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杨

(合肥学院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601)

20世纪初，辜鸿铭直面东西方社会矛盾，指出东西方之间不平等源于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视，并致力于通过著书立说、讲演和翻译活动等向西方传播儒家思想，让欧美人放弃“‘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辜氏在《东西文明异同论》中从个人生活、教育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文明五个方面阐述了东西方的差别，其他文章、讲演和翻译中也包含了道德话语的论述，这些为历来的研究者所关注，但其儒家典籍英译本中的道德话语未曾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采用语料库手段，在语言评价系统框架内，对《论语》《中庸》英译本中有关道德话语的表述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试图描述积极评价义再现的语言特征和手段，分析其成因，以期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英译活动对西方社会走出道德困境发挥了怎样的积极作用。

一、偏见与道德困境

(1) 东方主义与辜鸿铭的“中国学” 19与20世纪之交，中国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殖民势力迫切打开中国市场，殖民与反殖民构成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长期以来中西方社会之间还存在另外一种隐性的矛盾，即西方话语中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作为被“东方化”的表述，隐匿了西方社会数世纪以来对东方的歪曲、误解和偏见，被西方理解的东方与东方对自身的理解是迥然不同的。西方对东方文明的表述(东方主义)基于一种建构的无知，即作为“遏制”和“管理”东方文明和文化的工具，它们是被有意编造和生产的[1]。东方主义成为东西方文明之间进行平等、友好交流与对话的阻碍。在辜氏看来，像阿瑟·史密斯、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些中国文明研究的权威并非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2]6。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种故意的歪曲属于道德问题。

16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天主教耶稣会派传教士来华传教。近代来华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文化西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这看似繁荣的“中国学”研究背后却因研究者参差不齐的汉语水平和学术水平以及种种不同的动机等，致使“中国学”的成果并不完全准确和公正。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往往以征服者自居，向西方介绍中国时贬过于褒。正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所言，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一些风景区一样美丽迷人，但细细品味，总会给人一种“破旧不堪”“令人厌恶”的感觉[3]。

从捍卫传统文化的立场出发，辜氏对中国学提出全面深刻的批评，代表作有《约翰·史密斯在中国》《一个大汉学家》《中国学》等。ChineseScholarship(《中国学》1883)一文批评了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研究长期存在的种种错误及其产生的负面效应，批评的重心是汉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思想。首先，他指出一些最为平庸的中国小说被翻译成了欧洲语言，导致威妥玛爵士发狂地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辜氏认为西方人对中国的判断和偏见部分源于他们所见的平庸的中国小说，以至于那些研究中国的学者不能真正从有水准的中国小说中领悟它们所折射出的中国人的个人行为原则，也不能把握这些原则与中国社会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上升到对中国国家层面的行政和管理制度的研究。其次，孔子时代的中国文学才刚起步，还不完善。所以，西方学者仅对以孔子名义合成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并断言中国文学的水平如何是不妥的，必须对中国文学进行整体性地研究。再次，辜氏还反驳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国经典所包含的“妙论”都是“功利的和世俗的”的观点，认为这种对中国文学的评论是极端不道德的。最后，他还论证了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知识认识的不完善与忽略中国文学形式的关系[2]127-130。西方人和汉学家往往对研究资料掌握不够充分就妄下结论，这种对中国民族的偏见折射出东方主义在道德层面的缺陷。这种认识问题构成了话语分析关注的重要议题，因为它比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问题更隐晦，影响更深远。

(2) 西方的道德困境 19世纪80年代后期，辜氏回到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外文秘书。受张之洞、朱一新、梁鼎芬、沈曾植等学者的影响，辜氏开始钻研儒家经典，以一位中西文化协调者的身份理解和解释儒学思想。辜氏著有PapersfromaViceroy’sYamen:AChinesePleafortheCauseofGoodGovernmentandTrueCivilization(1901)，“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o-JapaneseWar”(1906)，“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1910)和“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1915)，并在《字林西报》《日本邮报》等报刊上撰文以及翻译并出版《论语》《中庸》等。1891年，辜氏刊登在《字林西报》上的英文专论谴责了在华传教士假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不法行为，并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传教士的狡辩。德国汉学家卫礼贤(1873-1930)根据辜氏《尊王篇》《清流传》编译成德文版《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一书，深受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欢迎[4]。以上著述向西方传播了儒家思想、价值观和道德责任感，试图以认知型控制影响或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学的态度、情感以及偏见。

辜氏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是英国的群氓崇拜和德意志的强权崇拜，最终导致令人憎恶的残暴的德国军国主义。若想推翻军国主义，可行的办法是如爱默生所说的不以枪易枪，而是诉诸道德力量，用爱和正义的法则行事——良民宗教，其原则是相信人性本是善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爱与正义法则的力量与效果[2]8-26；以“礼”为出发点，在内心深处认同并实践恭、敬、忠、宽、信、敏、惠、温、良、让、诚等伦理规范。辜鸿鸣感叹于欧洲道德沦丧和文明的衰败，而由于欧洲人民深陷于军国主义控制和文明毁灭的窘境以及他们普遍地对自身文明认识的不足，所以他深信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帮助欧洲文明从毁灭中被拯救出来，走出道德困境。

二、积极话语分析

评价意义不仅体现说话者的情绪，同时也蕴含了赞同或反对的态度[5]。在口头叙事分析中，评价体现说话者的兴趣和观点[6]。Thompson指出，任何语篇分析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其中的评价[7]。21世纪以来，新韩礼德学派拓展了语篇的人际意义研究，系统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语篇语义评价系统[8]35，为积极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词汇语法层面的语言评价框架。与此同时，该系统也逐步地被应用于相关的翻译研究，研究者均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翻译中态度语义和译者价值取向[9]，“不忠实”的翻译[10]和译者评价和主体性[11]99，113。

(1) 评价修饰语 态度系统分为表达人的情感(affect)、人的性格与行为的判断(judgment)和对事物的鉴赏(appreciation)三个子系统[8]95。态度是最基本的评价方式，其典型的实现方式是通过具有态度意义的形容词，韩礼德称之为“评价修饰语”(evaluative epithets)[12]或是“人际修饰语”(interpersonal epithets)[13]。一方面，辜译本中直接体现态度义(direct or inscribed attitude)的形容词和短语是实现积极话语评价的重要词汇资源；另一方面，一些间接地体现态度义(indirect or invoked attitude)的语义资源也值得关注。

颜回(前521年-前481年)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在辜氏《论语》和《中庸》英译本中，涉及颜回的有14处，辜氏均增添“favorite”这一表达孔子对颜回喜爱的愉悦心理词汇，体现其好学和仁人的品行：

例1.Confucius remarked of his favourite disciple, Yen Hui: “Hui was a man who all his life sought the central clue … that was good he embraced it with all his might and…”[14]20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则拳拳服膺……”[15]298

例2.For months he could live without deviating from a pure moral life in thought as in deed[16]40-41.

其心三月不违仁[15]64。

例1中favourite(最喜爱的)和 with all his might(全力)从心理状态角度分别体现说话者(孔子)对颜回的喜爱之情和颜回对中庸之道的兴致(interest)，属于积极的情感和满意范畴。all his life(颜回一生)强调颜回毕生追求和秉持仁德的努力和毅力，间接地表达译者的评价。马丁和怀特[8]53将伦理性判断分为社会评判和社会约束。例2中without deviating from(不违背)属于积极恰当性，是以社会道德观念和标准来评判评价对象，说明坚持长期“不违仁”难于做到，唯有颜回努力去做。

例3.Renounce yourself and conform to the ideal of decency and good sense…[16]95

克己复礼为仁……

回虽不敏……[15]138

例4.The disciple then said: “Unworthy and remiss though I am…”[16]96

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15]139

狭义的“礼”指“周礼”“礼仪”，是儒家道德实践途径的象征性表达。例3的 “礼”(the ideal of decency and good sense)，其中ideal(典范)、decency(礼貌，正派，规矩)和good(好的，善的)均是积极的语义评价资源。ideal是对“礼”的社会价值的判断，说明其重要性、价值和意义，是社会集体的观念，属于鉴赏系统中的估值性语义评价。decency和good是以社会道德观念和标准，从个体行为和个体心理层面阐释“礼”的社会正当规约之意，属于积极的判断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颜回自谦“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并未译出，例4中同样的表达则被明确地译出(unworthy and remiss)。可能是译者在有意维护颜回在读者心中的一种正面积极的形象。

例5.…A good and wise man is serious and without blame. In his conduct towards others he behaves with earnestness, and with judgment and good sense…[16]97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15]140

例6.…he carries it out with judgment and good sense; he speaks it with modesty; and he attains it with sincerity…[16]137-138

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15]189

“君子”是儒家道德哲学中彰显“德”的主体，在《论语》中出现107次，在《中庸》中出现34次。辜译本语料库统计显示，“君子”作为名词，其英译法多达16种，均采用与原文对应的翻译策略，并使用正面评价的形容词强调君子之德，如wise、good、moral、perfect、divine、true等，见表1。例5、6中serious(诚挚)、without blame(不怪罪)、earnestness(诚恳)、modesty(谦逊)、sincerity(信)这些积极评价词汇引导读者从心理和行为两个层面理解“君子”的德性。

表1 辜译本中“君子”英译法

统计显示，辜译采用正面积极评价修饰语居多，如able、 great、good、intrepid、congenial、conscientious、divine、earnest、wise、moral、superior、truthful、upright、intellectual、intelligent、indefatigable、humble、noble、spiritual等等，多体现说话人对人或事物的判断义。在表达态度立场时，说话人/作者(包括译者)并非自说自话，而是希望得到听者或读者的认同，与其共享情感、审美或判断。宣告态度旨在通过对话性与读者结盟，使其融入相同价值观和信念的社群[8]95。译文通过评价修饰这种词汇手段对原作中的人或事物评价的同时，也向西方读者传递儒家道德伦理体系对行为主体，如君子、圣人、仁者等的道德和审美判断。译者寄期望于通过积极评价的方式，与潜在的西方读者结盟，与之共享仁、礼、孝等儒家思想。

此外，我们从评价修饰语(强调词)的搭配层面来考察辜译本中与moral共现的搭配，见表2。通过辜译本语料库(41 349词)和英国国家语料库(BNC，1亿词)对比分析发现，辜译本中moral的搭配较为丰富，同时也出现异常搭配(untypical collocations)，sentiment、design、feeling、greatness、perfection、power 这些在BNC中未出现。与目的语原创文本相比，翻译文本中的异常搭配并非空穴来风[17-18]，甚至得到部分研究学者的证实[19]，已被Mauranen(2000)正式确定为翻译共性假设之一。迄今对这一翻译语言表现的特征还缺乏解释，“异常搭配很可能反映了翻译者特殊的思维模式”[20]，也与翻译受到的原文的声望、时代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相关。

异常搭配体现了辜鸿铭对儒家“德性”的理解与阐释。“德”是《论语》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孔子保留其作为统治者向善的力量含义，并进一步提出“修德”——对“德”的培养。德性的培育称为“修己”或“修身”，其目的是涵养德性：“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21]辜译把“知”(men of intellectual character)“仁”(men of moral character)“勇”(men of courage or heroic character)落实在德性修养的主体“人”的身上。此外，辜氏将《中庸》译成“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以突出“中庸”的普世性或将“中庸”作为个人的行动准则。

表2 与moral搭配的名词

(2) 认同与引证 辜氏译本蕴含了丰富的介入语义资源。除译本正文自身包含的多声的介入外，注释、前言和附录这些副文本中也有许多值得讨论的介入语义资源。译本的借言(内部声源和外部声源)具有参照对话性，能体现译本与各翻译活动参与者间的互动与交流，不仅能拉近读者与翻译的距离，也能引发读者的思考。

例7.… If you are earnest, you will never meet with want of respect. If you are considerate to others, you will w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If you are trustworthy, men will trust you. If you are diligent, you will be successful in your undertakings. If you are generous, you will find plenty of men who are willing to serve you[16]154.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15]209。

例7中的if you属于引导性认同，译文通过这种方式引领读者逐渐向后面阐述的观点靠拢，从而认同孔子提出的实行“恭宽信敏惠”达到“仁”的观点。

(3) 强化与聚焦 级差系统贯穿于整个评价系统，具有高度复杂性，为态度系统和介入系统提供分级成分，是二者及其各子系统的典型属性[8]135-136。评价修饰语(attitudinal epithets)是典型的实现语言评价的词汇语法手段，更易受译者主体性的操控，体现级差语义[11]103。这类词或是对人或事物的品质特征进行分级(品质强化)，或是对动作过程特征进行分级(过程强化)，称为“程度强化”。此外，通过突显句中某些成分增加品质或过程的表达力度，同时还体现介入义，称为“强调强化”[22]。同时，把不可分级的事物按照真实性和独特性进行级的语义资源属于聚焦[23]。由于级差系统的高度复杂性，有必要对辜译本中的级差语义资源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

统计显示，only(93次)、really(47次)、certainly(13次)、entirely(9次) clearly(6次)、naturally(5次)、universally(3次)等副词在译本中出现的频率最高。辜译本包含两类评价修饰语的语言资源，一是对品质和过程分级的“程度强化”，二是突显影响品质或过程的“强调强化”。例3和例6中entirely(完全)和really(真正)分别是过程强调强化和品质程度强化，这两个强化义给读者留下关于“仁”和“君子”的深刻印象。

例8.It is only he, in the world, who possesses absolute truth …[14]45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15]335。

例9.It is only he who possesses absolute truth in the world who can create[14]46.

唯天下至诚为能化[15]336。

例10.Confucius remarked, “A gentleman who only thinks of the comforts of life,cannot be a true gentleman.”[16]118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15]164

only是辜译本使用频次最高的强调强化限制语，用于突显句子中的某个成分，同时也表示说话者的态度。例8、9中，only突显圣人“至诚”( absolute truth)的品质。例10中only突显的是过程的力度，体现聚焦义，与后面的否定小句(cannot be a true gemtleman)共同作用，体现中国古代“士”的品质。在表达态度评价时，辜氏采用强化义的副词和形容词，是为了传播儒家道德思想，建构团结美好的人类社会。

总之，通过对辜译本态度、介入和级差三大评价语义资源进行的有限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再现原文评价意义的同时，译者借助评价修饰语、认同、强化和聚焦等词汇语法手段，将自己的价值观通过评价融入译文。虽不能从客观上使西方国家即刻停止枪炮文明，但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接受和践行孔子的道德思想起到了推动作用。

Thompson和Hunston认为，评价是为了表达说话者或作者的意见，进而能反映他们的价值体系，即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在目的语文本生产的过程中体现为译者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11]40。译者往往受制于社会集体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体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其中个体意识形态更为显著。意识形态本就是一只隐形的手，Munday[24]告诫，不能盲目把翻译迁移归因于意识形态因素。翻译与个体意识形态关系的复杂程度决定了“要避免主观臆断，尽量开展基于数据驱动的实证研究”[25]。研究各语类翻译的评价资源，能更好地理解和分析话语和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不仅深化翻译共性和译者主体性研究，也能让研究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和解释种种翻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