），占全国比例接近30%。贫困人口大多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发展条件极差，脱贫攻坚任务十分繁重。西南地区不彻底消灭贫困，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地区减少贫困人口3000多万人，年均减贫400多万人，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到2018 年的420万人（其中四川70余万人，重庆13万人），占全国比重从接近30%下降到25.3%。以西南地区多年来的减贫速度，观其正在整体崛起的态势，2020 年彻底消除贫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完全可期的①。

西南地区崛起对保持全国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西南地区经济是全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地区经济衰弱会拖累全国宏观经济，西南地区经济强势崛起是全国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正是西南地区经济的强势崛起，才有可能逐步形成以成渝城市群为中心的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正是西南地区经济强势崛起，才会使中国东快西慢格局转变为南快北慢格局。

西南地区经济整体崛起优化了国家区域经济布局。西南地区是中国的资源大区。水能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三线”资源无出其右。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军工转民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极大地推动了西南地区崛起。同时形成了国家的重要能源基地，原材料基地，矿产品加工基地，生物资源基地，烟、酒、茶为代表的食品工业基地，以军工转民用为特色的制造业基地，利用地理气候资源发展起来的大数据产业基地，利用当地资源建设的中草医药基地，全国重要旅游基地等。这无疑大大丰富和优化了全国的区域经济布局。

西南地区经济整体崛起拉动全国生产资料市场需求，从而促进宏观经济发展。西南地区的高铁建设、高速公路建设、桥梁建设、机场建设、电力建设、企业建设、房地产投资等，都会强有力地拉动全国生产资料市场需求，促进全国钢铁、建材、机械制造等产业的增长。由基本建设引发的投资需求，形成的投资乘数促使经济以倍数增长。

西南地区经济收入水平提高拉动全国消费市场。西南地区人口近2 亿人，经济崛起提高收入水平，是一个正在增长中的庞大消费市场。西南地区人民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对全国稳增长、调结构的宏观经济需求无疑具有重要拉动作用。

西南地区崛起对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至关重要。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重大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是一个极具长远眼光的战略定位，关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水资源是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命脉。长江是中国最长、水量最大、流域最广的第一河流，滋养着全国40%以上的人口。长江的污染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处于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究竟是作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屏障，还是成为长江污染的灾难之源，关键在于其能否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摆脱历史以来的长期贫困落后状态。如果贫困落后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砍伐森林、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将不可避免，将危及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南地区的崛起，充分证明该区域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这条崛起之路不仅没有破坏长江上游的生态，而且保护和建设了长江上游生态，使整个长江流域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地更洁。西南地区也在保护青山绿水中将其变为金山银山，成为全国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胜地之一。

西南地区崛起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推进至关重要。西南地区在“一带一路”中处于特殊位置。“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先开通的中欧班列由重庆始发，从阿拉山口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至德国杜伊斯堡站。截至2018 年底，中欧班列（重庆——杜伊斯堡）开行累计超过2630列；中欧班列（成都——罗兹）始发于成都城厢站，从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至波兰罗兹站，至2018 年，累计开行3088 列。2018 年，全国中欧班列共开行6300 列，其中由重庆、成都始发的中欧班列3029 列，占全国开行中欧班列数的48.1%。随着重庆至贵阳动车开通，连接此前开通的贵阳至广州的高铁，珠三角地区也能通过陆路快速进入欧洲大陆，而无须历经1 月海上航行才能到达欧洲；长三角地区也能通过沪昆高铁进入南亚印度洋，而无须海路耗时费力。西北地区也可经西南出广西进入“海上丝绸之路”。可见，西南地区在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处于一个枢纽地位。随着西南地区高铁网络加快建设和不断完善，尤其是云南昆明至东南亚铁路的开通，西南地区经济崛起引发的连锁效应，将使该地区在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保持西南地区整体崛起态势的思考

西南地区的整体崛起，具有明显补课性质，不能过高估计。总体上说，西南地区目前的崛起仍然在补课，而这种补课任务远没有完成。一是西南地区经济水平与全国还有明显差距。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南地区获得了高速增长，巨大差距得以缩小，但人均GDP 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3/4，甚至还没有达到发展迟缓的东北地区平均水平，跟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大。二是西南地区仍然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2018年贫困人口超过400万人。尤其是云南贫困人口181万人，贵州贫困人口155万人，贫困发生率均在4%左右，明显高于全国1.7%的平均水平。且这些贫困人口大多处于生存环境恶劣地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繁重，还有数十个县未达脱贫摘帽标准。三是基础设施仍然不能与发达地区比较。2018年，高铁通车里程除贵州超过1200千米外，云南、四川、重庆都不到800 千米，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18 位、第19 位、第22 位，甚至低于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新疆；全国“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省份有10个，西南地区只有贵州，重庆、四川和云南都未进入。四是开放程度也远不如发达地区。2018 年重庆市进出口总额5222 亿元，外贸依存度25%，远低于全国33%的平均水平；四川对外贸易依存度14%；云南对外贸易依存度11%，与其沿边开放省份地位极不相称；贵州对外贸易依存度更是只接近4%。这些数据充分说明，西南地区对外开放任重道远。

要保持西南地区持续崛起态势，还需从以下几方面继续努力。

第一，国家应当持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是西南地区整体崛起的宏观经济背景，同时也是西南地区保持持续崛起态势的前提条件。西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艰辛，正是近20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才从根本上改变长期贫困落后状况，获得长足发展。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西部地区摆脱贫困、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更在于促进广大西部地区与全国一样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实现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西南地区不仅具有丰富的有待开发的自然资源，还有丰富的有待开发的人力资源，更有近2 亿人口的充满潜力的巨大市场资源，还拥有“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因此，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对于西南地区保持崛起态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全国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的落实和实施同样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西南地区应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着力打造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绿色发展典范。西南地区地处长江上游，是国家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其持续崛起态势，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站在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致力于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同时争当绿色发展的典范。一是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走出西南地区后发赶超的崛起之路。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和东部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摒弃先污染后治理、高速低效的发展方式，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运用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在“赶”中“转”，“转”中“赶”，奋力实现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双重后发赶超。二是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推进西南地区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西南地区具有良好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高，云南达60.3%，贵州达57%，重庆达48%，四川达38.83%，远远超过全国22%的平均水平。推进西南地区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生态型产业，既保护生态环境，又实现绿色发展。贵州在良好生态下发展了举世瞩目的大数据产业，云贵川渝3省1市借助于良好生态发展了具有全球影响的重要生态旅游基地，发展了大健康产业、生态有机农业、中医药业、酿酒业、烟草业等，这一系列生态产业化实践应当深入推进，做大做强。三是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对传统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要积极加强对能源、冶金、化工、建材、汽车等传统产业的生态化改造。能源产业转向可再生能源，冶金采取新的生产工艺大量减少污染排放，化工推行循环经济模式，建材采用节约、环保型新材料，汽车制造大幅度增加新能源汽车产量。四是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对生态系统进行修复利用。西南地区的石漠化治理、小流域治理、水体修复、矿区修复、土地修复，均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良好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对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扎实推进。

第三，西南地区应构建以成渝为中心、以昆贵为副中心的西南地区“钻石”型城市群落，着力打造中国区域经济第四增长极。重庆、成都，作为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同时又是国家正式明确建设的中心城市，其功能作用不仅要带动本市、本省经济发展，还具有在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当然，专靠两个中心城市也难以辐射广大西南，昆明、贵阳成为近年城市“黑马”引人注目，完全具备西南地区发展副中心的资格。连线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在西南地区版图中呈“钻石”状城市群，“钻石”状城市群初始发力点在重庆，成都和贵阳是“钻石”群的另外两个发力点，它们都共同指向昆明并连接中南半岛和南亚，在这个“钻石”状城市群周围，汇聚了西南地区上百个中小城市，它们都或多或少受“钻石”型两大中心城市和两个副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吸引。重庆至成都300 千米、至贵阳370千米、至昆明718千米(预计2022年渝昆高铁通车里程）；成都至昆明850千米、至贵阳640千米；贵阳至昆明510 千米。目前，这个连线为“钻石”型的4 个中心和副中心城市之间，高铁或动车已全部连通，虽然渝昆高铁和成昆高铁要到2022 年才开通，成贵高铁在2019 年底开通，但目前通过沪昆线上的贵阳北站连接重庆和成都，走成都—重庆—贵阳—昆明高铁或动车线，四大城市之间时空距大大缩短，贵阳至昆明、至重庆均在2 小时到达，贵阳至成都也只需3.5 小时。更为重要的是，两大中心城市和两大副中心城市都带动着周边若干中小城市的发展，通过高铁、动车、高速公路连接，开始形成有机联系的城市群落。要将这一“钻石”型城市群落打造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还需在多方面作出极大努力。一是加速建设成贵高铁、渝昆高铁、成昆高铁和渝贵高铁（重庆和贵阳之间，在已经通车时速200 千米动车基础上，新建时速350 千米的新高铁），形成西南地区城市群落高铁运输大动脉；同时，加快各省市间的高速公路建设，完善高速公路网络系统，消除省市之间的高速公路断头路。二是尽快形成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之间，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发挥优势，错位发展，增强合作，减少竞争，形成健康有序的竞合关系。三是运用行政手段强化省与省之间和市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割裂这种经济联系。

第四，西南地区应联合西部其他省区拓宽“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我国西南地区内陆开放新高地。西南地区地处内陆，开放远不如沿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愿景的提出，使得西南地区对外开放机遇大增。先有重庆率先开通中欧班列，近有重庆发起的“西部陆海新通道”10 省（区、市）合作。2019年8月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的批复》（国函〔2019〕67号），印发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到国家层面，获得国家大力支持。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对外开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由重庆向南经贵州，再通过广西北部湾等沿海、沿边口岸，到达新加坡等东盟主要物流节点，与通过中国东部地区出海相比，运行时间节约10天左右。截至2019年3月31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国际班列累计开行901班，铁路联运国际班列（重庆至越南河内）67班。目的地覆盖了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全球71 个国家和地区的166 个港口。显然，对于广大西部地区而言，这仅仅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巨大效用的开始，还需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使其成为保持西南地区持续崛起态势、将西南地区打造为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最重要抓手之一。一是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联运高铁通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时速350千米的渝贵高铁建设，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贵阳的运行时间将由2小时缩短至1小时；加快时速350千米的贵南高铁建设，通车后贵阳至南宁的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5 小时13 分缩短至2 小时以内；加快昆明至中老边境磨憨段高铁建设，推进中老、中泰、中缅、新中缅、中缅印、中越等6条中国——东南亚、南亚国际高铁建设。二是丰富“西部陆海新通道”合作内容。各方不应拘泥于国际联运合作，而应以国际联运为契机，发挥各自优势，促进错位发展，深化产业合作，提升我国西南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合作机制。按照共建、共担、共享原则不断完善合作机制，充分调动10省（区、市）合作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注释

①对于丧失劳动能力人口家庭贫困问题的解决，通常办法是纳入低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