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围绕美国在战后70年的世界布局、中国面临的时代抉择和系统工程的思想引领等内容展开，系统性地阐明了继承和发扬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前瞻性地研判了系统工程思想理论及方法工具对于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是抉择中的中国打开通往未来之路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管理革命;系统工程思想;智库建设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037（2020）1-10-8

1 百年变局中的发展焦虑

二战后，美国是唯一几乎毫发未损的大国，国力得到迅速增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60%，工业总产值占到了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成为拥有全世界最多财富的国家，以此建立起以美国价值观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充当着“世界领导者”与“世界警察”的角色。其在政治上操纵联合国，金融上维护美元中心，经贸上利用WTO的关税手段维护本国利益，产业上利用其主导的知识产权体系攫取高额利润[1]。特别是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达到空前高度。

在产业利润上，美国通过先发优势建立起的全球化分工、制造业转移、生产分工，站在了产业链的顶端，形成了后发工业化国家难以逾越的屏障。过去40年，半导体行业在西方的主导下加速垄断。1995年，全球七大半导体企业投资占比24%，如今这个数字已在80%以上。40年前，全球有几十家主要的设备制造商，如今只剩下三四家。就芯片生产设备而言，全球三大巨头美国应用材料、泛林和ASML，美国独占两席;就芯片设计EDA软件而言，全球三大巨头铿腾、明导和新思科技，均为美国企业。在电信基础设备领域，也一直是西方国家把控。高通围绕着核心技术及周边技术大量申请专利，建立了垄断的专利布局，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根据世界經济论坛发布的报告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囊括了80%以上的制造业增加值。在我国，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都参与到世界产业链布局里面，但是我们的利润是有限的。我们用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代价换回了有限的利润，可是却永远没有在产业布局的整体上运筹帷幄。就像在地道里面，不知道地道是怎么布局的，只能够为寻找眼前的出路跌跌撞撞。

在太空布局上，2019年NASA发布正式公告，将在2024年实现重返月球计划，并准备在月球上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基地，这是让人们学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和工作，为人类首次登陆火星的长期任务做准备。美国不仅在民用领域提前布局，更是在太空军事化的道路上“孜孜不倦”。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签署“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时指出，在太空仅有“美国存在”是不够的，我们在太空中必须拥有“美国统治”。2019年12月，美国通过的《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正式批准建立天军，作为美国的第六军种，这是美国企图将太空军事化的重要一步。美国将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作战体系，时刻准备将竞争国家的航天器清出轨道。不久前，马斯克宣布将星链计划原本1.2万颗的卫星数量增加至4.2万颗，这一数量是目前在轨卫星数量的20多倍。可以这样说，在未来，“基站”等都已经被布局在太空之中，将彻底改变人类生存、发展及军事战争的各类形态。

在网络发展上，自1969年美国“阿帕网”建立以来，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互联网已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根据2018年第三季度全球互联网数字发展报告可知，2018年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互联网的网民数量已超过41亿，而同期的全球人口数量大约为76亿[2]。这意味着全球有超过2/3的人口已经加入到互联网中。50年间，美国逐步掌握核心资源，主导行业发展，攫取高额利润，建立网络霸权，一步步登上网络空间金字塔的顶端。正如特朗普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互联网作为美国的发明，应该反映我们的价值观。”严格推算，我国计算机的联网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举国之力来完成型号工程的，当时的研制任务分配在全国各地，这就需要把计算机联起来，因此，这种思想我们早已经有了。但是各种思想的桎梏，使我们无法跨越美国互联网的陷阱，让美国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逐步掌握了网络世界的话语权、利益权、传播权等。

长期以来，美国都习惯性预设假想敌，在美国的逻辑里，存在一个“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赶超美国的可能时，美国就会将其定为竞争对手，千方百计去遏制，包括：冷战时期的苏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当前的中国[3]。1976年1月，《时代》周刊首次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刊登出来，向世界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今天，这个问题似乎仍然萦绕在美国人的心头。如果我们将这一切的一切联系起来，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70年来美国玩了什么？就是一种组织管理的技术，布局全球资源、市场、规则，以维护其霸权逻辑，我们可以称之为“灵巧管理”或是“聪明管理”。今天，我们看到，美国也开始产生了“冠军焦虑”，各方矛盾凸显，霸权地位难以为继[1]。在多边关系上，美国违反国际公约，拒绝履行国际责任，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等国际协定，导致维护和平的国际机制面临巨大挑战。在双边关系上，美国与昔日盟友渐行渐远。随着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方针的提出，其在国际上实施了战略收缩，美国减少了对欧洲等国家的经济支持，与欧盟、日本等国渐生嫌隙。结盟对抗、零和博弈、利益冲突，世界乱象层出不穷，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多重矛盾积重难返。这些世界性难题不仅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复杂与人本身的浮躁，更反映出整个社会运行系统的不稳定和不协调。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命运将何去何从，不断考证着人类的智慧。

“恃剑而生者，最终死于剑锋”。我们还要继续走“西方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的老路吗？我们还能够幻想“唯西方模式马首是瞻”吗？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4]，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倡议。环顾世界历史，我们没有可以照搬的经验，我们必须用中国理论回答世界难题，用中国智慧引领世界前行[5]。

2 中国道路下的时代抉择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几乎处于绝境。集体化组织的农业生产几乎无法满足中国巨大的人口需求，人均粮食消费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基本相同。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 679亿元;2018年，中国已经站上90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40年来，中国市场主体增长200多倍。非公有制经济从“有益的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再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40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2.8倍。从温饱到小康，7.4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人类发展史上绝无仅有。40年来，我国曾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进行了“最有勇气的制度实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展奇迹”[7]。

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造就了中国40年的“经济辉煌”，但我们不得不看到“虚胖”带来的种种乱象。近年来，高房价问题、股市问题、腐败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都是当前国内复杂矛盾的主要内容。我们也不得不警惕，为了防止技术突袭而陷入的技术陷阱。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甚至大有取代相当一部分人类工作之势。但是从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机器、算法和算力来看，“机器”依然只是利用强大的“算力”和人为设计的“算法”，进行重复性劳动的工具。只有当生物技术与机器技术共同取得突破的时候，才能迎来人们真正渴望的“智能时代”。事实上，当我们对科学理解不深、技术还有待突破、工程还不成熟，产业更是无从谈起时，科技创新体系化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就急于求成、好大喜功，很容易陷入被利益绑架的局面，遭到技术名词的轰炸。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有改革的冲动和愿望，但如何改？改什么？没有准确的方向，只知道要“过河”。当时，有两种改革方案：一种方案是以经济学家为首的总体设计方案，这一方案提出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摸着石头过河”;另一种方案是以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为首的总体设计方案，也就是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并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寻找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避免“拍腦袋”决策带来的失误。这就是钱学森提出的与“摸着石头过河”完全不同的“过河”方法。

当年，有人问钱学森，回国以后在武器装备制造业取得成就的原因是什么？钱老回答：他遇到了好的时代，遇到了好的领袖所以才能成就今天的事业。今天，我们遇到了好的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系统工程”的重要性，系统工程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8]。2019年12月10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找动态平衡。目前，国家已经设立了包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等在内的至少18个以“中共中央”为中字头的领导小组，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类问题进行顶层设计与全面布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的新局面。

如果说，70年来美国的核心利益和利润的取得是通过管理革命实现的，通过管理和布局世界的人财物进行顶层设计而实现的，那么，我们把它定位为一种“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布局了世界70年。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自信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自信，我们的祖祖辈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想，从孔子的“克己复礼”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从孟子的“仁政”思想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这一切无不表明着中国长期以来怀抱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观念与“和”文化思想，这就是我们的“软实力”。我们要学会将“软实力”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支撑“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思想文化的“软实力”不仅仅使我们认识世界的水平得到飞跃，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孕育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乃至管理革命，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变革。这其中蕴含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钱学森早在30年前就告诉了我们答案：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会引发科学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会引发技术革命，这两种革命将带来全社会生产体系和经济结构的飞跃，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引发产业革命，进而带来一部分上层建筑的变化，从而引发社会革命。四种革命交替相生，循环往复，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科学革命发生的最直接原因就是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瓶颈，这将迫使人类产生新的思想文化革命（如文艺复兴），进而引发新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直到再一次遇到瓶颈，催生新的思想文化革命。钱学森提出，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迫切需要一次新的文明转型（第二次文艺复兴），中国将发挥“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主战场作用，通过“系统论”的发展应用，使人类把握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实现跨越式的提升，从而引发新的产业革命。

3 穿越迷雾中的智慧光芒

动荡的世界呼唤时代的智慧。钱学森最伟大的贡献，恰恰是找到了打开人类文明转型之锁的“钥匙”。钱老去世以后，一封群众来信到了中央信访局，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忘了钱学森，应该继续学习和发扬钱学森的精神。这封来信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于是由中央办公厅牵头，中组部、中宣部等若干个部门发布了专门的文件，要求挖掘学习传承钱学森的时代精神。随后的几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20多家单位发起了“口述钱学森工程”。经过经年累月的史料查阅、走访调研，我们发现钱学森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他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似乎已经跨越时代、传递千秋。

众所周知，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组织领导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在美国取得的研究成果，已使他蜚声世界。他第一个促进了火箭喷气推进技术在航空领域应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他第一个提出“火箭客机”的概念，为世界上首个航天飞机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第一个提出“物理力学”，即促进了量子力学、应用力学、原子力学发展的全新学科。他第一个提出“工程控制论”，创造性地将控制论、运筹学、信息论结合起来。尤为重要的是，1945年，钱学森学作为美国国防部34人科学咨询团的重要成员，是唯一的非美国裔成员，执笔撰写了《迈向新高度》报告13卷中的7卷，以及大部分的技术附录。这一报告勾画了美国火箭、导弹、飞机未来50年的发展蓝图，被誉为“奠定美国在军事领域绝对领先地位的基础理论之作”。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专门致信钱学森，对其杰出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赞扬。

钱学森1955年10月回国后，在我国经济、技术水平都极端落后的情况下，立马登鞍，殚精竭虑，开启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壮丽篇章，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壮举，让我们国家的命运就此改写。1956年，他受命负责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并兼任院长;1960年，他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1964年，他指挥了中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东风二号”飞行试验;1966年，他协助聂荣臻组织实施了我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1970年，他牵头组织实施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任务;1971年，他组织完成“实践一号”卫星发射试验，首次获得中国空间环境探测数据;1980年后，他先后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洲际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和“东方红二号”发射任务……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的是，钱学森的貢献远没有定格在航天工程实践上，他还是一位战略家。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挽历史之狂澜，搅时代之风云，一次又一次在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抉择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导弹之问”，开国防工业之先河。1955年，钱学森归国后，中央即安排他考察我国工业基础最雄厚的东北。当时，陈赓大将问他：“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他坚定地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实际上，通过这次考察，他认识到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落后，面对缺钱、缺人、缺技术的困境，担当起航天事业的领导者。事实证明，他在经济一穷二白、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创造了“八年四弹”的科技奇迹。

“空天之问”，做两弹结合之先驱。1956年，在国防工业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上，认为应该发展导弹的钱学森与支持发展航空工业的许多军方高层产生了分歧。钱学森面对当时一些将帅的质疑，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飞机与导弹最大的不同，就是具备“有人参与”的特性，而一旦涉及人的因素，就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对技术水平、工业基础、综合国力的要求和代价，要比发展导弹高得多[9]。飞机有人驾驶，而且需要反复使用，各个部件都必须过关才能保证安全。导弹就不同了，它是自动寻找目标，而且是一次性使用，即使我们工业落后，不能确保每一个部件是最好的，但根据系统工程原理，把一般的部件组合起来，同样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新中国做出了研制“两弹”的战略决策。

“风洞之问”，抢太空探索之先机。1985年10月我国开始大裁军，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决定从绵阳的气动中心开始，研究机构精简甚至有裁撤的可能性。由于存在很大争议，中央经反复讨论仍没有决定。在一次会议之后，邓小平请钱学森留下，与他探讨风洞建设问题。邓小平问：有人提出，计算机发展到今天，气动性能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来求解，是不是就不需要风洞了？钱学森答：是有这种可能。但计算机的速度目前还达不到这个地步。即便是将来计算速度和软件技术提高，风洞试验还是需要的，要看看计算的模拟结果符不符合试验的结果。邓小平问：听说由于气动中心吹风需要大量电能，已经影响到西南地区的工业生产了？钱学森答：如果我们走美、苏研制航天飞机的高马赫数、高雷诺数的路子，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可能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用电;但我们不主张走美、苏大型风洞的路子，而是发展激波风洞、走短脉冲的道路，以节约投资和电能;而且，风洞开机的时间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只要不做试验，就可以不用电能，不影响当地的工业生产。钱学森的一席话，打消了中央疑虑，对气动中心的“免死”起到了关键作用。

“机船之问”，开载人航天之先路。1989年，面对当时航天领导层关于发展“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的战略之争，尽管钱学森早已不在一线领导岗位，别人就载人航天方案征求他意见时，他写下了“应将飞船方案也报中央”，这掷地有声、字字千钧的十个字，再次为航天事业提供了最科学的方案。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如果要搞载人，那么用简单的方法走一段路，保持发言权。”以当时的国力和技术，航天飞机技术仍旧过于复杂和先进，如果选择“航天飞机”的道路，中国载人航天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也不会拥有世界航天大国的话语权。

事实上，更多人不了解的是，钱学森还是一位思想家，是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创始人。曾有人这样评价钱学森：“作为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属于20世纪;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钱学森属于21世纪。”199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授予中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而钱学森是这一荣誉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者。钱学森在领奖后说过这样一句话：“‘两弹一星工程所依据的都是成熟理论，我只是把别人和我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成熟技术拿过来用，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应该这样做，系统工程与总体部思想才是我一生追求的”。钱老十分自豪地称系统工程思想和总体设计部为“中国人的发明”“前无古人的方法”“是我们的命根子”[10]。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钱学森在长期指导中国航天科技工业的过程中，开创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这其中，包括“总体协调、系统优化”的最佳原则，也包括“一个总体部、两条指挥线、科学技术委员会制”的管理模式。周恩来总理曾对钱学森说：“学森同志，你们那套方法可以介绍到全国其他行业去，让他们也学学。”钱学森一直牢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在晚年重回学术理论研究，开启了“创建系统学”的探索，开辟了系统工程的“中国学派”。他创造性地将“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提出了“系统论”。正如钱学森本人所说，我们所提倡的系统论，既不是整体论，也非还原论，而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系统论强调从系统整体、动态等观点出发，如实地把研究对象视为完整的有机体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把定性和定量结合起来分析和处理问题，从而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提供了一套崭新的方法论原则和程序。系统论既避免了“还原论”思想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矛盾;也避免了“整体论”思想中“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弊端。

他将这套思想理论和工具方法应用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取得了经世致用的效果。1983—1985年，航天710所在钱老的指导下，最早运用系统仿真的方法，在当时的大型数字计算机B6810上进行了105种政策模拟，完成了财政补贴、价格、工资综合研究以及国民经济发展预测工作，为中央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支撑。在沙产业中，钱学森提出了“多釆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一整套指导思想，并将其应用在甘肃张掖地区。一位长期在内蒙古赤峰地区防沙治沙的世界级治沙专家远山正瑛说：“你们打败了我！我从事治沙几十年了，虽然不敢说自己是世界第一，当个世界第三、第四的资格还是有的。但是今天看了你们的成果展示，发现你们的方法思路比我高明得多”。同样，以色列的农业专家到中国参观后，面对治沙成果也是阵阵惊叹：“像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世界上百年一遇的大科学家，就是真主阿拉送给你们中国人的最宝贵的礼物。”

不仅如此，医学和教育也是錢学森晚年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探索的领域，他的观点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钱学森把人体作为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医学的四个层次，即：治病的第一医学、防病的第二医学、补残缺的第三医学、潜能开发的第四医学。钱学森概括出的这“四个医学”的观点，让医学权威吴阶平院士赞叹不已，他说，“我行医几十年都概括不出来这个结论。”人的潜能开发不仅是个人体医学问题，更重要的是教育问题。钱学森提出的“零岁起步、人机融合、缩短学制”的“大成教育”思想，为解决我国教育体制中总是“冒”不出人才的问题提供了良方。钱老的医学探索是治身，大成教育是治心，所以“身心兼治、融合提升”才是系统工程对于解决人类自身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根本之道。钱学森指出，系统科学是21世纪中叶兴起的一场科学革命，而系统工程的实践又将引起一场技术革命，这场科学和技术革命在21世纪必将促发组织管理的革命。

4 系统思想下的智库建设

钱学森的一生折射出太多太多的侧面，所以有人评价他是“三维”科学家，有人认为他是战略科学家，极少的人能够意识到他还是一位思想家。对于我而言，他一生为美国、为中国甚至为世界做出的贡献，都是作为“智库”为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提供的“智库方案”。事实上，钱学森也正是现代智库的创始人之一。钱学森将他的智库思想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带回到中国这片土地，并在其晚年深深扎根于中国航天十二院（简称“十二院”），这里成为他将航天系统工程扩展到社会系统工程的思想策源地。20世纪80年代起，钱学森在十二院前身之一的710研究所开办了长达7年半的“系统学讨论班”，开启了创建系统学的工作。为此，710所沿着这一思路，开创了系统工程理论和实践的多个先河，这也就是钱学森智库的缘起。在这里，钱学森创造性地把航天系统工程推广到社会系统领域，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论”，特别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及其实践形式——综合集成研讨厅，对“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进行了超前探索。

在十二院，综合集成方法在经济社会领域进行了最早的成功实践。完成了财政补贴、价格、工资综合研究、国民经济发展预测等决策咨询成果，获得时任国务院总理的高度肯定。十二院是中国第一个大型计算中心——华丰计算中心的依托单位，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国际互联网专线——北京至维也纳卫星数据线路，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实现全国联网的计算机网络。可以说，十二院从诞生之时就拥有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的基因，并在发展中逐步传承、积淀、发展。

十二院是钱学森思想的重要传承者，是钱学森智库的第一践行者。2016年3月，经中央批准、中央编办发文，在原航天707所、710所等五家单位的基础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二研究院正式重组成立。新的历史交汇期，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系统性思维”的强调，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的号召，面对710老所长宋健对我们寄予的厚望，建院之初，我们明确要走出一条体现钱学森系统工程优势且“深、广、久、独”的发展道路。战略上，我们竖起钱学森系统工程这杆旗帜，运用系统工程方法，推广航天成功做法，服务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战役上，我们积极履行“建设钱学森智库;支撑航天，服务国家;成为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平台”三大使命。战术上，十二院在钱学森智库的引领下，努力培育新产品、新业态、新动能，重点打造了“智慧业态、先进技术转化业态、军工业态”等三大业态，实现创新发展。

十二院以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为指导，以“六大体系、两个平台”为核心，以“钱学森综合集成研讨厅”为实体，以“钱学森论坛”为扬声器，以“钱学森教育”为播种机，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高质量、多层次支持。打造了以“钱学森综合集成研讨厅”为核心的智库基础设施。十二院在钱学森提出的“专家体系、知识体系、机器体系”的基础上，完善形成了钱学森智库“六大体系、两个平台”，即“思想库体系、数据情报体系、网络和信息化体系、模型体系、专家体系、沟通交互体系以及机器平台、指挥控制平台”。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重大决策，为航天和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建设的“钱学森综合集成研讨厅”，用于重大项目研究、论证和顶层设计。在战略规划、情报研究、系统论证方面，形成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成果，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策提供支持，形成了一批发挥重大作用的决策咨询成果，获得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以及中央军委有关领导的批示和高度肯定。十二院紧密服务于军、地需求，积极推动与国家信息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建“钱学森综合集成研讨厅”，并实现了“钱学森综合集成研讨厅”在安徽淮南等地的建设运行。

打造了“钱学森论坛”这一智库“发声器”。十二院先后举办了以“一带一路”、雄安发展、军民融合、生态环境、数字中国、创新中国、硬科技等为主题的19期“钱学森论坛”及6期“钱学森论坛深度研讨会”。汇聚了数百位院士、近万名专家参与，为发展改革建言献策。获得了中央及地方媒体的广泛关注，仅2018年一年时间，媒体报道数量即达百余次，其中，央视报道11次，新闻联播报道2次。2019年10月和11月分别在西安和长沙举办了以“硬科技产业”和“空间信息产业”为主题的两期“钱学森论坛”。西安市市长李明远、湖南省副省长陈飞以及数十位院士、将军、专家出席了论坛。无论是现场人数还是在线观看人数都创出新高，产生了热烈的社会反响。在西安论坛举办后的3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就明确提出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这充分彰显了十二院作为智库的思想引领和支撑决策的重要作用。

培育了以钱学森教育思想为指导的教育产业。十二院不断传承和发展钱学森教育思想，积极探索“零岁起步、人机结合、学制缩短、公私平等”的教育创新理念，推动钱学森学校、钱学森学院、钱学森班建设，为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努力，尝试回答“钱学森之问”，解开萦绕在我们心间的教育“心锁”。目前，十二院与多个地方合作，共建设7所钱学森学校、4个钱学森学院、50个钱学森班。依托西安交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建设了钱学森学院，依托陕西、山东、浙江、安徽等多地中、小学建设了钱学森班。

“真理穿越时空，经典跨越国界”。多年过去，钱学森的光辉仍未褪去一丝一毫，始终指引着一代又一代航天事业探索者的步伐。Space X公司为了纪念钱学森而设立“钱学森会议室”。在钱学森诞辰101周年纪念日，其创始人马斯克曾发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始人钱学森生日快乐！”钱学森属于中国，钱学森的科学精神属于世界。不仅如此，世界权威学术期刊《Science》先后于2016年和2019年两次为钱学森智库出版专刊，以钱学森智库的视角探索系统科学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及实践意义，对十二院发展钱学森系统工程理论方法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进一步发挥智库作用，助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今天，钱学森智库正是为支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当探路者、急先锋、马前卒，也时刻准备着成为“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践行者、推动者、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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