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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晏子故事探微

2020-03-30吕湘颖

新西部下半月 2020年2期
关键词:太史公晏子事迹

【摘 要】 司马迁博取众材在《史记》中大量辑录了晏子的事迹,文章考校了《史记》晏子事迹的渊源。阐释了《史记》所记晏子之品格:勇于义,笃于礼;勇谏善断;节俭力行;知人善任;远害保身。同时,认为太史公撰《管晏列传》抒自己的块垒和隐痛,深切寄寓了自己深切的身世之感,际遇之哀。《史记》对晏子故事的记载、对晏子形象的塑造,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史记》;晏子;事迹;太史公

晏子,名婴,谥平,字仲,生年不可考,卒于公元前500年,春秋莱之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其从政时间长达57年(公元前556年—公元前500年),历事齐灵公、齐庄公和齐景公三朝。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除了老子之外,基本都晚于晏子,作为一代名臣贤相,诸子对晏子其人多有推崇和仰慕,如孔子,孟子,因此其事迹在春秋战国时期也被广泛记载和流传,事迹散见于《论语》《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著录,以借晏子之口立言传道,也见于《春秋》、《左传》等史书,这些都构成了人们认识晏子形象的故事群。在晏子的故事群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就有人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收录、整理,并统一加以编订,《晏子春秋》一书初具规模。[1]《晏子春秋》问世之后,历经秦焚书之火,至西汉初仍“世多有之”,及至司马迁著《史记》为晏子树碑立传,确立“管晏”并称,将晏子的地位进一步的确立和提高,为后世人认识晏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史记》晏子事迹考

司马迁著《史记》时,对晏子敬仰之情难以自抑,以十分仰慕的态度将晏子和管仲并提作《管晏列传》,同时将晏子形迹贯穿在表、世家、列传中,塑造出一个史公心中的晏子。其中提到晏子的篇章共13篇,分别是《十二诸侯年表》《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晋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世家》《管晏列传》《司马穰苴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载与晏子相关的事迹共记载28则,大抵有四种来源。

1、春秋经类,以《左传》事迹居多

太史公记晏子之事迹多辑录自《左傳》。《齐太公世家》与《晋世家》中共记公元前555年齐晋平阴之战,事件见诸《左传》,晏子“君亦无勇”的论断也与《左传·襄公十八年》中所载“君固无勇”的论断大体相合。(按:齐晋平阴之战,记于《左传》“鲁襄公十八年”,即公元前555年。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在《齐太公世家》记为“齐灵公二十七年”,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记为“齐灵公二十七年”、“鲁襄公十八年”、“晋平公三年”,皆为公元前555年,而在《晋世家》中则记为“晋平公元年”,即为公元前557年,这与《左传·襄公十八年》和《史记·齐太公世家》《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相左,疑为史公笔下误,特此提出以待商榷。)

《齐太公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与《十二诸侯年表》中共记齐庄公三年晋栾盈奔齐,晏子谏庄公勿纳栾盈而“公弗听”之事亦见诸《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但与《左传》所记有所出入。梁玉绳曰:“襄二十二年《左传》,晏子谏纳栾盈,弗听,退告田文子,而文子未尝谏也,此与《田世家》同误。”[2]

《齐太公世家》中所记齐庄公六年崔杼之乱,晏子“为社稷亡则亡之”的论辩而后不惧权势“枕公尸而哭”的行为皆承袭《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的笔法。

《齐太公世家》《晋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与《十二诸侯年表》中皆记述景公九年晏子使晋与叔向私语并预言“齐之政卒归于田氏”之事,与《左传·昭公三年》所记“齐其为陈氏矣”的论断相一致。

《齐太公世家》与《十二诸侯年表》载齐景公三十二年,齐景公与晏子坐柏寝言并问策于晏子以求禳除彗星,此事亦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2、《晏子春秋》

除《左传》事迹辑录外另有《晏子春秋》中的材料被司马迁采用,晏子故事在经历了先秦历史史实,诸子著说和民间传说的交汇融合之后,在汉代初期趋于定型,出现了关于晏子故事的集大成之作——《晏子春秋》,其书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3]史公这段话,说明司马迁之时已有《晏子春秋》之书传世,“世多有之”亦可见其流传之广泛,“详哉其言”可见史公曾详细的读过,如此想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晏子事迹和描绘晏子形象时难免不会受到《晏子春秋》的影响。

《管晏列传》中太史公着力刻画的晏子节俭力行、知人善任、善谏爱民的品格与《晏子春秋》中晏子形象是一致的。

《田敬仲完世家》称谏景公勿使田氏坐大的事迹见于《晏子春秋·外篇·篇十五》,但太史公所称“数谏”并未见诸于《晏子春秋》,不知太史公何据,疑为美饰亦或另有依据而不可考。

《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太史公假借公孙弘之口称赞晏子相景公时节俭力行的品格,传文中称晏子“食不重肉,妾不衣丝”,这些话语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中所载“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栈轸之车,而驾驽马以朝”[4]之语系异语同工之妙。

3、诸子著说类,除《左传》《晏子春秋》外,司马迁为了“论其轶事”,还继承了诸子著说

《孔子世家》中晏子评孔子之学行见于《墨子·非儒》,司马谈《六家要旨》论儒家之短盖有取于此。崔述曰:“晏子之所言事事皆与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谮人者乎?不但所言皆与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即与晏子平生所言见于《左传》《孟子》者亦无一不相反。且春秋之世固无有所谓‘滑稽倨傲,游说乞贷者,亦无有以是讥人者;自战国淳于髡、慎到、庄周、颜斶、张仪、苏秦之徒并起,然后有以‘滑稽倨傲,游说乞贷者;‘破产厚葬之讥亦自墨氏教行之后始有之,此文乃战国以后墨氏之徒之伪撰以攻吾者,以晏子之俭,故托之。”[5]梁玉绳曰“婴,贤者也,与孔子友善,沮封尼溪,必无之事。孔鲋《诘墨》已言之,先儒已力辩其诬。后夹谷之会,《史》言晏子与有谋焉,亦妄。”[6]疑为战国异说,可姑弗论史公是否真的认为晏子有此言行,至其纠擿儒家学说的迂腐之处可谓目光如炬鞭辟入里,史公虽尊崇孔子,然而此等弊病史公亦有自识,因此也假借晏子之口如是说。如此推测也是合乎情理的。另,《孟子荀卿列传》中所载齐国稷下学宫学者淳于髡行事以晏子为楷模之事也继承自《墨子》。

《仲尼弟子列传》将晏子列为孔子所严事数人之一,观点来源于《论语》。《论语·公冶长》载孔子称道晏子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7]

管晏齐名的说法则继承自《孟子》。管、晏并称的历史问题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在秦汉大一统以前的战国田齐时代,管、晏并称便已形成,稷下诸子谈论政治辄以管、晏并称,对此孟子讥之日:“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8](《孟子·公孙丑上》)

4、其他来源。除上述所书之外,司马迁所取晏子事迹盖另有来源

《齐太公世家》中记载夹谷之会后晏子卒,这为我们明确指出晏子卒年为公元前500年。这在《左传》《晏子春秋》和其他先秦典籍中均未见有载,也许史公另有来源。梁玉绳曰:“是岁为景公四十八年,婴先景十年卒也。然《说苑·君道》载景公谓弘章曰‘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则婴又似非卒于是岁矣,疑。”[9]《史记评林》引王韦曰:“晏婴卒,太史公特书,盖齐失良佐,而乱亡之祸自此始也。”[10]

《司马穰苴列传》载晏子舉荐司马穰苴之事既不见于《左传》亦不见于《晏子春秋》,但其所载晏子之品格与《晏子春秋》中的晏子是一致的,或者太史公另有史料来源。

二、《史记》晏子之品格

司马迁著《史记》博采众家之材,不吝笔墨在13篇传记中均辑录晏子事迹,且怀着“假令晏子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11]这种无比敬仰和倾慕的心情为晏子树碑立传,史公对晏子之尊崇可见一斑。如此,晏子何以让史公如此“忻慕”呢?这与晏子高洁的品格是密切相关的。

1、勇于义,笃于礼

《仲尼弟子列传》 载“孔子严事之”,孔子身为礼仪大家也曾多次赞美晏子,对晏子十分崇敬。孔子曾对其弟子子贡说,“晏子于君为忠臣,而行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爱敬。”[12]在《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中孔子认为晏子懂得守礼。能得到孔子如此称赞足以见晏子之守礼。曾子也曾赞许“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13]

司马迁对这些观点也十分认同,在《齐太公世家》浓墨重彩的描绘了晏子“勇于义”之行。崔杼弑庄公,众大臣畏惧崔杼之势皆避之,而晏子却无所畏惧纵然被崔杼以死威逼依然立于崔杼门外要求依礼祭拜,据礼以争,因君“为己死己亡”不死君难,但礼数不可费,“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14]在《管晏列传》中太史公亦记载此事,特别强调“成礼然后去”,[15]可见太史公对晏子守礼之赞许,论赞其“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16]盖以晏子能不畏权臣而入哭其君为“见义勇为”。

《齐太公世家》所记崔庆之乱亦可见晏子笃于礼。面对“不与崔、庆者死”的威胁,[17]依然坚持“婴所不获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18]不肯与乱臣盟。面对威逼依然不违背君臣之关系准则,不逾规,不行不合乎礼之事。

后世之人也多有称赞晏子之守礼,如北宋苏辙把管晏互比,“管子以桓公霸,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礼义。晏子之为人勇于义,笃于礼,管子盖有愧焉。”[19]肯定了晏子守礼美德又对其做出公允的评价。

2、勇谏善断

《史记》中的晏子另一个重要品格为勇谏善断。史公在《史记》涉及晏子的28则事迹中辑录八则晏子劝谏之事三则预言之事,几近占据所有事迹的半数,充分展现了晏子为政之忠与才识之高,足可见司马迁对晏子勇谋善断品格的重视,

八则劝谏之举共涉及六次事件。灵公二十七年,晋伐齐,齐师败,晏子谏灵公止战,灵公弗从;庄公三年,晋栾盈来奔齐,晏子劝谏庄公勿失信于晋而纳栾盈,庄公弗从;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晏子忧心田氏篡国数谏景公勿使田氏坐大,景公弗听;晏子批判儒学之弊病,担心不能正确引导平民百姓而阻景公封孔子之事;景公时,晋燕侵齐,景公十分担心,晏子乃荐司马穰苴给景公,后司马穰苴打退燕、晋收复失地,解除齐国危机;景公三十二年,景公坐柏寝,见彗星,其时景公奢侈厚赋,晏子谏景公节俭轻赋才能禳除彗星。其中虽有三次劝谏未果,但并非晏子才疏,“晏子事灵、庄、景公,皆庸君,功业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于桓公,其所成就,当与郑子产比耳。”[20]太史公亦提到高士淳于髡其谏说以晏子为榜样,侧面论证晏子善谏之才。晏子劝谏始终以民为本,忠君爱民之心可共鉴,正如太史公所言,“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21]

晏子在善谏的同时亦目光如炬,往往可以通过分析当前形势而得出准确的论断和具有前瞻性的预言。《齐太公世家》与《田敬仲完世家》均记载景公九年,晏子使晋与叔向私语之事,看到了田氏以公权私收买人心,预言田氏将代齐,后田氏篡夺姜氏建立田氏齐国,应验了晏子的预言;叔向言于晏子晋在季世即将衰落的形势,晏子也十分认同叔向的观点,亦可见晏子善断的特点。

3、节俭力行

晏子不仅劝谏景公厉行节俭,自己亦生活简朴,以身作则。司马迁称其“以节俭力行重于齐”,[22]在《管晏列传》中称晏子“食不重肉,妾不衣丝”,[23]在《平津侯主父列传》借汲黯之口再次强调,且自述作《管晏列传》的原因为“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24]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晏子节俭力行品格之崇敬。

古往今来人们对晏子节俭力行的品格或赞赏或借以明志,如《礼记·礼器》说他“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浣衣濯冠以朝”;[25]《檀弓》说他“一狐三十年”;[26]《晏子春秋》记其“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栈轸之车,而驾驽马以朝”。[27]另有多有诗文颂扬以明志,如清旻宁《五贤咏·晏子》“狐裘三十年,清风邦之彦。”[28]唐高适《东平旅游,奉赠薛太守二十四韵》“不改任棠水,仍传晏子裘。”[29]宋陆游《闲昧》“庾郎三韭不妨饱,晏子一裘何恨贫?”[30]

4、知人善任

识才任才,知人善任也是《史记》中晏子的重要品格之一。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浓墨重彩的描写了晏子这一品格,晏子知越石父贤,遭之涂,解左骖赎之,后将其迎为上宾;观其车夫有贤德,不拘一格赏拔身份地位低微的车夫,举荐其为大夫。充分展现了晏子识才爱才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的品格。

史公另记晏子谏司马穰苴之事,晏子不因其为田氏后裔而故意诋毁和不用,只因看到其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杰出才能就大力举荐,事实证明晏子是正确的。这不得不令人叹服晏子识才和任贤举能的杰出才能。

5、远害保身

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称其“‘在其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既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31]晏子当自己受到国君的夸奖信任时,对事情就据理直说;当自己不被信任重用之时,就只注意行为高洁而不再发表言论。国君能行正道,就顺着他的命令去做,不能行正道时,就权衡形势,采取相应措施。

《吴太伯世家》中载季札使齐劝晏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以免于难。故晏子因除相子以纳邑与政,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不贪恋权势,远害保身,以此才能三世显名于诸侯,此乃晏子为政处事之大智慧也。

三、从《管晏列传》看太史公之块垒和隐痛

司马迁将管晏合传,列于七十列传之第二,由此亦可见他们在太史公心目中的位置。于管仲相比,晏子之功绩不若之,但司马迁将其与管仲合传,为其树碑立传,足可见太史公对其无比崇敬之情。从《管晏列传》一篇我们可以深切的了解太史公之深切寄托。

“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32]太史公修史,始终坚持“我欲载之空言,不若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33]管晏虽作为两大政治家的身份并称,但若在列传中“见之于行事”,我们就不能仅仅只着眼于他们的政绩,细细研读其事迹,太史公蕴藏其中的幽深曲折的深意可以得见。李晚芳曰:“两传皆以志友道交情,曰‘知我,曰‘知己,两篇合叙联结之真谛也。太史遭刑不能自赎,交游莫救,故作此二传,寄意独深。使当时有知管仲之鲍子知之,或可劝君解免;有知越石父之晏子知之,亦可援法代赎。多鲍叔之知人,与执鞭所欣慕,皆情见乎辞矣。故落笔时,有不胜望古遥集之悲;反复抑扬,又有笔欲住而意不住之妙。盖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不以贵贱患难而有间,斯足千古。”[34]可以说概括的十分精辟了。

《管晏列传》全篇以“知己”二字立论,陈卧子曰:“管晏功业甚伟而载其一二轶事,大要在于结交推贤,志有所寄耳。”[35]张履祥曰:“大约此篇着意全于知己处,故于管晏霸显事殊略,而于鲍叔、越石父事殊详。若曰‘吾于李陵不啻鲍叔矣,当世若有晏子其人,吾其为越石父乎?故终之日假令晏子而在,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36]    鲍叔牙于管仲而言是其知己,管仲未相齐之前,屡遭困厄,行事或可称之卑劣,如“分财利多自与”、“三战三走”等,然鲍叔“知我贫”,“知我不遭时”,“知我有老母”,尤为难能者,当管仲“幽囚受辱”,鲍叔知其“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的心志。[37]知音者,知其心也;知己者,知其志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38]管仲对鲍叔的感激之言,无以言表。司马迁秉承父志修史而草创未就,适遭李陵之祸,意欲完成《史记》以“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戳,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39]管仲“幽囚受辱”而不耻,却有鲍叔知其志,且向桓公推荐,得为齐相。同遭困厄,而史公当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40]云泥之别,个中孤独、无助、悲切,令人闻之动容。

管仲若没有鲍叔的“知”和“荐”只怕会被人疑为千古小人。及至晏子,史公仍立论于“知”和“荐”,不论其他书中详哉之言,为观其行事而次其传,论其轶事,精心选取了知越石父而救之于缧绁,识车夫知错就改之德而荐其为大夫两件事。越石父那段肺腑之言,重点在“知己”二字上,“吾闻君子拙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一句中的“拙”(屈也)和“信”(伸也)强调知己的重要性,[41]高塘曰:“管、晏在春秋,功业炫赫一时,而两传只用虚括之笔揭出,不肯叙霸显事迹,俱从交游知己上着笔,寄慨良深,所谓论其轶事也。赞末二句,情见乎词。《报任少卿书》云: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此二传所以感发也。管传中生我知我二语,晏传中‘诎伸‘知己二句,自是特笔。”[42]林云铭《古文析义》曰:“执鞭,根传中仆御来。管晏同传独忻慕晏子者,自知不能为管仲事功,且追伤被刑时贫无以赎,交游不为一言,晏子有赎贤荐贤二事,寄意甚远。”[43]舒雅曰:“太史以李陵故被刑,汉法腐刑许赎,而生平交游故旧,无能如晏子解左骖赎石父者。自伤不遇斯人,而过激仰羡之词耳。”[44]这大概就是孟柯之所言“以意逆志”吧。

在《管晏列传》中, 司马迁在晏子的论赞词中意味深长地写道:“至其谏说, 犯君之颜, 此所谓‘进思尽忠, 退思补过者哉!”[45]细细读来便可知其有所影射,晏子历事三君,灵公、庄公、景公, 这三世国君都并不贤明, 但晏子犯君之颜谏说, 不仅无刀锯之祸, 反而权位益显, 声名日隆, 相比之下, 自己仅进一忠言而被腐刑, 这就深刻揭露了自诩为圣明之君的汉武帝残暴不仁,具有强烈的宣泄意味和批判精神。正如清代刘鹗所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 《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46]而“太史公曰”则是“太史公哭泣”的最深切、最直接的体现。司马迁如此巧妙地谋篇成文, 为的是寓内心隐衷, 但此时的“隐衷”已非其内心的私愤, 而上升到了阐述其政治思想、人际交往思想以及对汉王朝统治者的批判。此正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是也。

四、《史記》对晏子故事传承的影响

《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史书,对于晏子形象的塑造和晏子故事的传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史记》首次明确记载了晏子的卒年,这在其他典籍中都未见记载,也许是关于其卒年的史料散佚,虽然时至今日对于晏子卒年学界依然有所争议,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代表性观点为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提出的晏子卒年,但钱穆考证不够严密,并不能算作推翻《史记》记载的有力依据,因此学界目前普遍认同太史公的记述,这就为我们研究晏子生平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参照,这是太史公对晏子生平研究做出的一大贡献。

其次,《史记》所载晏子之事迹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与著述提供了素材,如《管晏列传》中着重刻画的晏子之晋睹齐累越石父解左骖赎之与归的故事,采自《吕氏春秋·先识览》,仅起首数句不同,今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亦载此事起首数句与《吕氏春秋》大体相同,而史公稱越石父“在缧绁中”而晏子赎之,则似商代武丁之解困傅说矣,梁玉绳曰:“(史公)下文曰‘其书不论,论其轶事,则赎石父不在《晏子春秋》中,乃后人集录而异其词也”,[47]乃后人直接辑录这一事迹与太史公笔法入《晏子春秋》也。

然后,《史记》将继承自《孟子》的“管晏”并称的说法通过《管晏列传》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其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内涵,后世人皆将管子和晏子并举,凝定为一种固定的文化形式,同时也对后人深刻认识晏子起到了深远的作用。

最后,太史公对晏子的“忻慕”之情以及对晏子言行的高度推崇加深了后世人的对晏子的情感认知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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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湘颖(1998—)女,汉族,河南信阳人,广西民族大学2018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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