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我不会给你写信》中讲述了两代人在青春岁月里和信有关的故事。有读者看完后告诉我，长这么大，他们没有正儿八经写过信，也没有收到过信，很是羡慕故事里的人有那样一段写信、等回信的经历。他们问我，你写过信吗？你写的第一封信是给谁的？我当然写过，还写了很多，给五湖四海的朋友，我们在信中聊文学、聊心事、聊梦想。至于第一封信……应该是写于1992年冬天，给坐在我后面的女生艳。那年秋天，因为爸爸工作调动，我转学到了家附近的一所小学上六年级，姐姐则去了另一个镇上的中学念初三。尽管面临中考，姐姐还是忙里偷闲，和原来的好朋友们保持联络。她们写信，给信纸喷一点儿花露水，再在信纸里夹上一片树叶或是一朵花。她们也会记得彼此的生日，互寄贺卡。一天晚上，姐姐写完作业，在台灯下埋头写贺卡，没写几个字，就听她大叫一声，把笔重重地摔在桌子上。原来，她写错字了，这张卡片报废了。那时我和姐姐的零花钱很有限，买零食也好，文具也好，都是要精打细算的。一张卡片本就不便宜，更何况这张卡片一打开就有“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传出，比普通卡片贵上好几倍，就这样扔了实在可惜。我便向姐姐要了来，说，我能让它派上用场。姐姐的好友名字是“燕”，姐姐手误写了“艳”。恰好，坐在我后面的女生就叫“艳”，“亲爱的艳”，顺着这个开头写下去不是正好吗？

巧的是，艳正好下个月过生日。我在卡片上写了洋洋洒洒一段话——“我能给的不多，唯有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轻轻道声生日快乐”，诸如此类。然后把它装在信封里，用胶水粘住封口，悄悄地放在艳的课桌上。我并没有想到这是艳长这么大以来收到的第一封信、第一张贺卡，她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送生日贺卡、邀请同学参加生日会在我原来的学校很常见，我以为这座小镇上的学校也应如此。可是我错了，学校附近没有书店、礼品店，大多数同学没有见过生日贺卡，更别说是带音乐的了，它太时髦了。艳打开它的一瞬间惊呆了。看着艳眼里盈盈的泪光，我在高兴之余多了一份愧疚。

等明年艳生日，我一定专门为她挑一张贺卡，我不会再拿一张姐姐写坏了的贺卡来当顺水人情，我保证！我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一个月后，我过生日了。早上一进教室，我发现自己课桌上空空如也。我看了看坐在后排的艳，她正埋头看书，没有和我打招呼。哦，她忘了我的生日，雖然本来也没太多期待，但那一刻我还是有些失落。

中午回家吃过饭后回到学校，我发现艳的座位是空的。因为早已习惯一进教室就看到艳，突然见不到她，我有些心慌。坐在座位上，我的眼睛一直瞥向窗外，用力捕捉艳的身影。

等啊等，终于等来了艳，她看起来是那样疲惫。天寒地冻，她穿着厚厚的棉袄、棉鞋，走起路来有些笨拙。她家离学校远，应该是走累了吧？尽管很疲惫，可是她的眼里又有着即将溢出来的喜悦。她这是怎么了？

谜底很快揭晓了。艳一路跋涉去了遥远的另外一个镇，因为有同学告诉她，那个小镇上有好几家礼品店，东西很齐全。艳带上攒了许久的钱就去了，因为她也想给我挑一张漂漂亮亮的带音乐的生日贺卡。这一路她走了多久？应该是很久很久吧。姐姐的学校就在那个镇上，她每天骑车上学要骑很久。更何况，1993年1月，乡镇没有平整的柏油马路，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水泥石子路；艳的脚上有鸡眼，走路多了脚底板会疼；她没穿运动鞋，两只脚都起了水泡……

在之后的岁月里，我收到过许多精致的、价格不菲的生日礼物，但艳送给我的那张贺卡永远是分量最重的、最让我感动的。

和艳虽然已失联二十多年，但我还能清晰记起她乌黑的眼眸、腼腆的笑，我们在放学路上一起交换过的秘密、一起憧憬过的未来。也许，我们时常会想起少年时光，是因为在那段时光中我们都有过敞亮的真心交付，结交过真挚的少年，给过彼此温暖。那份温暖是之后漫长岁月里最好的慰藉，每每想起它，心里又像有了一团火，能驱散所有的阴霾和沮丧。

（选自《新民晚报》2020年10月9日）

庞婕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她从中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出版有“庞婕蕾·风信子悦读坊”系列、“了不起的小叶子”系列、“梦想集结号”系列等四十多种书。作品曾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上海作协年度好作品奖等奖项。她期待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看更多的风景，走进更多人的内心，写下更多有生命力的故事。