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会治理环境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选取中国31个省市农村地区1988—2014年宏观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刑事犯罪批捕人数作为代理变量，分析社会治理环境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对生产率有较大影响、主要由基层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社会治理环境改善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对生产率提升无直接影响、主要由县市等更高层级单位提供的公共品，社会治理环境的影响不显著;刑事犯罪历史数据高度正相关。短期的刑事犯罪批捕累计量增加，不会显著增加当期公共品的供给;长期的刑事犯罪批捕累计数量增加，会显著增加当期公共品的供给。这表明，只有持之以恒地打击黑恶势力，才会真正改善社会治安状况。

关键词    社会治理环境;刑事犯罪;公共品;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20）03-0222-0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Effect  of  Governance  Environment  on  Public  Goods  Supply  in  Rural  China

HE Da-xing

（School of Marxism，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Using the violent crime data as the proxy variable，this paper used the fixed effect model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 on the public goods supply in rural China with the panel data of 31 cities and provinces from 1988 to 2014.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violent crime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rural public goods which would increase the rural productivity largely and were provid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The violent crime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ural public goods which had small effect on rural productivity and were provide by the high level government.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istorical data of violent crime was highly positive.The short term accumulative number of historical criminal arrest had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but the long term accumulative number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continue to fight against criminal offences and improve the social order.

Key words    governance environment;violent crime;public goods;fixed effect model;panel data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社會治理环境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基层治理能力相对薄弱、落后的风俗习惯根深蒂固、官场腐败没有有效根治，种种原因导致农村“村霸”等黑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弱小、聚敛不义之财，甚至操纵地方选举，腐蚀基层民主[1]。2018年山东省潍坊市公布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曹某等19人通过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团伙，通过“套路贷”、虚假诉讼、暴力威胁等手段，非法夺取100余套房产，迫使17家企业破产、20多个家庭倾家荡产，甚至出现有受害人父亲去世，作为家中独子不敢回家奔丧的情况[2]。黑恶势力对社会的危害，可见一斑。因此，国家也一直在大力打击农村的黑恶势力。

目前，学术界对影响社会治理环境及其重要因素——刑事犯罪的社会及其经济学成因、传播机制、预防和防治策略，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探讨[3]。如Draca和Machin[4]发现，除失业率、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因素外，犯罪所得和合法工资的差异也是影响犯罪和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Patten[5]利用传染病传播模型（Susceptiable-Infected-Removed，S-I-R）发现，只有犯罪率超过一定的门槛，才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否则，就会自然治愈。Zimring[6]从加强对热点地区巡逻、当街阻拦和轻罪拘捕等方面对美国纽约市在降低犯罪率、改善社会治安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目前，也有少数研究探讨了犯罪、社会治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如Goulas等[7]发现，当经济条件较差时，降低犯罪、维护治安环境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当经济条件较好时，降低犯罪的经济效果有限。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影响社会治理环境的成因、机制、防治策略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研究社会治理环境变化的经济后果相对较少，特别是社会治理环境对农村经济影响的研究相对缺乏。

研究社会治理环境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定量影响是必要的，其有以下2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公共品的重要性。农村公共品，比如教育、医疗、村级公路、防洪排灌设施等，对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扶贫工作中指出，“扶贫要实打实解决问题……一些基本公共设施要保障，像路、水、电之类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反复强调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重要性。二是合理的政府资源配置。中国的基层治理环境复杂、地方警力有限，出于现实的考虑，必须合理配置政府资源。如果社会治理环境对公共品供给影响甚微甚至没有影响，那么，地方政府能否有足够的积极性去防治农村刑事犯罪便是一个问题。因此，精确的定量分析，对农村社会治理政策制定和执行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文利用198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刑事犯罪批捕人数作为代理变量，分析社会治理环境对农村公共品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本文数据来自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检察年鉴》《中国法律年鉴》、地方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资料。

主要被解释变量是有效灌溉面积、乡村水电装机容量、除涝面积、受灾未成灾面积等。根据定义（表1），这些变量是农村家庭或个人很难独立提供的，大部分要乡镇、村组等进行组织协调，需要修建大量的相关配套设施，比如沟渠、堤坝、大型排灌设备等;其使用也具有一定的外部性，比如，某个村庄修建沟渠、增添排灌设施，使得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可能会间接影响周边村庄的生产条件，也可能会影响其他行业（如渔业、林业）的生产条件。因此，本文认为它们可以作为农村公共品的代理变量[8]。

主要解释变量是刑事犯罪批捕人数。犯罪的种类很多，危害程度不一。例如，杀人、抢劫等人身伤害罪;欺行霸市、聚众扰乱治安等有组织暴力犯罪等，对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危害尤其重大。基于数据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用《中国法律年鉴》和《中国检察年鉴》中的刑事犯罪批捕人数作为社会治理环境的代理变量，用于描述中国整个社会包括农村的治安环境。

主要控制变量是农村人口、农业机械总动力、公路里程、乡镇个数、支农支出、农业产值、地区GDP。选择这些控制变量的原因如下：一是农村人口是影响农村在政府政策中权重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农村人口越多，农业方面的公共品需求可能越大。政府基于政绩的考虑，对其关注度可能越大。二是农业机械总动力是农业生产条件的一个衡量指标，会影响到有效灌溉面积等主要被解释变量。三是公路里程数，反映农村的基础设施情况。基础设施越完善，农村修建公共品的难度越低。一般情况下，公路由县、市、省等更高级别的单位或部门提供，受基层治安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而不是被解释变量。四是乡镇个数反映的是农村基层组织情况。一般情况下，基层组织越多，收取税费、提供局部公共品的间接动机越大。五是农业产值，其关系到地方是否有动力、有能力建设农村公共品。

1.2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都进行对数化处理。对数化处理有助于降低初始值不准确的影响、方便计算边际影响等，是学术界处理数据的常用方法。

1.2.1    刑事犯罪批捕人数。有3点需要说明：一是一般情况下，《中国法律年鉴》《中国检察年鉴》会公布上一年度的刑事犯罪批捕人数，但受到地方人大会议及换届的影响，在人大会议所在年度，年鉴及检察公报不再公布当年数据，而是公布5年来的加总数据。比如，2013年《中国法律年鉴》，北京市公布5年的刑事犯罪批捕总人数，没有公布2012年的批捕人数。2012年批捕人数，由笔者根据5年总人数减去2008—2011年批捕人数，自行计算而得。二是如果《中国法律年鉴》《中国检察年鉴》与各地检察院公报数据不一致，比如新疆2012年的数据，本文取三者数据中的最大值作为当年的批捕人数;三是部分省份某些年度数据缺失，比如吉林1992年、2004年。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缺失数据用均值插值法进行补充。

1.2.2    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官网等整理获得。有2点需要说明：一是部分省市在有些年份没有公布城乡人口数量、但公布了城乡人口比例，比如天津。缺失数据根据总人口数据和比例数据计算而得。二是部分省市城乡数据异常。比如《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贵州省1992—1999年数据明显异常，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资料汇编将该省在这些年份的城乡人口数据错位。结合地方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局官网等其他资料，本文對其进行修正。其他情况类似处理。缺失数据用均值插值法进行补充。

1.3    回归方程和识别策略

社会治理环境可能从多个方面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首先，治理环境恶劣会削弱农村社会的凝聚力。如果一个地方违法行为，特别是暴力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受到暴力威胁时得不到有效帮助，农村居民可能会失去对政府组织和传统社会秩序的信任，无法凝聚共识，进而减少公共品供给。其次，削弱基层民主制度的领导力。如果一个地方存在“黑恶势力”干涉、参与地方基层治理的现象，基层民主不仅会流于形式，甚至会成为“黑恶势力”的护身符。基层政府失去领导力，丢掉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会丧失提供公共品的动机。最后，增加公共品供给的成本和风险。如果一个地方存在欺行霸市、扰乱治安等有组织犯罪，地方在提供公共品时，这些组织可能会人为制造事端，挑起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阻挠基础设施的正常施工，降低公共品的效率和社会评价，甚至影响政府后续的工作安排和考虑，使基层公共品供给陷入恶性循环的局面。

受灾未成灾面积增长率和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两者存在微弱的负相关，这意味着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增加或者刑事犯罪率增加，受灾未成灾面积将减少。图形上的相关性很直观，但作为证据并不充分。影响公共品供给的因素很多，比如地理环境、政府支出等，需要加以控制。因此，本文用3种方式来识别两者的关系。

1.3.1    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本文用g表示公共品数量，v表示刑事犯罪批捕人数，X表示控制变量，固定效应模型的方程设置为：

式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αi表示省份异质性，用于控制地理、文化等相对固定但又很难直接衡量的因素;λt表示时间冲击，用于控制各年度的政策、天气等因素的影响;εit表示外生冲击，一般假设其为独立正态分布。固定效应模型是经济学中处理面板数据的常用模型，一般用带虚拟变量的最小二乘法加以估计。模型及模型的具体细节参见文献[9]。本文预计刑事犯罪会对公共品供给产生负面影响，即γ<0。

1.3.2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令ρτ（u）=[τ-1（u<0）]u，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目标函数一般为：

式中，τ？缀（0，1）为预先设置的分位数，1（u<0）是一个示性函数，u<0时取值为1，其他情况下取值为0。式中的目标函数是一个非线性函数，传统的差分法或者添加虚拟变量的方法不能有效消除αi的影响。αi估计不准，会影响γ的准确性。学术界对面板分位数回归的估计方法仍然在不断发展中，一种常见的做法是通过随机模拟和罚函数的方式估计 αi和γ。具体细节参见文献[10-11]。相对于固定效应模型，理论上讲，分位数回归模型受异常值的影响较小，是一种分析不同目标人群参数一致性的替代方法。

1.3.3    考虑累加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中，本文用刑事犯罪批捕人数作为社会治理环境的代理变量。用其表示社会的治安环境，是基于如下考虑：一是刑事犯罪的社会影响较大，一般情况下，不立案、不批捕的可能性较小，可以近似认为批捕人数就等于犯罪人数。批捕人数较多，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社会治理环境与社会期望差距较大;二是刑事犯罪较难事先预防，批捕时危害已经发生。抓捕刑事犯罪人员不会直接影响事发时的治安环境、社会心理，也不会降低犯罪的直接社会影响。

本文上述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可能存在质疑：如果个体的犯罪倾向是一个常数，或者社会中潜在犯罪群体（或者事实犯罪但不一定立案）的比例稳定，那么当年批捕刑事犯罪人数越多，则潜在犯罪群体规模减小，可能意味着当年的治安状况越好，相应的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应该越多。

如果上述质疑成立，一个合理的推论是过去一段时间内批捕的刑事犯罪人数越多，当年的治安状况也会改善。借鉴Dobohue和Levitt[12]的方法，本文构建2个变量来检验上述质疑。构造的变量如下：

如果质疑成立，应有δ>0;若不成立，应有δ≤0。

2    结果与分析

2.1    回归变量的基本特征

表2描述了回归变量的基本特征。对于主要解释变量，有3点额外说明：一是刑事犯罪批捕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1983—1997年，批捕人数约为221万人;2012—2017年度，批捕人数约为453.1万人。批捕人数最多的是2012—2017年，批捕469.05万人。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稳定：最低的年份是1985年，约为0.24‰;最高的年份是2017年，约为0.77‰;整个时间段内比例均值为0.56‰（数据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80—2018和国家统计局官网计算而得）。二是各省市刑事犯罪批捕人数的年度相关性较高，当期与上一期的相关系数为0.978 1。高度相关性表明刑事犯罪可能受一些相对固定的因素影响，回归中需要控制省市间的异质性特征。三是1983年、1996年、2001年、2010年、2017年的“严打”工作确实会提高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如2001年刑事犯罪批捕人数为841 845人，高于1998—2002年度均值12 000多人。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受到政策的影响，表明回归中应该控制时间冲击的影响。

2.2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3报告了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主要结果如下：一是社会治理环境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符合预期。刑事犯罪批捕人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有效灌溉面积下降0.11百分点。二是社会治理环境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品供给影响程度不一。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增加，未显著影响农村水电装机容量、农村受灾未成灾面积和除涝面积。可能是农村受灾面积等受天气的影响较大，农村水电装机容量、耕地达到除涝标准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因而这3项公共品由更高级别的部门直接管理的可能性较大，受到基层治安环境的影响较小。三是农业机械总动力等基本生产条件的改善，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有显著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基本生产条件的改善降低了上述公共品的供给成本，提高了基层和个体参与公共品投资的积极性。四是乡镇数量對部分公共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个分析结果与贺大兴[8]研究结果一致。

2.3    面板分位數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4报告了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是有效灌溉面积对数，第一行的数字表示分位数。主要结果如下：一是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在几乎所有分位上对有效灌溉面积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结合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回归结果是稳健的。二是农村人口、农业机械总动力、乡镇数量对有效灌溉面积的影响为正且相对稳健。三是公路里程的影响在0.7分位以下为负，0.7分位以上为正。可能是因为在给定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公路里程和其他公共品供给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财政充足的地方替代性较弱，两者呈现同时增长;财政不足的地方替代性较强，一种公共品供给增加可能导致另外一种公共品供给减少。

面板分位数回归一般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随机抽样和数值优化的方法来消除个体异质性的影响。如果抽样次数足够大、数值优化采用全局优化的算法，面板分位数回归确实可以在理论上得到稳健的结果。但一般情况下，对于非线性目标函数及非线性的一阶条件，在抽样次数有限的情况下，回归的结果极有可能只是局部最优解。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重复性，本文在每次分位数回归时都设定随机种子，在目标函数趋于稳定时停止抽样。

2.4    考虑累加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表5报告了加入累加效应后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受灾未成灾面积、除涝面积的回归结果仍然不显著，故表中没有报告该结果。第2、3列的回归中添加的新变量是过去累计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即。第4、5列的回归中添加的新变量是过去5年累计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即。主要结果如下：一是加入累计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后，当期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变量对公共品供给仍然具有显著的稳定负影响。二是如果用过去5年累计刑事犯罪批捕人数衡量过去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可以发现，它对当前的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仍然是负向的;如果用过去累计刑事犯罪批捕人数衡量过去的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可以发现，它对当前的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是正向的。可能的原因是刑事犯罪具有比较复杂的社会因素，短期抓捕或严厉打击并不一定能够及时显著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但若持之以恒，还是会改善社会治安状况。三是农村人口、农业机械总动力、乡镇数量对有效灌溉面积、乡村水电装机容量仍然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社会治理环境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品影响不尽相同。对生产率改进影响较大的公共品或者由基层提供的公共品，比如有效灌溉面积等，社会治理环境变差会显著降低该公共品的供给数量。不直接提升生产率、由更高一级政府机构提供的公共品，如乡村水电装机容量、除涝面积、受灾未成灾面积等，基本不受社会治理环境的影响。

3.2    建议

一是持续打击农村黑恶势力，长期保持扫黑除恶的高压态势。本文研究发现，刑事犯罪历史数据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当期或短期累计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对当期的公共品供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长期的累计刑事犯罪批捕人数对当期公共品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短暂或临时的扫黑除恶工作不一定能根治刑事犯罪，中央和地方应该常抓不懈。

二是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投入，持续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本文研究发现，一些受气候影响较大、需要统一协调的农村公共品，基层政府提供的积极性不足，这就需要省、市政府增加投入。另外，农村生产条件的改善也会稳定增加公共品供给，这也需要地方政府加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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