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治通鉴》是由司马光主持编纂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春秋末年到北宋立国前共1362年间的史事，以时间为线索，串联历史事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有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宋神宗评价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梁启超评价为“皇帝教科书”，书中呈现了历史得失，有极大的史料价值与借鉴价值，另外，《资治通鉴》的作品背景颇有趣味，书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也引人深思。

关键词：资治通鉴;作品价值;文化意蕴

从现有对《资治通鉴》的分析资料来看，大多集中于对书籍本身的研究，对其背后文化意蕴的分析较为少见。本文从《资治通鉴》内容着手，从作品背景出发，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本书的政治文化背景，再从中穿插作品的文学价值，最后自然延伸到文化意蕴，从而对书的本身有更深刻的理解，对现实生活有更好的指导。希望通过此次浅析，能够对《资治通鉴》的研究资料有所补充。

一、作品背景

（一）政治原因

在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前，有五十四年的混乱时期，称为“五代十国时期”，在这几十年间，社会分裂动荡，百姓不得安宁，并且赵匡胤也是通过武力建立宋朝。所以在他登基之后，便想着以“文治”代替“武治”，重用文人，削弱武将地位，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后继的宋太宗继续延续之前的国家管理模式，重视科举的作用，选拔了一大批人才，并集合了很多文人士大夫编纂大部头书籍，例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神医普救方》，这就形成了一个重视文学作品编纂的文化导向。

直到宋真宗时期的《册府元龟》，这本书为《资治通鉴》做了很好的铺垫，此书里面的历史事件都是从正史中提炼出来的，有明确的指向，真正做到了“以史为鉴”。并且《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历代君臣事迹》，也就是说，多数人误以为的有误之处，其实是有其来源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很多借鉴。基于此，宋英宗下旨让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就很明显了，即为了借鉴历史，更好地治国理政，最终维护统治，所以它的成书就有了政治上的背景，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二）作者原因

从主观性来看，“司马光从小通读历史，喜欢史论，又有足够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报国情操，又经历过三朝皇帝，阅历丰富，深知皇朝内政矛盾和百姓诉求，更知历史沉浮得失，这为他思考历史、助后人以史为鉴提供了精神动力”。 [1]这是艾君先生对司马光本人的分析。笔者认为，对司马光本人有极大影响的还有《左氏春秋》这本书，司马光从小便极其喜爱读此书，而且《左氏春秋》培养了他的史学兴趣。加上司马光所处的正是特殊时期，统治者结合自身看到了武力夺取政权的隐患，所以在后来相对安定的时期，统治者提出“以文治国”，重视发展文化，重文轻武的思想逐渐注入到当时人们的脑中，形成一种“思想控制”，这是当时的思想主流，司马光也不例外，从小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受到“以文治国”的文化熏陶，他意识到文化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加之自身的兴趣使然，促使他后来有意愿编纂《资治通鉴》以促进国家的发展。

从客观性来看，使他甘愿耗费19年的时间来编写《资治通鉴》的原因，“一是由时代背景所决定。北宋时期，结束了自中唐以来长期混战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但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二是因王安石变法而促成，尤其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强烈不满。从这时开始，司马光选择退回洛阳，带上书局，离开朝廷用十五年去专心编纂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可见，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也促成他编写史论。三是欲写史论政而以史为鉴，对于司马光来说，他希望可以把君臣关系引向‘明君贤臣之路，以避免‘昏君庸臣方向，让国家不断兴盛，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或许也是其不辞辛劳编写《资治通鉴》，以求达到以史为鉴之作用。”[2]笔者认为，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外，司马光能够持续编纂《资治通鉴》还与自身官职清闲有关，当时宋神宗希望司马光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熙宁三年时，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可是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后来自请一闲职作罢。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统治者的支持，宋神宗能够即位，一定意义上离不开司马光的支持，所以宋神宗对司马光的态度是包容的，在司马光提出要编纂《资治通鉴》时，宋神宗十分支持，还专门提供了人员调遣和财政支持。如果没有这些客观原因，司马光就得不到时间上的空闲和经济上的支持，并且凭他一己之力也无法担负起巨大的编纂任务，如果没有这些因素，那么《资治通鉴》的成书则有待商榷了。

二、作品价值

（一）文史结合

作为我国古代的“史学双壁”之一，《资治通鉴》有着极大的文学价值。“首先，《资治通鉴》征引史料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其次，《资治通鉴》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再次，《资治通鉴》蕴含丰富哲学思想。书中无数惊世醒人的历代往事与振聋发聩的名言警句，使人过目难忘，品味不尽。既可怡情、可增智，也可导正、可借鉴，是人生不可多得之良言。”[3]笔者认为，《资治通鉴》最大的文化价值，就是其有着极为丰富的史料，因其受到官方的支持，编纂所需的文献材料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获得，查找文献更加方便快捷，所得文献真实而又可靠，广泛而又严谨，为后世的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来源。若说起类似史书的编纂，少有像《资治通鉴》这样丰富严谨的史料，足见其文史价值之高。

（二）灵活建构

此外，《资治通鉴》也十分注重叙事方法，在保证了原有史实的基础上，对存在问题的地方进行修正，并且运用合理的想象进行适当添加，使得文字更有韵味。“在叙事模式的建构上， 《通鉴》对其史源在史实上的漏洞加以修正， 在基本保持原有叙事结构的基础上描绘出不同于其史源的叙事链条， 并做出了较史源更接近史实且符合逻辑的想象。”[4]在《资治通鉴》中，一些未得到证实的历史材料会有所删减，并且编纂者在古板的文字记录间加入了合理的想象，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与可读性，并且在对史源的选择和删节都很有考究，改写之处也有理有據，并不会凭空捏造。故而，《资治通鉴》虽为一本史书，建构十分灵活，形式丰富多样，在反映史实的同时，却少有枯燥之意。

三、文化意蕴

（一）礼治

“礼治”即以礼治国，这是儒家主张的思想学说，儒家十分重视等级秩序，因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而“礼治”在封建社会中也是统治者的一种治国方式，现在的中国虽说是人民当家作主，但也离不开“礼治”作为行为规范的引导。而礼治在《资治通鉴》中，体现为“《资治通鉴》以‘礼治文化为中心，以‘名分论和‘才德论为基本点。‘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认为，这就是开端，正是因为这样，才造成后来的战国纷争。‘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一个人的教养，就是礼的体现。人的教养，就是礼教;社会公德，就是礼制;国家的礼，就是礼治”。[5] “礼治”与“法治”相对，在封建社会的演变中逐渐成为了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起到教化的作用，通过教化让国家意识形态深入民心，使人们自觉守礼，维护社会的安定。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以“礼治”作为道德规范，那么将会造成秩序的混乱，社会的安定则无处可言了。这点在司马光身上也有体现，在他与皇帝对话时，謙卑恭敬的态度中又有劝诫督告之意，这是司马光的“礼治”之表现;宋仁宗无子，司马光便劝谏皇帝另立储君以安定民心，这就是规矩，就算是帝王也不例外，而宋仁宗不得不另立皇储，这也是对“礼治”的又一诠释。统治者做出了表率，百姓自然会效仿，也为后世王朝提供了借鉴，并使“礼治”一直流传至今，对人们的思想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二）仁爱

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而“仁”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什么叫仁？《论语·颜渊》中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由此可见，仁德的道理和精神就是“爱”。“仁爱”在《资治通鉴》中一开始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发生地是在“智”这个地方，这里的王位是世袭制，但由于上一代帝王选择继承人的失误，智迎来了它的灭亡。《资治通鉴》记载“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但是智瑶也最终导致了智的灭亡。“如果智瑶失败的原因在于他的不仁，这是从反面证明仁爱和民心的重要，那么，获胜的赵襄子，也正是他看到了民心的重要，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才使得以最终获胜。这是从正面来体现司马光的价值观。”[6]将这个故事放到开头，足以证明司马光对此十分重视，这也直接体现了“仁爱”的重要性。“仁爱”在《资治通鉴》中并不是空穴来风，是受到宋代统治者的影响而来，且宋仁宗的“仁”字也并不是徒有其表，包拯、范仲淹等人能有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流传故事，是和宋仁宗的包容仁厚密切相关的。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仁爱”二字也逐渐成为了衡量道德品质的指标以及行为规范。

四、结语

《资治通鉴》是一部成就极高的史学著作，其作品背景和价值所涉及的内容甚广，文化意蕴也涵盖深远，文学价值则更是不言而喻。本文仅仅是解释了小部分内容，对其成书的原因及文学文化价值作了简要的分析，但由于笔者相关知识有限，对此解读仍有不足之处，有很多问题还未阐释清楚，因而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作者简介：黄濒娴（2001-），女，汉族，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学。

参考文献：

〔1〕〔2〕〔3〕艾君.先哲惊世之书 莫善于《资治通鉴》[J].工会博览，2019（20）：40-43.

〔4〕张耐冬，刘后滨.《资治通鉴》叙事中的史事考订与历史重述——基于唐太宗即位之初“诸将争功”事件书写的个案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31（1）：2-10.

〔5〕丁万明.《资治通鉴》的人生智慧[J].思维与智，2019

（22）：16-17.

〔6〕徐小跃.《资治通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J].新世纪图书馆，2019（9）：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