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

在这暴风雨的时代里，我往往禁不住为自己悲观了：第一是身体太坏，第二是感情过重。身体坏使我少做许多事，长期的跋山涉水我都干不来;感情重使我容易兴奋，容易生气，也容易伤心。在不兴奋、不伤心，心平气和的时候，我往往幻想着自己将要参加种种生活，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英雄，多么的罗曼蒂克！比如我时常幻想着我有着健康的身体，带着枪支，背着背包，参加了游击队……当这时，我的眼前就忽然明朗起来，看见了一幅图：荒山、古道、一行人马、一片夕阳，同时我的耳边就响着松声、泉声、隐约的枪声。最可笑的，是我听到了枪声并不立刻就准备厮杀，却是很镇静地、悠闲地，吟哦着未完的诗句。这些幻想正表现了知识分子，尤其曾受过旧文学相当陶冶的知识分子的弱点，不健康和不切实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

实际说来，在我这忙碌而平凡的编辑生活中，兴奋呀、生气呀、伤心呀的事倒非常的少，日子像没有风波的江水，平静地向前流着。一旦脑子清闲起来，我不是幻想着如前边所写的“英雄”生活，便是温习着许多面孔，想念着许多人物。在我时常想念着的人物中，有几个为信仰殉难的同志，有一群音信渺茫的朋友，有会唱“捏着小拳头，打倒小日本”的女孩子。

朋友里我最想念的是雁门关外的阿雷，他是我的同乡，又是我的好友，而现在他正在荒山中过着英雄生活。

我同阿雷的认识远在八九年前。那时他在开师附小读书，我初来开封考学，因为同乡关系我们碰过几次面，却不曾谈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