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8年9月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的，那时院长是吴作人先生，我们很少能见到他。低年级的同学以课堂学习为主，国画系自己的老师教，U字楼里有固定教室，老师三周、五周的连续排课，边讲边示范。国画系的两大名师李可染、李苦禅，都直接进教室上课。也有请来校外专家讲座，天南地北都有，海派、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都来过。当时流行外出写生，系里很多老师都带过写生课，其中叶浅予先生带我们最多，有时候既是写生、采风，也是体验生活，做美术调查。

“我是苦学派”

记得可染先生在第一堂课上，就叮嘱我们说：“我是苦学派，做什么事一定要练功，你们画画要吃得起苦。”

他讲自己早年跟孙佐臣拉胡琴的事，说孙老师要他记住“稳、准、狠”三个字。学艺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最冷的冬天，手冻得僵硬，通过拉琴，手慢慢热起来，关节活络，最后灵活自如。可染先生的胡琴拉得出神入化，堪称一绝。他以此为例，很有说服力。他说，基本功就要这样打下，要对自己下得了狠心。你们下五年的基本功，并不吃亏。画画不是轻松的事，不是马马虎虎对付一下就交差的事，要非常认真。他常挂在嘴边的，是“严肃扎实”四个字。

在课上他还提出一个问题。他问大家：“中国园林里面用太湖石布景，西方园林则多摆放雕像。为什么？”他说：“这正是中西艺术的差异所在，差异在似与不似。中国画不具形，不讲究相似，追求神似。齐白石先生说太似则媚俗。这是中国人的艺术哲学。崇尚自然，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依相存，不能对立。”

与李苦禅先生的随意亲和不同，可染先生为人清冷、认真。苦禅送过我好几幅画，可染先生从不主动送人，我们也不敢开口。课堂上，他很少讲题外话，话少而简捷，也从不讲伤人的话。他话不多，更不重，若说“你用点功”已经算是很重的批评了。他非常重视“功”，强调学画要能沉下心，要有吃苦的准备，踏踏实实，不走捷径。

可染先生自己画画，在技法上多得益于扎实的书法功底，以书代画，落笔极慢，慢慢地积点成线，有人赞誉可染先生的画是点线的舞蹈。即使课上演示，他也画得极慢，一幅简单的《杏花春雨江南》，往往要画两个上午。也因此，我们得以看得清晰，学得明白，先生怎样下笔、运笔和收笔都清清楚楚。

1960年，他提出“采一炼十”的艺术主张。本意是采矿非常艰辛，冶炼更加需要付出。引申到艺术上，他想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创作必须兼具采矿工人和冶炼工人双重艰辛和勤奋。可染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在艺术领域孜孜以求、不懈耕耘的苦行艺术家。

建议我们多临碑

可染先生话不多，但无疑是一名优秀的美术教育家。可染先生为我们讲山水，讲笔墨，建议我们多临碑。他更喜欢碑的金石气，这是北派书画家的偏好。

受其影响，我常去厂甸淘汉碑拓本。我逛厂甸，每次必去庆云堂，就在荣宝斋对面。每到店里，我自己翻，自己找，看到中意的就付钱。老板是位老先生，上世纪50年代仍旧穿长袍，戴瓜皮帽，圆面眼镜，厂甸卖碑帖的门店就数这家权威，多年经营，渠道很广。我去得多，和老板后来混得很熟，买东西看东西方便不少，挑东西比较随便。

中国书画南北风格不同，在央美我大多接触的是北派画家，1963年我分配到上海人美，开始较多接触海派画家，吸收和融汇进南派的笔墨与气质，加之从事美术出版工作，大量接触经典书画和顶级画家，我对南北风格感受明显，也注意吸收两者之长。正如白蕉先生所说，碑和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宏肆，帖萧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中国文化讲求辩证，反对走极端。可染先生偏爱碑的金石气，追求苍茫的历史感，喜欢岁月沉积的厚重感，这和他的笔法吻合，都是一样沉厚有力。

我们常说从事艺术要有天赋，可是从我多年的观察，特别在可染先生身上看到的，是除此之外，还必须有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只争朝夕的勤学苦练。我没看到过一个功底不扎实的大家、名家。黄永玉先生回忆说，自己的画室与可染先生画室刚好是九十度角，每次自己深夜准备休息时，看到可染先生的灯还亮着。可染先生也曾说过，自己平时很喜欢荷花，可是从来不敢轻易去画它，假若真要画的话，就需要买十刀二十刀纸，把这些纸都画完了，就可以真正地画荷花了。他始终在强调苦练艺术基本功，他要求我们多临碑也蕴含此意。

艺术上的两万五千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发生过一场中国画的改造大讨论。可染先生参与其中，在《美术》杂志创刊號上撰文《谈中国画的改造》。他给我们讲过，自己在中国画变革上的执着和艰辛，“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他说，画好中国画，要“有胆有魂”，“胆”是敢于突破传统中陈腐框框，“魂”是要有时代精神的意境。可染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正是1949年后新时代的转型期，美术界紧跟形势，必然会催生新国画的崛起。他属于转型非常成功的一位，经常外出写生采风，创作出《万山红遍》这样的鸿篇巨制。这些新画大胆铺色、创新构图，营造出辉煌灿烂的时代图景，让他赢得圈内外的如潮好评。他说起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艰辛和探索，克服了很多矛盾和困惑，如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现实生活与艺术境界的矛盾。

可染先生不畏山高路远，始终坚持外出写生，体验火热的生活，他说：“绘画最重要的，要精读两本书，第一本是大自然，第二本是传统，任何大学问家都要读这两本书，离开大自然和传统，是不可能有任何创造的。”可染先生可能是中国写生地点最多、路线最长的画家，行程数万里，堪称艺术上的两万五千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永玉先生曾评价他：“可染先生其实是一种聪明而淳朴的农民性格，勤劳是他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